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趣闻：贺龙元帅如何利用活鲤鱼吓退敌军
红军长征过镇远
长征中，红2、6军团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进入黔东地区。1934年9月28日，红6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从剑河县岑松镇进入镇远报京乡，10月7日又由石阡县甘溪乡转战镇远县大地乡羊场镇、都坪镇一带，最后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于10月24日与红2军团胜利会师。同月12日，红6师一部占领镇远西北重镇大地乡。工农红军先后3次在镇远土地上留下征战的历史足迹，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播下了燎原星火。
贺龙巧借活鱼退千军
1932年初，贺龙率领红军向北转移，行至大洪山九花寨时，与国民党主力部队遭遇，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被敌人分割包围，贺龙带领几十名战士退至九花寨，敌千名兵力将山寨围得水泄不漏。7天7夜后，贺龙所率部队几乎弹尽粮绝。面对山下敌军劝降，贺龙忽然想起转移时乡亲们送的一条大鲤鱼，便计上心来。他将鱼扔到山下，喊道：“看你们喊得辛苦，把这条我们吃剩的鱼吃了再来喊吧，我们的大部队快到了！”数次强攻均遭失败的敌军一看红军不仅没有弹尽粮绝，还有大活鱼吃，更担心红军大部队来增援，便在第二天狼狈退兵了。贺龙元帅的大智大勇，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应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当时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的复信，旨在帮助林彪及党内一些同志转变对中国革命悲观思想的认识，进一步诠释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1930年新年伊始，毛泽东收到一封奇特的“贺年信”。信中讲述了大敌当前之际，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不仅如此，信中还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信的字里行间自始至终透露出一股悲观情绪，写信人就是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
林彪与毛主席
林彪对中国革命产生悲观的情绪并不是偶然的。1928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成立红四军之后，井冈山的革命力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党指挥枪”的问题上，毛泽东与朱德、陈毅、刘安恭等人产生了重大分歧。1929年6月8日白砂会议后，红四军内部的争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这严重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
分歧争论的后果，就是在敌人不断“围剿”中红军屡战失利。为摆脱困境，前委决定由东江撤回赣南苏区。就在这次撤离中，红军损失1000多人，这是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最严重的损失。林彪率领的纵队在撤退中擅自主张打了一仗，尽管打赢了，但却暴露了目标，为此被朱德给予记过处分。部队接二连三的失败以及林彪本人受到的纪律处分，导致他一直郁郁寡欢。
无独有偶，1929年4月，红四军主要负责人毛泽东、朱德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9日发出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二月来信”。此信是根据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的指示起草的。当时，布哈林对中国农村革命形势估计过低，甚至怀疑红军在农村发展的可能性。“二月来信”要求毛泽东、朱德将队伍分散，每支数十人、数百人，最多不超过500人；还要朱、毛离开队伍回到中央，以便“隐匿大的目标”。红四军前委对“二月来信”进行讨论后，决定不予执行。尽管如此，此信还是在红四军官兵中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看到“新年贺信”后，毛泽东感到林彪提出的质疑很具有代表性，因为此时有悲观情绪的大有人在。它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断对红色区域进行“围剿”、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期，右倾悲观情绪在党和红军中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说明这些同志不仅看不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反而被当前的困难所吓倒。因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1929年底“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开始重视党内和军内弥漫的悲观情绪，林彪的“新年贺信”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毛泽东希望通过回复林彪来信的方式，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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