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竟斥责中共干部：你不要违背毛主席
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斯大林是高兴的，这主要出于他对世界大格局和国家安全的考量。这位苏联领导人有一个独特的国家安全观，其基本内核是：在苏联本土的东、西、南三部，构筑起三条“安全缓冲地带”，而北部的北冰洋，则是其大无比的天然屏障。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在西、南两部，对斯大林来说，可谓如愿以偿，缺的是东部这一块。新中国的诞生，被斯大林视作苏联在东方对抗美国、日本最重要的战略屏障。毛泽东为了使新成立的共和国能够尽快站稳脚根，在政治、国家安全、财经等方面，除了依靠斯大林之外，别无他路可走。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苏互派大使便成了当务之急。还在1949年春，毛泽东在西柏坡就对秘密来访的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说：新中国一旦成立，即派王稼祥出使苏联。斯大林也急于向新中国派出大使。前些年，笔者看苏联原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写的回忆录《重返天安门》时，了解到一个重要细节。1949年9月底，在新中国诞生前几天，齐赫文斯基奉斯大林之命，拜访了已经进入北平城的周恩来。他转达斯大林的话说，拟派罗申为驻新中国首任大使。周恩来得知此消息后，即向住在隔壁的毛泽东汇报，过了不一会儿，就作出如下答复：毛泽东同意斯大林这一提名。
在毛泽东心目中，王稼祥是新中国驻苏联首任大使的不二人选，因为唯有此人，他和斯大林两人都信得过。王稼祥1906年8月出生于安徽泾县，192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他刚满19岁的时候，就受党的派遣，奔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20世纪30年代，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49年夏，陪同刘少奇秘密访苏。在这次访问期间，履行公务之余，王稼祥作为“内定大使”，多次到国民党政府原驻苏联大使馆察看，准备做接收工作。此前，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以及其他馆员，已弃馆撤离。
应当指出，有个情况尤为重要。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曾指派王明、博古、洛甫等三名所谓的“国际派”（即在苏联留过学的人）领导中共。实践证明，这三人都不是合格的领导人，共产国际这位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最终只好选择了毛泽东。1938年秋，斯大林派人从莫斯科到延安，向中共领导层传达共产国际（也就是斯大林本人）的指示，其中有两句话特别重要：“国际认为中共（目前）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今后，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的问题。此外，斯大林还曾当面对王明厉声斥道：“今后不要再与毛泽东争！”对斯大林此举，毛泽东看得很重，心存感激，认为“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受命传达斯大林指示的，不是别人，正是王稼祥。
1949年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王稼祥为新中国驻苏联首任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大使一行13人原定于20日下午5时乘专列前往莫斯科履新。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来不及制作护照，外交部只好为他们集体开了一封证明信，临时当作护照使用，请苏联政府给予关照：“唯因护照不及赶办，暂发给证明书，以便迅速成行。用特函请电达贵国政府分饬沿途关卡查照，准予以外交护照待遇为感。”因为要出席毛主席宴请苏联驻新中国首任大使罗申的活动，王稼祥一行推迟至当晚10时才离开北京。
王稼祥是新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第一位由毛泽东主席点将、第一位手持共和国元首亲笔签名并加盖私章的国书赴任的大使。
王稼祥大使离京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前往前门火车站送行。临别时，周恩来有力地握着新中国首位大使的手深情地说：“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的经验太少，你赴任后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展。”
次日，即在王稼祥大使启程前往莫斯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带到苏联去——欢送王稼祥大使离京赴苏》。社论中热情洋溢地写道：“这是中国人民第一个真正能代表自己意志的外交使节出国，又是到新中国的第一个友邦苏联去……中国人民第一次为自己的大使送行。”
王稼祥大使这次赴任，带去了国书和致苏联国家元首的颂词。这份国书相当独特，在外表形状、行文格式、内容措辞等方面，与当今的中国国书有很大不同。这份国书封面印有“国书”两个红色隶体大字，内容用毛笔竖排缮写，由毛泽东签署和周恩来副署，并在他们的签名下面加盖了个人印章。致苏联国家元首的颂词写得半文半白，与当今的颂词也不大相同，有“敬祝贵主席政躬康泰，敬祝贵国国家兴隆”等语。
除了国书、颂词外，王稼祥还带着毛泽东在他启程当天亲笔给斯大林写的一封信。信中说：“王家（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王稼祥时任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共（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
还在30年前，当笔者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看到这封信的抄件时，感到很惊讶：一个驻苏联大使，竟然还以中国副外长的名义，兼管对一系列非驻在国的事务！但又一转念，在特殊情况下，可对事情进行特殊处理，此谓“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在信中还特地请斯大林“站在同志立场上随时对他（指王稼祥）给以指导”。笔者觉得此话并非虚言。中苏两党、两国当时关系之特殊，由此可见一斑。
此后，周恩来总理以及后任的各位总理，都没有为其他大使送过行；《人民日报》及中国其他报刊，再也没有为使节赴任发表过社论或撰文壮行；中国最高领导人再也没有请赴任大使，带去致驻在国最高领导人的亲笔信。有位“苏联通”诙谐地说：王稼祥是60多年来中国最“牛”的大使。
王稼祥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特命全权”大使，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双重代表，直接与斯大林及苏共其他领导人打交道，完成了许多重要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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