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委屈：淞沪会战张治中为何背上逃跑骂名
1925年1月，黄埔军校炮兵队改编为炮兵第一营，特别官佐陈诚调任第一连上尉连长。差不多时候，一位温文尔雅的青年军官也从桂军教育机构正式转入黄埔军校，最初担任第三期入伍生队上校总队附，不久代理总队长。这个人就是张治中。张治中，字文白，1890年10月出生于安徽巢县的一户普通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保定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6月初，滇、桂军发动叛乱，张治中率领第三期入伍生参加平叛，留守黄埔的炮兵一举击毙滇军师长赵成梁。与此同时，陈诚指挥东征回师的炮兵连配合党军攻占瘦狗岭南北之线，及时压制了反动军阀的嚣张气焰。
抗战时期的张治中（左一）
张治中晚年回忆说：“在过去，我和陈诚虽是黄埔同事，但没有什么交谊，以后他常在外边，会晤的时间并不多。”千真万确，毕竟上校和上尉相差悬殊，陈诚后来忙于统兵打仗，张治中主要从事军事教育工作，交集机会少之又少。1935年4月，陈诚铨叙陆军中将，“军阶”持平张治中，慢慢跻身国民政府军事高层，两人交谊也就日久渐深。一次在给妻子的家书中，陈诚还说过张治中的笑话：“文白偕其夫人杭州照相，而照相馆伙计拿出一把椅子，对张夫人说，请老太太坐下来，请大少爷站着为好。”原来张夫人洪希厚是个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颜值当然不比“戎装整洁、身材修长，戴一副无边白金架眼镜”的军官丈夫。
张治中（左一）与周恩来合影
“八一三”淞沪会战，张治中作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首先督率中央军围攻上海日军。军政部次长陈诚建议中央突破，先把日军截成两段，再分别扫荡。张治中采纳陈诚的意见，下令扩张战果至汇山码头，“截断敌左右翼的联络，向东西压迫，一举而歼灭之”。但没有及时投入生力军，致使日军获得喘息机会，结果攻进去的部队仍是站不住脚。陈诚随即发表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会同张治中“重商总攻部署”。（《陈诚先生日记（一）》）令人不解的是，张治中似乎并不掌握战斗序列出现的明显变化，8月23日赶至嘉定，反而引起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的疑问：“张总司令为什么会跑到我们这里来？”仔细一问，张治中这才知道“自蕴藻浜以北地区的防务，统归十五集团军，由陈诚指挥了”。于是前往苏州找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了解情况，岂料引来一场轩然大波。蒋介石在电话中质问张治中为何不在前线，跑到苏州后方？张治中本来一肚子气，声音也不小：“罗卓英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不知道他已划归陈诚指挥了！”蒋介石越发厉声责问：“为什么到苏州？为什么到苏州？”张治中再也按耐不住：“我到苏州与顾祝同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怎么样？”（《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怀着委屈心情，张治中提出“引咎辞职”。9月4日，陈诚电呈蒋介石，替张治中说尽好话：“文白兄两旬以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异常奋励，夜以继日，至为辛劳。惟因一切后方交通通信等机关组织，未臻完善，种种准备，未能周密，而成现在之局。职意用人在用其所长，……（可否）使文白兄担任大本营总务部长。伏乞鉴核。”（《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日军当时听到一些风声，乘机四处挑拨：“张治中的建议不被采纳，而且与陈诚闹意见，所以辞职。”对此，张治中心里清楚得很，“我对于这些流言，始终不存芥蒂”。22日，调令终于下来，张治中回南京述职，请求回家休养一段时间。蒋介石和蔼地说：“好，但你先就了职再走。”11月中旬，张治中重返南京，旋即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夏继勋，1914年出生，家住济南市槐荫区南辛庄北街66号。为混口饭吃，夏继勋于1933年参军抗日。1937年，夏继勋参加了抗战中最惨烈的战斗——淞沪会战。之后，夏继勋被日军俘虏，关押在南京直至抗战胜利。夏继勋是山东省内唯一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健在老兵，老人常说，比起他那些牺牲的战友，自己已经很幸福了。
我出生在1914年，那个年代四处打仗，我们一家人生活很贫穷。为了给家里人省下点口粮，也是为了“出去闯闯，混口饭吃”，我19岁那年就跟几个堂兄一起去了湖北，参军抗日。
我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第十三师任重机枪手。机枪很沉，作战时需要两个人抬着去战场。就是在这一年(1933年)，我打了人生中的第一场仗。此后五年，我就跟随大部队转战各地，以一个步兵的身份战斗在前线。
1937年，上海发生“八一三事变”，十三师请战抗日。9月，十三师抵达上海，我们就参加了淞沪会战。我们奉命守着一条河流，一守就得两三天；日本人也在河对面防守。之后，双方就开火了，那场仗我们打了很久，打得很惨。
我20岁当兵打鬼子，现在100岁了，都80年了。唉，当时的战斗细节都记不得了，只记得在上海打仗时，部队死了很多人，我的战友就在我面前被打死，最惨的时候，十个人里就活了俩。
淞沪会战后，我又跟着大部队转移到其他战场。1943年，我们部队撤退到湖北宜昌，作战时，我一不小心被日军俘虏，后来就一直被关在南京，放出来时抗战已经胜利了。
后来，我就在济南第三砖瓦厂工作。“文革”时，我们一家被下放到农村，在农村呆了十年。后来落实政策我又回到原单位，一直到我退休。
比起牺牲的战友，我已经很幸福了
与身边的老人相比，我身体还算硬朗。腿脚没啥毛病，上楼下楼、散步遛弯都还行；就是耳朵背，半聋了。以前每天中午还去楼下散散步、下下棋，近几年年纪越来越大、不大记事了，就不大出门了。
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闺女65岁了，最小的孩子也51岁了。孩子们都很孝顺，经常来看我，定期来给我收拾家务，家里吃的用的从来没短过。
能活这么大岁数，我觉得是我心态好，几乎很少有生气的时候。其实，能从战场上活下来，还有啥不知足的？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已经很幸福了。
我喜欢看报纸新闻，眼神儿不太好，我就用放大镜看。早几年，我还爱看看电视、听听广播，最近几年耳朵背了，只能看看报纸。
我年纪大了，往事记得不清，但看到电视里的抗战片，还会想起来当年的点点滴滴。以前，我经常指着电视跟孩子们讲抗战年代的事，电视上演的这些事发生在哪年哪月、是什么战役，我都能说得一清二楚。
庆幸的是，近几年政府开始认可我们这批人。抗日60周年时，政府给我发了一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勋章，这是我现有的唯一一枚勋章，我很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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