俄罗斯和波兰的卡廷事件
1943年4月26日俄波断绝外交关系
1943年春，西方各盟国全神贯注于作战任务，对于来自条顿人和斯拉夫人互相残杀已有许多世纪的地区所发生的严刑拷打和大屠杀的报道，无暇作出深思熟虑的判断；而且多数消息是相互矛盾的。人们还觉得盟国间的合作关系已经够难维持的了，任何不利于合作的事最好放在一边，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再说。可是，1943年4月13日柏林电台传出了一则使西方人的情绪大为震动的报道，它透露，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发现一批埋有成千上万名波兰军官的万人冢，这些军官是被人有步骤地、熟练地用手枪从脑后枪毙的。这则广播说，墓冢里共有一万多具尸体，这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兽行”的典型例子，这些屠杀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1940年春天干的。起初，西方人简直不相信那些曾在华沙犹太人区和其他地方干了那么多暴行的纳粹所表现的对俄国人的义愤。但是对波兰人来说，这个报道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这是别人很难体会的。因为被这样杀害的那几千个人，正是波兰军事和知识界的领袖，他们本来很可以在建立未来独立的波兰的事业中起强有力的作用。不管是谁下的毒手，波兰业已永远失去了这些被害者的才能。
4月初，在华沙的德国人特别召集一批波兰人，向他们发表了这个消息，在克拉科夫和卢布林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然后把这三个地区的九名代表用飞机送到卡廷森林现场，再把他们送回来向他们的朋友证实这项报道。波兰地下组织把这些人的观察报告送往伦敦，并表示相信，那些确是波兰军官的尸体，不过尸体的数目要比德国人估计的“一万多具”要少得多。几天后，另有一批波兰人，大多是波兰红十字会的成员，被送去参观这些墓冢，其中有些人还留下来参与挖掘尸体和认尸的工作。在这批代表访问之后，波兰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相信了死者的身分是确凿的，但拒绝派代表到德国的战俘营去散布这项消息，德国人于是强行“组织”一批批波兰战俘去访问现场。
纳粹在4月13日宣布这一发现时，对这样一个败坏俄国人名誉的机会感到如此兴高采烈，以致他们的报道充满了失真和夸张之处，其中有些报道，由于证据越来越多，他们不得不加以修正；而这很自然地使人们对整个控告的真实性发生了怀疑。
德国人还组织了一个外国记者访问团去卡廷森林，不久，中立国和卫星国的报纸上就开始出现了报道。其中罗伯特·布罗斯写的发表在4月13日一家阿根廷日报上的报道，被轴心国的电台广播了。从这些记者所写的报道来判断，他们似乎相信德国人的说法是正确的。
波兰领袖们过去就失踪的军官问题向俄国人作了旷日持久的、徒劳无功的查询之后，若干时候以来已经无可奈何地相信这批军官已不在人世了，但安德尔斯军中的士兵们对此是不知道的，因此当德国人的发现宣布后，整个军队陷于一片焦虑和沮丧之中。4月15日，安德尔斯向伦敦的波兰政府送去了一份报告，综述了他和他的部下于1941年和1942年间如何徒劳地探听那些军官们的消息，并建议政府领导人要求苏联官方作出解释。他的这个报告和波兰地下组织证实这些尸体身分的报告差不多同时到达，博尔-科莫罗夫斯基曾派自己的组织的一个人员去现场，撇开波兰红十字会，单独进行了调查，他很快就得出了罪责在谁身上的结论。
经过两天的沉默，俄国人在4月15日发表了一份公报，骂德国人“无耻捏造”，并把这次屠杀的罪名推到德国人头上。公报说，1941年这些战俘在斯摩棱斯克以西从事建筑工作，那年夏天，苏联部队撤退后，他们落入了德国人手中。关于德国人提到的那个地区的其他墓冢，公报说，靠近现场的格涅兹多瓦亚村是一个历史上的埋葬场，曾经在那里进行过考古发掘。4月17日由苏联情报局发布的另一份公报说，纳粹可能在1941年就已屠杀了这些战俘，它举出一些理由，说明为什么上层的尸体保存得这样好，并把尸体上发现的文件推到“盖世太保档案库”头上。
波兰人尽管感到惊异，起初还是谨慎行事。4月15日，伦敦发行的一家波兰报纸刊出一篇文章，希望德国人对俄国人的这一指控“将会象过去常见的那样，证明是谎言”。可是到了4月17日，波兰人不再讲究谨慎了，波兰国防部长库基耶尔发表了一份公报，叙述了失踪军官事件的始末以及波兰当局为了从俄国人那里获得这批军官的下落所作的长期努力。公报说，从来没有得到过答复，因此，虽然波兰人对于德国人宣传中的撒谎已司空见惯，但根据他们早先注意到的情报，波兰政府已与国际红十字会联系，以便使这些指控“由一个合格的国际机构来加以鉴定”，并已要求派一个代表团到现场去。同一天，伦敦的波兰政府在一篇声明中公开证实了这一意图，这篇声明还提到纳粹的某些暴行，这就在道义上使纳粹无法从这个事件中捞取“政治资本”。同时波兰红十字会代表在瑞士把波兰政府的这一请求交给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位代表。就在这之前不到一小时，德国的代表作了同样的请求。
