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他潜入李鸿章内部当卧底，与袁世凯并肩作战却为何反目成仇？
近代著名“状元实业家”张謇，早年因为“冒籍风波”，在1872年的某个风雨加交的夜晚，逃离如皋城
文 | 杨之
转自“明德史馆”（id:lightofhistory_2015），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1872年，岁在壬申。某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天地间漆黑一片。在江苏如皋县城东门外，一个19岁的书生，穿着破鞋，手提灯笼，神色慌张地沿着城外的壕沟，小心翼翼地前行。壕沟刚刚疏浚过，河岸上堆满了奇臭难闻的淤泥，道路更是崎岖不平。一阵风忽然吹过，他手中的灯笼被扑灭了。没有照明，又担心深陷泥淖。他只好走几步蹲下来，仔细观看前面是否有水光，然后再走，再蹲，再走。从如皋县东门外绕道北门，一路不过二三里，他却走了三个小时。等到了如皋北门朋友家，天已破晓。稍后，他雇了一辆小车，沿着乡间小道，疾驰至南通家中。一路上，他怒火中烧，甚至萌生挥刀斩仇家的念头。又念及家有父母在上，此身事大，不值得与陷害他的仇家去拼命。这个仓皇出逃的读书人不是别人，正是近代历史上著名的“甲午状元实业家”、南通名士张謇。
张謇究竟犯了什么法，要在风雨之夜逃离江苏如皋县城呢？这是由于张謇在几年前的秀才生员考试中，因“伪造户籍”而触犯了大清律例所致。按照南通旧俗，如果家庭三代均无人考中秀才，被视为“冷籍”，其子弟在参加生员考试时，就容易被歧视，难被录取。1868年，张謇为顺利考中秀才，冒充如皋人张驹的孙子，将南通籍贯假冒为如皋籍贯。但是，张謇父子没有料到如皋人张驹原来是泼皮无赖。他在张謇考中秀才之后，就以揭发相威胁，对张謇一家大肆勒索。从1868年到1872年，张謇全家受尽了敲诈与凌辱之苦，不仅经济上遭受严重损失，而且还被张驹等人串通当地“学官”，反复陷害。最后，在正直善良的江苏学政彭久余、通州知州孙云锦和海门训导赵菊泉等地方官的帮助下，张謇才摆脱控诉，重新恢复到南通本地籍贯，到1873年经过清廷“礼部”的核准，允许其“改籍归宗”，总算结束了这场“无妄之灾”。
二十几年之后，张謇高中“甲午状元”，功成名就的他在回忆其早年这段“无妄之灾”时，仍然潸然泪下。这一经历让张謇真切地体会到人世间的冷暖炎凉，对他的人生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让他变得更加嫉恶如仇，更加懂得悲天悯人，张謇的忠孝品格也从中得到了锤炼。张謇的青年时期，正处于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新一代“清流集团”崛起的时代。当时，清流派有南北之分。北清流之代表人物为河北高阳人李鸿藻，而南清流的代表人物为江苏常熟人翁同龢。尽管南北清流自分门户，但是在政治操守上都是一致的，都“重礼法”、“崇俭德”、“嫉贪佞”、“恶鄙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謇在遭受“冒籍风波”后，更加嫉恶如仇，而清流派的政治主张正好符合了他的扬善惩恶的社会心理愿望。
清代著名的“南清流”领袖翁同龢，他笼络淮军幕僚张謇，让张謇成为潜伏在淮军将领吴长庆军营中的一个“策反”工作者
张謇家庭本属于南通的小康之家。但冒籍风波，几乎让他倾家荡产。为了改变家庭生活窘境，1874年张謇开始了他的幕僚生涯，时年21岁。他最初的“幕主”是孙云锦。这一年，孙氏调任江宁（今南京）发审局，参与案件审理。这年4月18日，在孙云锦的介绍下，张謇认识了驻军南京浦口的淮军将领吴长庆。吴长庆是李鸿章淮军中少有的儒将之一，“谈吐风雅”，对张謇赏识有加。由于孙云锦的发审局人事复杂，张謇苦不能为，于是在1876年成为吴长庆的淮军幕僚，一呆就是八年（从1876到1884年）。
在这八年中，张謇虽置身淮军大营，却与清流派领袖翁同龢等人建立了密切关系，并成为翁同龢一派借以“离间”淮军集团的一位重要“中间人”。作为周旋于淮军集团和清流集团的一位“卧底”，张謇是如何获得了清流派的信任，并最终成为翁同龢派系的一个“死党”呢？究竟是何种因素让位极人臣的“帝师”翁同龢如此看重张謇呢？欲知其中内情，需要了解翁同龢与他的“南清流”。
