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帅亲自解密：国军为何用不了游击战
1938年11月，蒋介石在湖南衡阳南岳镇召开军事会议，接受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关于培训游击战骨干的建议，决定在南岳镇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八路军堪称游击战典范
国民党将领对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都是外行，因此，蒋介石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一批干部到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教官，讲授游击战术和政治工作。经开会研究，李涛、边章五等人随叶剑英前往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教学与相关的保障工作。
中共教官在讨论教材教案时，出现过不同意见。有人提出，蒋介石研究游击战，除了要对付日军之外，恐怕也是为了摸透我们，对付我们。我们这一套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经验等等，要不要那么认真，那么毫无保留地讲给他们？李涛等认为，对蒋介石的“小算盘”应当心中有数，但不必顾虑太多。国民党学习游击战术，用于抗日那是有意义的；如果用来反共，那他就行不通，因为他没有群众基础。我们打游击的“十六字诀”，蒋介石不知研究了多少遍，可是他对我们照样奈何不得。
八路军堪称游击战典范
作结论时，叶剑英说：“一定要认真地、毫无保留地去讲，因为这有利于团结抗战。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最关紧要的问题是军民鱼水关系。只有紧紧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战，才能运用和开展游击战争。我们希望国民党军改善军民关系，以利于抗战。他们如果不抗战，搞反共，那就无法改善军民关系。”“同志们不用担心。国民党的军官一向是脱离群众的，只顾扰民，不讲爱民。军民鱼水关系这一条，他们就办不到。他们无法用游击战术来对付我们。”
其实，在中国全面抗战的8年里，不是国军没有看到游击战的威力，也不是国军没有重视过游击战，而是在游击战术面前，国民党军队遇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而鲜有战果、直至最后完全放弃。
早在1938年底，经历了淞沪、武汉等投入兵力近百万的大会战后，国民政府损失了陆军原编制人数的一半，海空军则几乎全军覆灭。此时，受共产党部队敌后游击战的启发和鼓励，蒋介石就考虑到了执行新的抗战策略—“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11月底，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就明确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并要求，全国三分之一兵力配备在游击区域——在敌军的后方打游击;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此外，还在敌后专门设立了冀察、鲁苏两个游击战区。1939年1月7日，蒋介石指示国军各战区军事长官：“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
在蒋介石对“游击战”的重视之下，最高峰时，敌后战场的国军部队达到了近60个师，加上大量地方武装，人数接近100万。据统计，国军在敌后战场的主要抗日根据地包括：太行山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恒山根据地，鲁东南与沂蒙山、日照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等。
然而，国民党部队的这些敌后抗日根据地，战绩却十分糟糕，在日军的进攻下连连败退、损兵折将。例如，1941年5月的中条山战役，日军用前后不过30天时间就大败国军的20万人，致使中条山根据地陷落。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约4.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蒋介石称此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在国民党敌后抗战队伍中出现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陋局面，数十万国军先后投降当了伪军。
相反，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却从只有不过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迅速扩展到10多个省;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近百万。
国共两军战果何以大相径庭
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是扎根民众、化整为零、灵活机动地相机打击敌人，而国军在游击战原则的任何一条上都难以做到家，以至于在敌后抗战方面表现出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这一点从日军的视角可一斑，日军在一份报告评价国军游击战时称有五大弱点：“1.各游击队常互争地盘，自相火拼;2.缺乏大员统率，彼此不能密切联系，易于各个击破;3.缺乏优良武器，不能作阵地战;4.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但对人民滥施权威，致不得民众之信仰;5.非正规之游击队分子复杂，大多为土匪散兵结构而成，战斗力既不强且领导者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国家观念，易以利相诱。”
国民党将领白崇禧也曾经说过：“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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