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武 | 真实的“五军之战”：安史之乱中的邺城之战
《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剧照
文 | 夫一
转自知乎，本文已获作者授权
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是否出现过像《霍比特人：五军之战》类似的多支互无统属关系的武装力量在短期内相互交战，争夺某个具有重大军事、政治、宗教或是经济意义的城市、要塞或是据点的故事呢？
答案是肯定的，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九月到乾元二年（759）三月之间爆发的邺城（相州）之战即是。但不似《霍比特人》中的“五军之战”，这场战役是“十一军之战”。
交战的双方是唐军（九支军队）和安史叛军（两支军队），这是安史之乱爆发（755）以来的第三年。此前的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弑父自立，唐、回纥联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引发安史集团的大分裂。安庆绪溃奔邺城，纠合残兵六万人负隅顽抗；驻守范阳（今北京）的史思明以部下十三郡八万兵归降唐廷，受封归义王。
邺城（今河南安阳）时为相州州治，是河北南部的重要城市，控制着进出河北的驿道，是自河南通往河北的门户。据《旧唐书·肃宗本纪》乾元元年九月，
“庚寅，大举讨安庆绪于相州。命朔方节度郭子仪、河东节度李光弼、关内潞州节度使王思礼、淮西襄阳节度鲁炅、兴平节度李奂、滑濮节度许叔冀、平卢兵马使董秦、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等九节度之师，步骑二十万，以开府鱼朝恩为观军容使。”
九军互不统属，各自为战，仅以宦官以“观军容”的名义代表皇帝出任总监军。《旧唐书·郭子仪传》解释这一任命的原因是：
“帝以子仪、光弼俱是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立帅，唯以中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
郭子仪
郭子仪和李光弼是否相容不得而知，但九军背景、资历不同，难以整合难相统属却是事实。
郭子仪、李光弼出自朔方军系统，统领的也是朔方军的精锐。朔方军是安史之乱以前驻守在长安以北河套地区的常备边防军，至德元载（756）唐肃宗于灵武（大致在今宁夏中卫）即位仰仗的即是这支军队，是神策军之前宿卫和平叛的主力。
王思礼出自河西、陇右军，是另一个系统的常备边防军。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玄宗首先即调河西、陇右军进讨，身兼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的哥舒翰镇守潼关，以王思礼为潼关副使。潼关溃败，哥舒翰降敌，河西、陇右军几乎全军覆没。王思礼此后的官衔中有“河西陇右行营节度”之称，则其所统自当有河西、陇右军残部。
董秦出自驻守营州（今辽宁西部）的常备边防军平卢军，因不从安禄山叛乱，于至德二载率部渡海至黄河下游一带并转战河南，所统自为原属平卢军兵马。
李嗣业则出自更远的安西、北庭军，至德元载奉唐肃宗之命内调平叛，这又是另一个系统的边防军。
而其余人等则在安史叛乱初期即被派遣到各地募兵平叛。如鲁炅在山南、李奂在金商、许叔冀在河南、冀广琛在长江沿岸。
九军之中两军出自朔方军系统、一军出自河西陇右军系统、一军出自平卢军系统、一军出自安西北庭军系统，其余四军则在各地招募。各军自成体系，自有主帅，不设元帅自有难言之隐。只是九军大败，鱼朝恩又于大历五年（770）倒台，痛恨宦官的后世文人便把这笔公仇私恨统统算在了“宦官监军”的头上。
肃宗大概认为各军虽不能协调行动，但靠人数也足够碾压叛军了。战争初期确实如此，安庆绪节节败退，很快便被围困在邺城之中。九节度使联军筑垒穿堑，最后引漳河水灌城，城中弹尽粮绝，人们只能构栈而居，一只老鼠值数千钱，喂马的饲料只能从墙土和马粪中淘取。可是，看似旦夕可下的围城之战至此却陷入僵局，由于九节度使互无统属进退无禀，城中想要投降却不知向谁报告，甚至因为积水太深出不了城，双方相持不下，李嗣业在一次攻城之战中战死，这不啻为一场荒谬的黑色幽默。
安庆绪向已归降唐廷的史思明求援，并许以“皇位”相让。乾元元年底史思明自范阳率数万军南下攻克临近相州的魏州，并以魏州为基地扰乱唐军粮道，致使唐军无心恋战。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亲率精兵五万于安阳河大破唐军。时唐军前军、中军失利，后军尚未来得及投入战斗，大风忽起，天昏地暗，陷入恐慌的唐军除李光弼、王思礼等部外溃不成军，纷纷逃还本道，委弃战马数千匹、甲仗十余万、粮草六七万石。失控的败军沿途剽略，致使后方人心惶惶，洛阳及周边的大小官吏和民众也纷纷四散逃难。随后史思明缢杀安庆绪即“皇帝”之位，安史叛军重振士气，唐军不得不再次撤出刚刚夺取的河北、河南地区。
战争过程大概是：九节度使围殴安庆绪，各自为战毫无章法，半死的安庆绪请史思明报仇，痛击九节度使，九节度使四散逃命，最后史思明顺便杀了安庆绪独吞胜利果实。由此可见，这正是十一军混战了。
“诗史”杜甫的诗歌也为这一混战留下了注脚，正如《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其中“三男邺城戍”的背景就是上述的邺城之战。“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原本志在必得的唐军经此大败军心涣散、一蹶不振，后方军民愁云惨淡、无所适从。唐军为了尽快堵住邺城溃败的缺口，拉致人力无所不用其极，后方百姓则已是哀鸿遍野。军民的表现无不传达出了绝望的情绪，这首诗歌无疑是邺城之战最好的文学注脚。至于“急应河阳役”一句，则是邺城之战后发生在史思明和李光弼之间的另一个精彩的故事了。
国家人文历史 ∣id：gjrw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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