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由于各种相互牵连的问题，波苏关系已有相当一个时期处于紧张状态。自从安德尔斯的军队撤出苏联以来，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使两国政府间的距离每天都在扩大。在当时看来，使波苏关系急剧恶化的原因，似乎并不单单是卡廷事件。但是，当4月19日《真理报》上出现了一篇题为“同希特勒勾结的波兰人”的社论时，波苏关系发生了这种剧变就很明显了。这篇文章猛烈攻击波兰流亡政府附和“希特勒分子的卑鄙挑拨”。文章提醒人们注意德国人干下了那么多人所共知的暴行，并且要人们注意在这个事件中有人企图把罪名加在“犹太人民委员”头上，因此，文章说，波兰同红十字会的联系(在德国同该会联系的同时)必须看作是“对希特勒分子的挑拨的直接和明显的帮凶行为”，文章说，波兰民族并不相信这些污蔑，并以厌恶的心情唾弃这些与希特勒勾结的波兰人。
这篇文章引起了国际上的轰动。西方盟国的新闻界人士当时正全神贯注于战争的进行，没有注意到波苏交涉的背景，深恐这次事件会引起波苏关系的危机。在他们看来，波兰人似乎选择了一个特别不适当的时刻帮助了敌人的宣传，并且对一个友好的盟国作了如此激烈的指责。然而西方报纸的评论并没有能阻止波兰外交部长在4月20日正式要求对失踪军官的命运作出解释。4月20日，塔斯社确认《真理报》的社论是与苏联官方意见一致的，并又一次攻击波兰流亡政府中的“亲希特勒分子”恶化了与苏联的关系。
4月26日，波兰驻苏大使被召到外交人民委员部，由莫洛托夫交给他一个照会。照会说，波兰政府没有向苏联政府询问或请苏联政府解释，就“背着苏联政府”与德国人同时采取行动，一起要求红十字会作调查，并“以同样的方式”搞报纸宣传运动。既然他们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以致走上了与希特勒政府沆瀣一气的道路”，并对苏联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因此，俄国人“决定中断与波兰政府的关系”。
事态的这一变化使英国人和美国人吃了一惊，他们当时表明，他们更关心的是怎样弥合分裂，而不是去判断谁是谁非。报纸舆论对联合国家的两个成员国竟发生不和，对波兰政府竟作出如此错误的判断，即在战争的这一关键阶段，在盟国间的合作必不可少的时刻，居然根据德国人所提出的指控掀起争端，表示深为遗憾。《纽约时报》认为俄国人和波兰人都落入了纳粹的圈套。它批评波兰人不该提出这个争端，俄国则不该贸然中断关系。《泰晤士报》只批评波兰人，说他们助长了戈培尔的这一胜利。外交界开始了紧张的努力来弥合这一破裂。4月27日和28日，西科尔斯基、丘吉尔、艾登和美国驻伦敦大使怀南特之间举行了几次会议。与此同时，波兰在伦敦的内阁商定了一篇宣言的文本，并于次日发表。宣言说，“在波兰共和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基础上”波兰政府仍希望奉行同苏联友好的政策，还说波兰方面早于上一次公报(1943年4月17日发表的)里就已指出德国人无权妄图利用这一悲剧来达到他们“自己的奸恶目的”，所以没有必要因为有人指责他们同希特勒勾结而为自己辩护。经盟国政府施加更大压力之后，波兰人在4月30日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们认为他们向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的请求由于被德国人用于宣传目的而已失效，丘吉尔因此在5月3日(波兰国庆日)给波兰人的一封信中，赞扬了他们在协同盟国一致抗击德国人方面作出的努力。5月4日，斯大林在书面回答《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记者所提的问题时，宣称他希望有一个强大而独立的波兰，说他愿意在“牢固的睦邻关系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战后关系，因此人们认为事态已有所好转。但是恢复外交关系的任何幻想都被维辛斯基在5月6日打消了。他在一篇对报界的声明中，回顾了自从1941年7月30日的协定签订以来同苏联境内波兰人的关系，并得出结论说，由于波兰人拒绝与红军并肩战斗，又利用分配救济品的便利来从事反对苏联的间谍活动，他们已表现出一种敌对的态度，这一态度“只能成为真正友好亲密的苏波关系的障碍”。
尽管波兰人在5月7日对这些指控作了否认，但争吵的根子显然比关系破裂时所暴露的问题深刻得多。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一心希望关系能够恢复，他们聊以自慰的是，俄国人4月26日的照会中所用的措词是“中断”关系而不是“断绝”关系。
后来的事态发展
国际红十字会由于俄国人不同意作中立的调查而拒绝调查卡廷事件，于是德国政府组织了一个“中立的”欧洲委员会，这一委员会虽然也有中立国瑞士的一名代表，但是主要却是由被占领的国家和卫星国的医务专家组成的。1943年4月28-30日，这些专家在卡廷花了三天时间，据说他们访问了见证人，了解了一直在进行的挖掘和查验工作，并亲自进行了几次尸体解剖，然后在这次访问的调查报告上签了字，提出了法医学上的看法。调查报告中详细描述了这些墓冢、尸体的状况和尸体上发现的物品，同时也发表了他们所作的结论：大量证据表明这些人都是在1940年3月和4月间用相同方式枪杀的。德国人在宣传中试图把这次调查说成是由一个“中立的”团体进行的，但是没有成功，因为大多数的专家来自德国控制下的国家。因此这一调查报告没有对世界舆论产生多大影响。
