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下的中国：解读三次关键对外战略决策
中国在冷战时期作出的具有全局性的长期影响的同军事安全有关的对外战略决策，共有三次：第一次是中苏结盟与朝鲜战争；第二次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第三次是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三次战争的特点是都在中国境外或中国实际控制线之外发生，以地面战争为主。后两次战争持续时间有限，且战争目标不是领土问题而是安定边疆。
抗美援朝资料图
中苏结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介入朝鲜战争，而对越战争之前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中美建交。朝鲜战争与中国对越战争的一个共同点是中国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盟关系。两次结盟使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对外关系战略高度统一，实现了三者的良性发展。
对越反击战资料图
冷战时期中国同苏、美的两次结盟行为及其背后反映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是长远的、全面的。第一，使中国的对外关系格局基本固定下来，从中苏结盟到中美建交，大致是“一边倒”的局面。第二，中国国家战略固定下来，与中苏同盟配套的是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中美建交后发生的对越自卫反击战配合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使中美关系、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合作关系固定下来。第三，塑造了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通过三场局部战争，中国陆地边疆没有任何一个对中国构成威胁的地区强权，中国利用地区相互制约的形势构建了地区安全结构。
中国西北、东北地区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600公里。两国存在边界问题历史久远，但中苏友好时期边境上一直是安宁的。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中苏边界纠纷不断。为了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和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从1964年2月开始，中苏两国进行了边界谈判。这场谈判谈了断，断了谈，断断续续，先后历经40年，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马拉松谈判。直至2004年，中俄双方才最终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所有边界问题，消除了两国关系中的一大隐患，为开辟平等信任的新型战略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历史亲历者，笔者仅就谈判过程与细节做些回忆，以期对人们加深关于这段曲折历史的理解有所裨益。
谈判桌上唇枪舌剑
1964年那场谈判一开始，双方关于边界领土问题立场的巨大差异就立即显现出来，分歧主要集中在两国边界条约性质问题。中方指出，尽管有关边界条约是沙俄在两国人民处于无权情况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考虑到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中方仍准备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没有料到，苏方一听就暴跳如雷，称中苏之间“没有领土问题”，不承认存在不平等条约，还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这样，中方就在发言中引经据典，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谴责沙俄割占中国领土，并特别指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宣布过：“以前历届俄国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所夺取的一切中国领土。”苏方则引用列宁说过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距离我们虽远，毕竟是咱们的城市”这句话来证明，列宁从未对俄中边界表示过怀疑，并声称苏中边界是历史形成的，两国封建皇帝都是侵略者，列宁在世时就已废除了对华不平等条约，指责中方所持观点是“对列宁的攻击”。
双方针尖对麦芒，为期半年的谈判最后无果而终。有趣的是，中方在一次发言评论中用过“作茧自缚”、“得陇望蜀”的成语，苏方硬说这是对他们的污蔑，将其比喻成什么“虫子”，对甘肃和四川提出“领土要求”，云云。
无巧不成书。苏联方面原建议两国边界谈判于1964年10月15日在莫斯科继续举行。10月13日，中方通知苏方，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中苏边界谈判下一阶段在莫斯科进行，但是苏方建议的日期对我们不合适。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0月1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同时报道了我国原子弹“上天”和赫鲁晓夫“下台”这两件大事。真所谓“无可奈何花已开，无可奈何花已落”！
说来也巧，1964年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时，我刚刚考上北大，学习“九评”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评论文章；在我大学毕业那年（1969年），第二次边界谈判刚好开始，而且赶上紧急“战备疏散”，防止苏联借谈判之机对北京进行突然袭击，后来的6年边界谈判（1973-1979年）我则全程跟进了；1987年开始的第三次边界谈判，我参加了其中的一部分。
