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密史：日军如何断绝国民政府和平幻想
1935年，已占领东北的日军频频用武力威胁侵略华北。针对国民政府的退让，日军蓄意制造挑起争端的借口，从而引发两次“张北事件”。
1934年10月，日本天津驻屯军中佐川口一行8人由张家口出发，前往多伦，沿途进行“视察”。这伙日本人在途经察哈尔省张北县（今河北境内）南门时，被驻扎在张北的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卫队拦下进行例行检查。双方因旅游护照的检验引起纠纷，是为第一次“张北事件”。1935年5月31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派遣4人以旅游为名，乘汽车由多伦前往张家口，沿途偷绘地图。4人未带护照，被哨兵送至一三二师军法处。是为第二次“张北事件”。
《秦土协定》签订时的照片
日本关东军决心利用此事，将具有“排日思想”的二十九军逐走。他们商定，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直接提出如下要求：一、二十九军移驻长城之西南，并不得再行“侵入”；二、将一切“排日机关”悉行解散；三、宋哲元向日方道歉，处罚责任者；四、上述事宜必须在两周内办竣，并限中方5天内答复，否则“将采取自由行动”。
国民政府得到报告后，立即公布免除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以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代理省主席。1935年6月23日晚，土肥原闯入秦德纯住宅，提出实现拟定的“要求事项”，并加上了“承认日满对蒙工作”“协助日本诸如建设机场，设置无线电台等军事设备”等6项“特别期待事项”。6月26日夜，南京电示秦德纯：皆可酌情办理。
影视剧中对《秦土协定》签订的演绎
有学者认为，《秦土协定》彻底改变了蒋介石对日本的想法，事后他说：“盖我处被动地位，而彼得寸进尺”，“此后对日再无迁就之必要”。
抗战时期，在降日卖国问题上，蒋介石与汪精卫有着根本区别，但面对日寇的诱降，蒋介石也曾勾勾搭搭，干下一些“同室操戈”的勾当。他为何最终没有投入日寇的怀抱？
抗战爆发后，日本政府很快发现速战速决的算盘打错了，决定引诱蒋介石集团投降。
抗战资料图
日本请了当时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蒋介石递送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其纲要包括事实上承认满洲国，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停止反日等。蒋认为尚可接受，原则上同意以此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但日军攻占南京后，其强硬派突然又追加了一系列苛刻条件，包括对伪满由“事实上承认”变为“正式承认”；扩大华北、内蒙古与华中的非武装地带等。国民党政府不敢贸然答复，日本政府很不满意，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声明，明确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决意另外扶植傀儡政权为其所用。
抗战资料图
【阶段二】谈了十几个月没结果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相继攻占广州、武汉，守备兵力增加，带来作战兵力的不足。为尽早结束战争，日本政府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诱降。1939年春到1940年冬之间，日、蒋接触、会谈极为频繁，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那时，日本“至少每月一次间接及非正式的表示求和之意，并日益提出较优惠的条件”。1939年底的所谓“桐工作”计划，日、蒋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门举行了15次会谈，形成了“意见书”，其要点是：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日本对中国尊重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中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日本于恢复和平之同时，尽可能迅速撤兵等。
1940年6月8日，日方又提议举行由坂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出席的最高级会谈，中方要求会谈地点定在长沙，日方则要中方写出书面保证，不得危害日、汪代表的安全。蒋介石“怕会谈如果不成功会被日军所暴露”，拒绝写书面文件。日、汪代表则担心安全无保障，不敢前往。日、蒋历时十多个月的会谈，又一次只开花而未结果。
1941年12月，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企图从中国战场抽调主力用于对美、英作战，再次对国民党政权加紧诱降。鉴于日军暂时获胜的情况，蒋介石不愿与日本断绝联系。他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不断向美国施压，提出“中国对日作战牺牲重大，如再不援救，中国便单独媾和”；另一方面又收买汪伪政权的要人，通过他们与日本联系，暗中取得谅解。
抗战资料图
1944年5月，日、蒋达成协议：只要重庆政府在其他地区不抗击日军，则日军保证蒋介石辖区“不受侵犯”。
抗战资料图
1944年下半年，日本已进入垂死挣扎阶段，其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通过汪伪政权对重庆政权再次诱降。日方条件是：“同意蒋介石返南京，建立统一政府”；废除日、汪签订的《日华同盟条约》；“满洲国不改变现状”，但“把香港让给中国”等。10月，汪伪政权的考试院长缪斌访问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自称受重庆政府委托，想努力于日华和平谈判。
一切准备就绪后缪斌飞往东京谈判。缪提出的条件是：日本要取消南京政府和建立留守政府，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并要求日本停战撤兵等。但这些条件在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遭到反对，谈判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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