安徽省庐江县吴长庆故居
张謇之所以能够成为清流派翁同龢所竭力笼络的对象，主要原因就是他的吴长庆淮军“幕僚长”身份。张謇是吴长庆的心腹幕僚，清流派翁同龢等人久居朝廷中枢，却一直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这是他们政治上最大的“软肋”。而张謇的家乡南通与翁同龢的家乡常熟，隔江相望，清末官场最重视地缘情结。如果联络张謇，就可以争取淮军吴长庆的支持。因为吴长庆不是李鸿章的“嫡系”部队，他长期处于历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沈葆桢等人的直接管辖之下，故而他的“庆军”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吴长庆最为仰慕曾国藩和左宗棠，喜欢“养士”，其幕府中延揽了许多学者和名士。在清流派翁同龢看来，大有可能争取的余地。而最合适的中间人，就是他的江苏老乡张謇了。
清流派之所以要物色张謇作为淮军的卧底，这是由清流派与淮系集团的派系政治斗争的需要所决定的。在清代官场中，安插“卧底”或者“眼线”是清廷实行的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清王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异族王朝”，其最高统治者是少数民族“满族”，却统治着汉人占绝大多数人口的中国。因此，满族皇帝对各省行政长官是非常地不放心。为更好地掌握地方督抚对清廷的效忠程度，不得不在地方官员中安排大量的“眼线”。比如，在乾隆帝时代，著名的“苏州织造”就是乾隆皇帝安插在江南的一个“眼线”，他负责提供江南各省督抚的“小报告”。此外，清代皇帝还鼓励官员们相互之间“揭短”，即告“黑状”。
乾隆皇帝像
俗话说，上行下效。既然清朝皇帝对臣子都搞“卧底”制，以掌握臣子的动态。反过来，各级行政官员为了稳保自己的乌纱帽，及时掌握官场动态，如果能够在敌对的派系内部安排自己的心腹，做到知己知彼，岂不更好？ 一般而言，从事“卧底”的人，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政治信仰；一类是为了商业利益。为了信仰而去“卧底”，这种人往往是具有效忠精神的。而张謇的“忠孝品格”正好符合了翁同龢等人的政治卧底标准。
当时张謇连个“举人”都不是，而翁同龢是咸丰六年状元、同光时代的两朝“帝师”，他居然不嫌弃，与客居吴长庆幕府的年轻师爷张謇时常书信往来。有诗为证。张謇在《奉呈常熟尚书》一诗中，写道：“十年辽海军，辛苦狎泥滓。公与幕府笺，闻讯辄书尾。” 这里的“十年辽海军”，就是指他在吴长庆“庆军”的师爷生涯。除了翁同龢书信往来外，张謇在1879年夏还攀上了礼部侍郎、江苏学政夏同善。这位老夏与翁同龢都是光绪皇帝的帝师，同属于南清流的头面人物。夏同善在1880年死去，继任的江苏学政、清流派干将黄体芳对张謇也是奖掖备至。
农家出身的张謇，忠孝朴实，他当然无法了解朝廷之中翁同龢为首的南清流一派的政治野心。对于翁同龢等人的破格礼遇，他除了感激涕零之外，实在无法洞悉朝廷高层复杂的派系之争，以及清流派刻意拉拢他的良苦用心。同光时代，清廷朝野汉人官僚集团中有三大派系，此即“湘系”、“淮系”、“清流派”，而以慈禧太后为主的满清皇族则利用这三大派系之间的矛盾，居中操纵，抑扬其间。1872年曾国藩死后，湘系式微，而李鸿章的淮军遂成为清廷最大的军功集团。自光绪初年直至甲申年，这十年间，慈禧太后为了抑制李鸿章的淮系集团，刻意扶持“清流派”。于是，李鸿藻和翁同龢所代表的清流派遂成为光绪时代一股新兴政治势力。特别是光绪帝师翁同龢野心勃勃，他屡次利用担任科举考试的“考差”之便，大肆笼络天下儒生，延揽人才，霎时间门生故吏遍天下，其代表人物有李文田、汪鸣銮、廖寿丰、盛昱、文廷式、志锐等人。此外，翁同龢还善于逢迎拍马，见风使舵，深得慈禧太后之恩宠。
淮军大将、两广总督张树声像，在张謇、何嗣焜、张华奎等人的联络下，张树声与吴长庆都暗中接纳清流派，其后被李鸿章发现，并被狠狠地排挤打压，在1884年张与吴长庆一样，都被李鸿章给“气死”了
