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二战影视剧里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形象
当我们在嘲讽、吐槽、批判抗日神剧”的同时，那场战争的另一个主角日本也在影视作品中表现着不一样的侵略战争。
数十年间，日本影视剧中的这段历史，虽鲜有雷人猎奇、粗制滥造，却也经历了从清晰到模糊、从反思到歌颂的变化。
战后至上世纪70年代，因和平宪法的制定、左翼思潮汹涌、日本各界对和平来之不易的真切感受等，日本涉及二战的影视作品大都呈现出对战争、军国主义的深刻反思。
代表作有反战巨匠小林正树拍摄的《做人的条件》6部曲（1959-1961）、《战争与人》3部曲（1970-1973）、以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为主角的《激荡的昭和史·军阀》（1970）、揭露“731”人体细菌实验的《帝银事件》等。
这些影片不避讳刻画日本军队的凶残及其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同时分析战争泯灭人性的原因，其中多部影片是根据参与侵华战争的老兵的回忆录或战殁者手记拍摄而成。
如《战争与人》3部曲涉及了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描绘了日军在朝鲜和中国台湾、南京、华北的大屠杀，对日军残杀手无寸铁的村民、用共产党战俘练习刺杀等，也做了血淋淋的刻画和忏悔。
对于中国军民抗日情节，这些影视作品大多以正面形象呈现。在电影《做人的条件》中，有中国共产党带领劳工起来反抗日军的场景，也有抗日战士被残杀后日军被骂是“日本鬼子”的情节。
而《战争与人》不仅敢于批判当时还在世的裕仁天皇，还让日本演员扮演的八路军呼吁“中华民族应该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及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这一时期的影片，还对日本为何发起战争、为何在军国主义泥潭中越陷越深进行了深入反思。如《做人的条件》中主人公的好友，虽然厌恶战争，但却被“不参军枉为男儿、不效忠政府即不爱国”的观念绑架，在与周边的格格不入和被嘲弄中最终选择了自杀。
创作者借主人公之口气愤地说，凶手不只是嘲弄者和有罪的军队，还有死者的家人、朋友以及整个社会风气，是他们合伙把死者逼上了绝路。
这样的反思相当直接，既不是空喊口号，也不是仅仅指责战犯和军部，而是将镊子深入民族的胸膛。对于这些影片，日本学界和社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多部反战影片还获得日本电影最高奖项日本电影金像奖。
然而，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国内左翼思潮式微，以二战为题材的影片也逐渐减少，对战争的记忆和反思渐渐变得暧昧模糊。
反战影片不再重点着墨于侵略战争对他国造成的伤害，而更倾向于强调“日本也是受害者”、“日本国民也很痛苦”，如《萤火虫之墓》（1988）、《黑雨》（1989）等。
《激荡的昭和史·军阀》剧照
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出现了从民族主义、民族崛起的历史中寻找安慰的“治疗民族主义”思潮，二战题材作品也没有幸免地沾染上这种色彩。
如以明治维新后日本崛起为背景的《坂上之云》（2009-2011），反映战后新财阀崛起的《不毛地带》（1976，2011），以冲绳水上特攻队和大和战舰为主角的《男人的大和》（2005）等。
曾凭借《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摘得日本电影金像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等奖项的佐藤纯弥，后来执导了《男人的大和》，将为军国主义充当炮灰的下层民众美化成保家卫国英勇捐躯的义士。
该片改编自同名小说，原作者称创作起源是“为了给为国捐躯、却被政府用完就丢弃的人们一个交代”，电影也突出了“不可忘记因战争而死去的人”的主题。
上世纪70年代反战巨匠山本萨夫拍摄的《不毛地带》，讲述的是陆军军官一岐正从苏军战俘营回国后重新融入社会过程中内心的挣扎，以及对自己参与过战争、战后又以制造杀人装备为业的反思和痛苦。
《激荡的昭和史·军阀》剧照
2011年该题材被翻拍，新版作品极力刻画主人公的坚毅气质，塑造从帝国军官到民族企业旗手的“民族脊梁”形象。
新版剧将重点放在了对前帝国军人的意志坚强、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等优良品格的刻画上，塑造了以一岐正为代表的一批日本旧军人的高大形象，突出了他们在战后经济崛起中起到的骨干和领导作用。
可以说新版剧完全颠覆了原剧对战争反思的主旨，变成了一部通过歌颂旧军人品质、力图为现代日本人树立道德标杆的榜样剧。
颠覆战争史观，在同样以东条英机为主角的两部电影《激荡的昭和史·军阀》和《尊严·命运的瞬间》（1998）中也能看出端倪。
与前者着力挖掘推动日本走向战争深渊的原因相比，拍摄于远东军事法庭对二战战犯结案50周年之际的后者，将东条塑造成在东京大审判中为维护个人和国家尊严单枪匹马赴战的英雄形象。
尽管在一批具有良知和见识的学者、媒体人士抗议下，这部带有浓厚右翼色彩的影片最终只在制作方东映旗下院线放映，但正如东条的孙女东条由布子所言，“能拍摄这样一部电影，表明时代变了”。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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