正当撰写此文时，一位老同事应询披露了一段尘封多年的惊心动魄的亲历：就在1969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前夕，他奉命参加“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昼夜值班，整天神经高度紧张，时刻不离直通总参和中南海的几部电话。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专机飞抵北京机场时，他的任务是负责检查苏方行李，看看有无夹藏着枪支。当他警觉地触摸着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沉重箱子时，对方回答说：“里面装的是谈判用的边界地图。”原先曾担心可能会趁机进行突然袭击的“苏修空降兵”也未出现，结果是虚惊一场。
根据1969年9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达成的两国总理谅解，双方举行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这一开谈，就是9年。尽管第二次谈判没有达成什么协议，甚至根本就没有讨论边界走向问题，但开始谈判以后，两国关系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双方有了较前正常的对话接触渠道，双边贸易等也有所发展。
在会谈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争议地区问题。苏方否认存在争议地区，称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只是核对个别地段的边界线走向。中方则反驳说，争议地区就是指某些“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有分歧地段，中苏之间存在争议地区是客观事实，这是沙俄和苏联违反条约规定划去或侵占中国领土而造成的。双方互不相让，谈判走进“死胡同”。
在谈判桌上，双方用词都十分尖刻。比如，中方指责苏方说：“想不到来自列宁故乡的苏联代表团竟堕落到如此地步”，“难道你们要把原子弹悬在谈判桌上，让我们在你们的威胁下进行谈判吗？”等等。苏方也不示弱，惯于指责中方采取“捣乱态度”，有意“拖延”、“封杀”谈判，讽刺中方是“车拉马”（意为本末倒置）。中方抨击苏联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苏方则反批中国“部署了250万兵力，其中包括民兵”。
在一次大会发言中，中方用了一连串排比句，要求苏方应当怎样、怎样才能改善两国关系，听起来很带劲儿。喜欢咬文嚼字的苏方团长伊利切夫按捺不住了，激动地反问道：刚才中方团长讲了苏联五个“должен”（应当），我们苏联到底欠你们中国什么了？在两国政府谈判中，你们为什么使用这种命令式的语言？当时我有点纳闷，请教了老翻译后才明白伊利切夫为何大动肝火。俄文“должен”的词根是“долг”，意为欠债，该词分量确实很重。有一次，在激烈的辩论中，苏方团长指责中方对其发言做了“болезненнаяреакция”（过分反应），翻译将其译成“病态反应”。中方团长听后火冒三丈，怒斥苏方理屈词穷，不惜进行“人身攻击”，对方感到莫名其妙。另一次，伊利切夫对中方的尖锐批驳表示不满，希望“здравыйсмысл”（理智）能占上风。翻译把“理智”一词译成“健康思想”。这又惹祸了，因为据说勃列日涅夫曾将林彪视为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现竟敢在谈判桌上大放厥词，要让所谓“健康思想”占上风，这是痴心妄想！中方当即予以严厉反击。还有一次，中方指责苏方说话不算数，影射苏联领导层内部有矛盾，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伊利切夫当即跳起来，满脸涨得通红，气呼呼地连续说了两遍“我强烈抗议”。会场气氛骤然升温，不得不宣布休会。
双方团长吵架之后，会下一般由首席团员出面进行沟通或澄清，以消除“误会”，复会后就转入正常辩论。其实，在当时两国关系紧张之际，谁也不想使谈判破裂，而是利用这一渠道传递某些信息，寻求某种缓和，正如伊利切夫所言，“谈判本身就有意义”。这恐怕也是外交谈判之道吧！
中苏友谊
在谈判桌上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但会下照旧，不仅以同志相称，而且谈笑风生。在会谈中间休息时，我方为苏方代表团准备了丰富的点心、水果，有小笼包、烧饼、春卷等，春卷最受欢迎。酒类当然少不了茅台，每到休息时，伊利切夫团长总是先倒茅台喝上两杯。
为了调节谈判的紧张气氛，中方还邀请苏方代表团到外地参观旅游。由于天天同苏方人员打交道，生活在一起，相互很熟悉，特别是在北戴河休假，还发生了一件情感轶事。苏方代表团中两个年轻漂亮的女打字员都对中方礼宾联络官产生了好感，追着这位“帅哥”一起聊天、散步、游泳，形影不离。此事在两个代表团中传为笑谈，苏方人员还打趣说：“把他交给我们，带回莫斯科吧！”有意思的是，1963年这位中国外交官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时，因苏方指责其做了“不符合外交人员身份的事”，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限期离境。当然，回国后，这位“红色反修战士”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成了“最受欢迎的人”。
斯大林
我的不少俄罗斯朋友，就是在那个年代结交的。2011年，俄罗斯外交官协会代表团访华时，我陪同他们参观游览了北京、上海、杭州和绍兴。其中一位82岁的团员，曾以专家身份参加过1964年和1969年中苏边界谈判，这次特地带了两册当年在中国参观时拍摄的珍贵照片，并一一叫出中方人员的名字。他回忆说，尽管双方政治观点不同，会上争得面红耳赤，但他心里十分尊重中国同志，至今仍怀念他们，并请我转达其良好问候。我遗憾地告诉他，其中好几位都已不在人世了。他说：“是啊，转眼间已过去半个世纪，世界发生了多大变化！令人欣慰的是，中国越变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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