但是，清流派的根基主要在“教育部门”，而军事系统一直插不进去。这时，淮军集团的两大将领吴长庆和张树声（时任两广总督）与李鸿章开始离心离德，并向湘系和清流派靠拢。恰巧，翁同龢的江苏同乡张謇不仅是吴长庆身边的“红人”，还与两广总督张树声的亲信幕僚何嗣焜和公子张华奎建立良好的私交。早在1877年春天，张謇就与何嗣焜建立亲密的友谊；1880年，张謇进一步结识了张树声的儿子张华奎。其后，张謇就成为清流派借以联络吴长庆“庆军”和两广总督张树声的重要线人。
这时，朝鲜国王李熙的生父，即“太上皇”大院君和王妃闵氏家族争权，日本政府认为时机已到，准备出兵朝鲜，迫使朝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清廷负责主持对朝宗藩事务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对待朝鲜问题上，李鸿章属于“主和派”，但是清流派主战。恰巧，1882年春，李鸿章丁忧，由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但是李鸿章仍然是北洋大臣。张树声的儿子张华奎与吴长庆的师爷张謇，暗中结交北京的清流派翁同龢等人，泄露朝鲜宫廷斗争的情报机密。于是，清流派的御史上书清廷，谈及朝鲜前途时，批评李鸿章的外交政策“软弱”，主张由慈禧太后乾纲独断，其真实意图是借此剥夺李鸿章的淮军指挥权。
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大院君发动政变，攻击王宫，焚烧日本驻韩公使馆。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支持清流派的“对抗政策”，立即派遣吴长庆的庆军疾驰朝鲜，吴长庆在张謇、袁世凯等人的辅佐下，迅速评定朝鲜内乱。但是，张树声与吴长庆的“主战政策”很快引起了李鸿章的猜忌，怀疑张吴二人“暗通”清流派，准备推翻他的北洋权位。因此，李鸿章决定撤销吴长庆的军职。1882年9月16日，张謇就得知李鸿章准备用马建忠接管吴长庆的“庆军”。张謇在这天日记中记载：“然因此离异，亦延陵（吴长庆）之幸也”。不过，张树声不希望吴长庆因此丢官罢职。
9月29日，张树声特派亲信幕僚何嗣焜与张謇“久谈”，商量吴长庆的“进退之策”。当天晚上，张謇撰写了著名的《朝鲜善后六策》。这一奏折以吴长庆的名义上报清廷，其中有请慈禧太后“乾纲独断”之语。此事为李鸿章知悉后，大动肝火。于是，李鸿章传话给吴长庆，说：“你的军队，仍归北洋大臣管辖，提镇虽有单衔奏事之权，但只限于谢恩庆贺诸事”，以后务须注意。张謇的奏折连同此前清流派御史对李鸿章的对朝“软弱”政策的批评，使得李鸿章更加深信张树声和吴长庆已经投靠了清流派。为了报复吴长庆的“离异”之心，李鸿章还决定对吴长庆的“东征公费”不予报销。李鸿章给吴长庆“穿小鞋”的行为，让张謇很不齿。此后，他对李鸿章的人格，更是“十分的鄙薄”。反过来，这也进一步增强了张謇对翁同龢清流一派的认同感。
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图，张謇与袁世凯在镇压此次朝鲜内乱过程中，出手果断，立下赫赫战功
特别是张謇撰写的《朝鲜善后六策》上达清廷之后，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如潘祖荫、黄体芳、陈宝琛、邓承修等人不但对李鸿章的“不抵抗政策”大肆鞭挞，冷嘲热讽，更是对张謇推崇备至，宣称如果不按照张謇的《善后六策》，朝鲜“终不可保”，而张謇也因此赢得了清流大佬们的垂青。30年后，张謇在回忆此事时，说道：“时张靖达公（张树声）回粤，李（鸿章）复督直，嗤为多事，搁置不议。乃自宛转于京朝大官，大官中独吴县潘文勤公（潘祖荫）、常熟翁相国（翁同龢）称善”。故而，李鸿章在保举镇压朝鲜“壬午兵变”的有功人员时，虽然也把张謇纳入保举名单，却被张謇婉拒。其理由是：“吾辈如处女，岂可不择媒妁，草草字人”。所谓“媒妁”就是指李鸿章，张謇不愿意接受李鸿章的提携，因为他实在“鄙视”李鸿章的人品。
