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日屡次诱降：蒋介石为何誓死不降
抗战时期，在降日卖国问题上，蒋介石与汪精卫有着根本区别，但面对日寇的诱降，蒋介石也曾勾勾搭搭，干下一些“同室操戈”的勾当。他为何最终没有投入日寇的怀抱？
抗战爆发后，日本政府很快发现速战速决的算盘打错了，决定引诱蒋介石集团投降。
抗战资料图
日本请了当时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蒋介石递送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其纲要包括事实上承认满洲国，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停止反日等。蒋认为尚可接受，原则上同意以此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但日军攻占南京后，其强硬派突然又追加了一系列苛刻条件，包括对伪满由“事实上承认”变为“正式承认”；扩大华北、内蒙古与华中的非武装地带等。国民党政府不敢贸然答复，日本政府很不满意，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声明，明确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决意另外扶植傀儡政权为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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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二】谈了十几个月没结果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相继攻占广州、武汉，守备兵力增加，带来作战兵力的不足。为尽早结束战争，日本政府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诱降。1939年春到1940年冬之间，日、蒋接触、会谈极为频繁，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那时，日本“至少每月一次间接及非正式的表示求和之意，并日益提出较优惠的条件”。1939年底的所谓“桐工作”计划，日、蒋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门举行了15次会谈，形成了“意见书”，其要点是：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日本对中国尊重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中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日本于恢复和平之同时，尽可能迅速撤兵等。
1940年6月8日，日方又提议举行由坂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出席的最高级会谈，中方要求会谈地点定在长沙，日方则要中方写出书面保证，不得危害日、汪代表的安全。蒋介石“怕会谈如果不成功会被日军所暴露”，拒绝写书面文件。日、汪代表则担心安全无保障，不敢前往。日、蒋历时十多个月的会谈，又一次只开花而未结果。
1941年12月，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企图从中国战场抽调主力用于对美、英作战，再次对国民党政权加紧诱降。鉴于日军暂时获胜的情况，蒋介石不愿与日本断绝联系。他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不断向美国施压，提出“中国对日作战牺牲重大，如再不援救，中国便单独媾和”；另一方面又收买汪伪政权的要人，通过他们与日本联系，暗中取得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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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日、蒋达成协议：只要重庆政府在其他地区不抗击日军，则日军保证蒋介石辖区“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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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下半年，日本已进入垂死挣扎阶段，其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通过汪伪政权对重庆政权再次诱降。日方条件是：“同意蒋介石返南京，建立统一政府”；废除日、汪签订的《日华同盟条约》；“满洲国不改变现状”，但“把香港让给中国”等。10月，汪伪政权的考试院长缪斌访问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自称受重庆政府委托，想努力于日华和平谈判。
一切准备就绪后缪斌飞往东京谈判。缪提出的条件是：日本要取消南京政府和建立留守政府，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并要求日本停战撤兵等。但这些条件在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遭到反对，谈判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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