但是，德国人继续利用这项发现在宣传上可能带来的好处。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们鼓励各色各样的人去访问墓地。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的各个地区，在各行各业的人中间，都组织了这种旅行。德国人把一批批的战俘送到现场。他们鼓励访问者同当地居民交谈。他们还组织大批轴心国和卫星国官兵去参观这个地区，并要求他们用航空信把他们的印象告诉家人。纳粹甚至还拿出一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材料”，试图用这些东西来证实他们的说法。
1943年9月中旬，在德国人被红军逐出这个地区之前，柏林的德国新闻总署发表了他们所收集的证据的详细摘要。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最使人感兴趣，它叙述墓冢的发现经过，还有对墓冢内容的描写。其他两部分是关于向国际红十字会所作的呼吁，以及盟国方面在外交上处理这个事件的情况。
1943年9月，在德国人的这一摘要发表后不久，俄国人收复了这个地区。这一问题逐渐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1944年1月正当俄波边界发生争议的时期，苏联报纸发表了一份由“确定和调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枪杀波兰战俘军官情况的特别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特别委员会由院士、教育家和各种官员组成，在各种苏联法医学专家的帮助下，进行了未经说明多少时间的工作之后，发表了这一报告，以证实苏联关于卡廷事件的说法。据这个报告说，下述说法有事实为证：
以前波兰各次照会中所提到的那批波兰战俘军官，早在1940年春天就由俄国人把他们从科泽尔斯克、斯塔罗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撤出，送到斯摩棱斯克地区的三个“特别营地”；1940-1941年期间他们在那里从事建筑和修路工作。德国人入侵时，这批战俘未能及时撤退，因此在1941年7月落入德国人手中。那年秋天，德国人对逃散在那个地区的波兰战俘进行了严密的搜捕，把他们一小批一小批送到卡廷森林(据这份报告说，在苏联统治下，卡廷从来不是禁区)。就在那里，一个表面上打着“第537工程营”的特种警察队处决了他们。尸体当时就埋葬了，但是到了1942-1943年冬天，由于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德国人决定利用这些墓冢来进行挑拨。他们于是威胁当地的目睹者以便得到假的证词，同时掘开坟墓，拿掉一切写有1940年春天以后日期的文件，并把一些新的材料放在尸体上。1943年3月，德国人从别处用卡车运来很多尸体，放入这些坟墓，借以增加数量，来达到宣传目的。他们使用五百名俄国人干这项工作，后来把他们都处决了。这报告还说，根据法医检验，这批战俘的枪决用的是典型德国方式，发生在1941年的秋天；墓中有一万一千具尸体。
在特别委员会报告中，用一些证人的证词、苏联法医专家的报告以及苏联当局掌握的一些“文件资料”，来证实上面这些说法。俄国人认为这一报告充分证明了德国人的罪责。但是，根据西方的法律标准，证据还是不足的，这一点在1946年纽伦堡审讯时就表现得很清楚。苏联检察官鲁坚科企图要法庭不加讨论就认可这个报告，纽伦堡法庭上的其他法官不同意。鲁坚科的这一企图，以及他在德方证词的对质下两度改变说法的事实，都是苏联方面理由不足的明证；而且，波兰流亡政府手中的大量材料还没有被允许用作证据。纽伦堡裁决中对卡廷屠杀事件避不明确表态，这确是意味深长的。
但是，卡廷事件在1943年所具有的重要国际意义，并不在于是谁(德国人、俄国人还是波兰人)的说法正确。它之所以重要，第一，是因为波兰从一开始就确信这是俄国人干的——不仅同波兰流亡政府有关的那些波兰人是这样确信的，而那些同安德尔斯一起从俄国撤出来的人尤其如此；第二，因为英美政府在面临这一抉择时，采取了偏袒苏联政府反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态度。在当时以及在此后几年中，英美政府都倍加小心，不让公众知道他们所掌握的和波兰流亡政府所掌握的有关卡廷事件的情报。因此，直到好多年以后，这些证据才开始一点一点地传出来。的确，卡廷事件是促成俄波分裂的最终因素；西方盟国在采取了偏袒俄国人的态度之后，现在面临着有必要把这一不可调和的争执弥合起来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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