其后，淮军将领吴长庆和他的心腹师爷张謇，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渐行渐远”，与翁同龢的清流派“越来越近”。李鸿章睚眦必报，将张树声和吴长庆视为投靠清流派的淮系“叛将”，处处打压之。到了1884年，吴长庆和张树声先后因病去世。但当时在天津的安徽同乡，都认为张、吴是被李鸿章“活活气死”的。1884年是“甲申年”，这一年清廷发生重大“政变”，称雄清廷二十余年的恭亲王奕䜣被罢黜，而以李鸿藻、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遭到慈禧太后的严厉打压，一概被逐出军机处。接替恭亲王位置的为慈禧太后的妹夫、醇亲王奕譞，至于其他军机大臣以及总理衙门大臣人选也都是由醇亲王推荐，凡事皆唯其命是听。在这场政变中，“淮系”首领李鸿章也是一个大“赢家”。他不但稳坐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置，还被加封为“文华殿大学士”，而“李中堂”之名也由此而来。
1884年春，慈禧太后发动甲申易枢，驱逐清流派。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代替恭亲王，主持清廷内外事务
1884年清廷“甲申易枢”之后，清流派暂时失势，而原先与其暗中接纳的淮军大将吴长庆和张树声也先后归天。自然，张謇在淮军集团中的“卧底”生涯，也不得不宣告结束。巧合的是，原来同在“庆军”中效劳的袁世凯与张謇也因此分道扬镳。1884年春，清廷“甲申易枢”爆发不久，袁世凯即趁机攀附李鸿章，很快成为李鸿章的心腹股肱。张謇还曾是袁世凯的家庭教师，他对袁世凯的背信弃义行为，尤为不齿。不久就与袁世凯绝交，一直到20余年之后，张謇与袁世凯才恢复交往。
表面上看，翁同龢也是1884年北京“甲申易枢”的受害者。其实不然，慈禧太后在把翁同龢逐出军机处之后，还为他留了一条“后路”，让老翁继续在“毓庆宫行走”，仍然担任光绪皇帝的老师，从而与清廷重点打击的“北清流”领袖人物李鸿藻“以示区别”。另外，翁同龢与“甲申易枢”后掌握朝廷中枢的醇亲王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朝廷中甚至有流言蜚语，认为翁同龢参与了“甲申易枢”的预谋。宫廷政变，向来讳莫高深，翁同龢出生于显宦世家，是政坛斗争的高手。不管老翁是否参与了“甲申易枢”的预谋，他对于“后清流”的发展规划却是处心积虑的。其中一个重要表征，就是老翁要苦心孤诣地栽培清流派的未来精神领袖张謇。
慈禧太后像
一年之后，即1885年春夏之交，张謇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在首场考试中表现不佳的张謇，竟然在翁同龢的“运作”之下，录取为“第二名”，时称“南元”。但是，从1885年到1894年，整整十年中间，张謇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试”，结果都是名落孙山。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流派有了出头之日，张謇的科考“奇迹”也终于发生了。这年，张謇最后一次进京参加会试，在阅卷大臣翁同龢的“运作”下，终于成为了“甲午状元”。为了报恩，在甲午战争前后，张謇成为清流主战派的健将，对主和派李鸿章的朝鲜政策猛烈轰击，简直把李鸿章批判得“体无完肤”，总算为翁同龢领导的清流派出了一口“恶气”。
甲午战争图
从“甲申”到“甲午”，历时十年。这十年，翁同龢的清流派虽然“不得志”，但是其“潜势力”不可忽视。其“潜势力”就蕴藏在翁同龢等人所把持的科举制度上。通过科举制度，清流派可以不断地提拔后进，于是清流的后起之秀，代不乏人，而张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清流派虽自命“清流”，其实“清流不清”。甲午之后，张謇作为清流派的健将，公然参与朝廷派系之争，与淮系人马杀得天昏地暗。但是，好景不长，清流派领袖翁同龢，即所谓的帝党，也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罢黜。既然老翁失势，张謇随之也告别政坛，回到家乡，投身于现代实业建设，造福一方，英雄终得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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