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密史：八路军保卫兵工厂一战歼敌上千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中的敌后武装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但另一方面，敌后抗战必须有稳固的根据地作为依托。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强调，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而为了保持根据地，敌后武装有时就必须对一些重要设施和驻地进行坚决的保卫战，这些战斗的成败往往决定了根据地能否巩固，意义同样不容忽视。
依托地形，坚决固守
孙子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对装备不佳的敌后武装而言，有利地形是其用于削弱日军火力和机动优势的重要手段。在良好地形的基础上，我军还会进一步构筑坚固而巧妙的工事，进一步加强地形方面的优势。
黄崖洞位于山西黎城以北45千米处的深山里，海拔1600多米，四周悬崖峭壁，沟壑纵横，进入黄崖洞的道路是在山壁上凿出的栈道，两面都是深达百余米的绝壁和蜿蜒曲折的山涧，易守难攻。1939年7月，八路军在此设立规模庞大的兵工厂，并利用周围地形修筑完备的工事，光各种堑壕便长达9000余米，隐蔽部和碉堡190多个，明碉暗堡间形成交叉、直射、侧射、仰射、俯射的火力网。1941年11月，日军动用一个旅团的兵力强攻黄崖洞，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依托地形节节抵抗，歼敌1000余人，粉碎日军破坏兵工厂的企图。此战，敌我伤亡比达到6∶1，“开创了中日战况上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纪录”。
抗战期间，八路军进行了旷日持久的黄河河防作战，充分利用黄河天险，或击敌于东岸渡口，或击敌于航渡中，使日军无法进犯陕北。1938年3月，日军第26师团2000余人进占保德后，直扑神府渡口，企图强渡黄河。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6团第3营在黄河西岸应战，不但猛烈射击敌船，还派出迂回部队渡过黄河，在东岸袭击日军侧后，迫使其放弃渡河。1939年5月初，日军第20、37师团2000余人分两路向警备第5团第3营一个连、凉水岩第2营两个连的防区进犯。5月6日拂晓，日军占领河东阵地，继而在飞机掩护下渡河，八路军依托工事还击。激战三日，筋疲力尽的日军被迫退回出发阵地。
层层设防，逐次退守
毛泽东多次强调游击战争的指导原则是保持部队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灵活地使用兵力，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即便是相对固定的要地防御战，我军也往往采取层层设防、逐次退守的方式，减少日军发挥优势火力的机会。
1940年10月初，日军第15、116师团各一部和伪军向皖南进犯，企图摧毁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占领繁昌、南陵、泾县、青阳等县城。当时保卫军部的只有老一团和三团少数部队，而新四军军部的可用之兵也只有特务营下属三个连，其余都是机关人员。
鉴于敌强我弱，军长叶挺决定采用“后退决战、运动防御、逐步后退，层层堵截、待机反击”的积极防御战法，消耗和迟滞日伪军。从2日到7日，新四军沿着戴家会-汀潭和三里店-汀潭两条山路，在龙详岗、凤凰山等险要地段上设置阻击分队，夜以继日地袭扰敌人，使其装备和兵力优势无法发挥。不到20华里的路程，日伪军整整走了六天六夜。在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后，新四军先后对日军实施左坑围困战、枫坑阻击战，消灭日伪军3000余人。
1943年的大茂山保卫战则是另一个典型。大茂山位于河北唐县西北部，方圆百余华里，山峦重叠，地势险要，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和军区三分区的中枢。1943年9月16日，日军对晋察冀军区展开秋季“扫荡”，并把军区三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大茂山作为进攻重点。八路军采取“内牵外打，节节抗击”的战术，具体部署是三分之一的部队跳到外线，寻机歼敌，三分之二的部队以营连为单位，与民兵一道在内线开展地雷战和麻雀战，利用有利地形消灭敌人。在大山深处，八路军和民兵交替掩护，边打边走，日军进山多日，却连根据地后方机关的影子都没有摸到。
发动群众，全民抗敌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是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在敌后游击战争中，“地方人民的抗日自卫军和一切民众组织，应全体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用各种方法帮助我军，反对敌人”。
发生在1941年的渊子崖保卫战就是中国农民自发组织的保卫战，体现了人民觉悟后所迸发出的无穷力量。渊子崖村位于山东莒南县，1940年底，渊子崖村在中共党组织帮助下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和自卫队，年满18岁的林凡义被选为村长。1941年12月19日，盘踞在小梁家的伪军包围渊子崖，被自卫队用土炮打退。20日上午，日伪军千余人扑向渊子崖，在林凡义带领下，村自卫队用土枪土炮拼死抵抗，直到傍晚，日伪军才攻入村内，村民们誓死不降，用原始武器与敌展开逐屋逐户的血战，终于坚持到八路军一个连及县、区武装赶来支援，击退了敌军。此次保卫战中，渊子崖自卫队歼敌百余人，己方也有147名自卫队员和男女村民献出了宝贵生命。
1944年的常行村窑洞保卫战，更体现出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后所产生的战斗力。常行村位于山西壶关，北西南三面靠山，东连缓坡，距陵川县城仅十千米。1944年春，日军占领陵川后，常行村成为敌我争夺的焦点。为了防御日伪扫荡，常行村党支部带领全村群众，把村后挖煤的旧窑洞加以改造，又修成长约2500米的“爪”字形坑道，有西、南、东三个出口，洞口修筑碉堡，遇到敌人“扫荡”，群众躲进窑洞，仅留下民兵在外面周旋。1944年9月11日，日伪军500余人连夜从陵川出发，围攻常行村。得知消息后，村民们当天凌晨就转移进窑洞，负责掩护的少量民兵在村口与敌交火，死守洞口。民兵们死战了四天四夜，坚持到八路军主力部队前来增援，打退了日军，并把群众从窑洞内解救出来。
主动出击，转守为攻
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军民来说，从不把被动防守作为战斗原则，即使是在坚守要地的时候，也时刻想着主动出击。正如刘伯承所说：“假若察明敌人向我宿营地前进，我能有余裕时间时，那我们应秘密、迅速、适时转移于该敌的侧背给以袭击。”因此，在应对敌人进攻时，我军经常会选择以攻代守，要么先敌出击，要么诱敌深入、适时反击。
1939年冬，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二营北渡长江，悄然插入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以“苏皖支队”的名义扩大队伍，建立游击根据地。1939年12月，苏皖支队进入仪征附近的月塘集地区，扬州、六合的日伪军800余人分路围攻，企图消灭立足未稳的苏皖支队，而且同在此活动的国民党顽固派武装也隐蔽于月塘集西侧，企图趁火打劫。面对数倍于己的日伪顽军，苏皖支队司令陶勇悄悄将部队拉出月塘集，设伏移居集，他亲率四连百余人扼守正面，将日伪军放至离阵地一二十米的近距离，出其不意地以集火射击，五连和六连同时从两翼出击，一举击溃敌军，收复月塘集，此战毙伤日伪军近百人。
不难看出，在敌后战场上，我军一般不会死守某一处阵地，但在必要的时候，却仍然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凭着一腔不怕牺牲的抗敌决心，保卫那些意义非同一般的地正是这种决心和战斗力，让敌后抗日根据地能够保持并不断扩大，使敌人在战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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