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历代皇帝中惩治贪腐最严厉的帝王，为何腐败依然盛行！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纵观历史的每一次更替，并不是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而是人心向背的不可逆转。历史在不断兴衰演替，人民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境况也可能反复，但人民要求有人的地位、自由和尊严，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社会和历史的主人的历史创造精神是始终都不会磨灭的，总是要表现出来的。朱元璋是历代皇帝中惩治官员贪腐问题上最为严厉的一位帝王，为何晚明时期却出现了官员集体贪腐最为严重！
明朝是一个特殊的由农民起义建立的王朝，面对，明朝建国之初，贪污腐化现象已非常严重，各级官吏贪赃枉法，疯狂的敲诈勒索人民。大明缔造者朱元璋平生最看不得官员贪污，朱元璋充分吸取元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在肃清吏治、政治贪腐等问题表现出严重的重视、打压、重典惩吏。然而，他又给官员们设定了低得可怜的报酬，使得贪官腐败的现象进一步出现。
应当承认，当时贪官集体腐败的方法之繁复、手段之卑劣、名目之荒谬，我们是无法把握全面的，只能挂一漏万，点到为止。但是在老朱身后，他的子孙们通过变通的方式，给大小官员增加了许多额外收入，这些收入往往被笼统地称为陋规，处于半合法地位，其数额常常是工资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在中央，洪武十八年（1385）有户部侍郎郭桓贪污秋粮案。这是当时骇人听闻的一桩贪污事件，涉及到许多中央和地方官吏。此案发生后，朱元璋亲自办理，严加惩办，"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死"，"核赃所寄遍天下"。在明朝建国之初，贪污受贿这颗毒瘤就已侵蚀着这个新生政权的肌体。不过，由于朱元璋吸取了元亡的教训，加之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深知贪官污吏为害之烈，因此采取"重典治吏"，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反贪运动，从而极大地抑制了贪污腐化现象的滋生和进一步繁衍，使明朝前期一百年中政治还算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史载："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百余年。"
随着政治的腐败，加之商品经济的刺激，明中期之后贪贿现象日益严重。早在处于明代前中之交的正统年间，贪贿腐化现象就已死灰复燃。宦官王振就是当时著名的大贪官，他把持朝政，公开卖官鬻爵，大肆收受贿赂。江苏江阴县富家子弟徐颐，胸无点墨，因向王振行贿而当上了中书舍人，京师人们称之为"金中书。地方官朝谨也必须向王振行贿，史载："每觐期，振不问何品官，能具礼者，多至千金，少则百，悉得达，然必千金始得一醉饱而出，门昼夜不得合。"
官员们的日子应该很好过了，但人是不知满足的动物，更何况每逢改朝换代之时，约束人心与行为的道德伦理，往往会被及时行乐的欲望所击溃。当“千里做官只为财”、“纱帽下面无穷汉”之类的理念成为官场上下奉行的人生准则时，即便朱元璋重生，使用更加严厉的酷刑，恐怕对中国古代“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吏治也会束手无策。 因为，透过史料我们不难看出，晚明官员们的黑色收入，除了历朝历代都免不了的下级向上级打点进贡，以及利用工作之便贪污国家款项这种普遍性贪腐外，还存在许多闻所未闻、鲜为人知的捞钱方式、敛财手段。
随着吏治的日益腐败，内阁首辅往往利用手中权力大肆贪污受贿，他们干预六部事务，卖官鬻爵，贪赃枉法，侵吞公款，收受贿赂，劣迹斑斑。严嵩可以说是利用首辅之权大肆贪污的典型。严嵩为嘉靖年间的内阁首辅，他盘踞要津达二十年，唯知一意媚上，招权纳贿无孔不入，史载："严嵩之纳贿，实自古权奸所未有。"严嵩倒台后，籍没其家产，得金 32960 两，银205500 两，其他珍宝玉器无数，超过了皇室珍藏。这些家产大部分是贪贿而来。
明制规定，地方官三年一次进京朝觐，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借机考查官吏，这是京官发财的大好时机，各地方官吏纷纷向他们行贿，有的甚至公开索贿，因此明人把朝觐之年称做"京官收租之年"。新官上任也要向京官行贿，由于当时贿赂之风盛行，京城竟出现了一批专门向新任和朝觐官吏放债的高利贷者，时人称之为"京债"，如某州新太守上任时 ，"只身而来，有京债十人随入衙中"。利用地方官朝觐和新官上任收取贿赂是大部分京官通行的敛财手段。除此之外，各部还有自己独特的贪污纳贿方式。
上行下效，地方官吏也都大肆贪污受贿。督府和布按二司之类的大僚主要是收受州县官吏贿赂。贪污钱粮是州县官吏敛财的主要方式，明代地方财库中都有"存余考积"，即一地岁粮中除起运、存留外，剩余米若干、银若干，作为当地的储存，以留待额外派征。明初，由于吏治清明，这部分资金一般都能得到合理使用，如"存余考绩"除留待额外派征外，"如仍有存余则归入下年度银粮数内，偶遇减征之类，以此补足"。但明中后期随着吏治的腐败，州县官吏明目张胆地把这部分资财据为己有。
贪贿现象严重相伴随的，是行贿手段多种多样、不断翻新，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中后期贪贿现象的恶性发展。一旦明朝变为失去公信的国家、明朝成为失去民心的政府，就离被人民抛弃的日子不远了。历史已无情地证明了这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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