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进行了6年大轰炸：重庆人民如何生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在淞沪会战失利、首都南京危急的严峻形势下，为统筹全局、长期抗战，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公开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抗战首都。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造成巨大的战略恐慌，从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侵华日军集中其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对战时首都重庆及其周边城市进行了长达6年多的大轰炸。日军对重庆实施的战略轰炸是一种无差别轰炸，对包括工厂区、商业区、文化区、住宅区等在内的所有区域进行狂轰滥炸。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手段之残忍、灾难之深重，为人类战争史上所罕见。
“蜀犬吠日”是形容川渝地区雾浓多雨，鲜见阳光，因而太阳一出，少见多怪的狗会向太阳叫起来。每年的10月至次年的5月，是川渝地区的雾季，大雾弥漫，能见度低。原本这样特殊的气候会给当地人带来诸多不便，但在抗战时期，尤其是日军疯狂实行空中大屠杀的时期，浓雾却是重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庇护。
1939年5月的山城重庆，云雾散尽，风和日丽。正当人们沐浴在初夏和煦的阳光中时，日寇的轰炸机不期而至。从5月起，日寇拉开了疯狂轰炸重庆的序幕。在1939年、1940年和1941年这三年里，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是最为疯狂、最为惨毒的。这三年中，重庆人民先后经历了“五三、五四”大轰炸、“八一九”大轰炸和引发“六五大隧道”惨案的“六五”夜袭等多次残忍的空中屠杀。“五三、五四”大轰炸中，英国领事以为日机不会对英国领事馆施加轰炸的，所以当发出空袭警报后，便命人把一面大的英国国旗铺在草坪上作为标志。可是，那天日机的轰炸目标之一是位于打枪坝的重庆自来水厂，水厂离领事巷很近，一枚炸弹不偏不倚地落在草坪上的那幅英国国旗上。空袭警报解除后，英国领事看见这一情景，气得脸色发白，大声骂道：“野兽！野兽！”德国使馆为了避免被炸，在使馆的院子里铺开一面特别大的纳粹党旗，以此向空中的日军传递“这里是德国使馆，请勿轰炸”的信息。可是日军并不买账，使馆附近因轰炸而引起的熊熊大火迅速蔓延到德国大使馆。《法兰克福报》记者介绍说：“在离市区近处的后山上，由于日军轰炸，门、窗、墙壁、房顶等都遭到破坏。”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大轰炸后，每天运往朝天门的尸体堆积如山。重庆当局在黑石子、白沙沱等地组织了抬尸体的“收尸队正规军”。由于尸体太多，轰炸时多值夏季，尸体腐烂得很快，“正规军”根本来不及掩埋。于是便由搬运工组成“力行帮”，“兼职”搬运尸体。“力行帮”一般上午搬运货物，下午搬运尸体，运一具尸体可得一吊钱，这在当时可以买到一斤米。从江北黑石子到白沙沱的长江段上，每天都有密集停泊着的各式各样的趸船、驳船、小木船等船只，船首连着船尾，多达百艘。
船上装满了尸体，船主心急火燎地等待着抬尸工们火速处理。一般完整的尸体被抬到山上，挖个大坑集中掩埋;被炸得肢体残缺的“光人”，或顺水冲走，或就地掩埋在河边。据黑石子村埋尸人之一黄树云回忆：“从1939年到1941年，（我）干了近三年。我们六个人一组，其中三个是从牢狱中派来的。尸体送到黄桷渡后，我们负责抬上坡，挖坑、掩埋。通常，我们大坑埋十多个，小坑埋几个人。这周围山坡上到处是死人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
在日军的空袭下，重庆人民每日以“躲空袭”为生活最主要的内容。由此，天气情况决定了日常工作和生活计划。需要出远门去办的事情大都留在阴天。遇到晴天，人们便在天亮前早早起床，每人准备一只手提袋，里面装有饼干、点心、水等饮食，还有万金油、八卦丹、十滴水等药品，以及必不可少的照明工具手电筒。这个手提袋便是俗称的“防空袋”。为了免受站立之苦，每人还准备一个帆布小椅子或者竹凳。一些有钱人家还会准备一只小箱子，把首饰、纪念物和重要物品放在里面。一旦警报响起，大家拎起自己的东西就走，毫不慌张。也有人对轰炸习以为常，在空袭警报响起后不慌不忙地不入防空洞，甚至还有人满不在乎地在街上游荡，这样的人最后很多被军警扭送进防空洞。防空洞是当时重庆人躲避空袭相对安全的藏身之所。抗战时期，重庆开辟了众多的防空洞。每个政府机关都有一个近便的防空洞，工作人员每人都有一张可以携带妻子、孩子、父母和其他亲属进洞的入洞证。有的家庭则建造了私人防空洞。当局为公众凿建了一条大隧道，供一般市民躲避。据统计，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洞总共可以容纳70万市民。即便如此，防空洞也不能保证万全。1940年7月4日，《新民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防空警报响起，邮务部高级职员顾不垢带着妻儿躲进防空洞。轰炸开始后，外面的轰响，震得洞顶直掉土，顾不垢4岁的孩子吓得大哭。这时候有人递给小孩儿一个桃子，小孩儿不哭了。但是小孩儿玩桃子时，桃子掉到了地上，并顺坡滚出防空洞。丢了桃子，孩子哇哇大哭，要爸妈去捡。为了哄住孩子，顾不垢冲出防空洞去捡，刚捡到桃子要返回时，突然一枚炸弹从天而降。顾不垢被炸死，手上还捏着那个桃子，离洞口只有两三尺。
在日寇的“疲劳轰炸”下，恐慌的情绪并未在重庆蔓延，重庆人民仍旧保持着平常的生活状态和乐观不屈的精神。轰炸过后，商业区迅速清理废墟，恢复营业，保障正常的生活秩序;工厂的工人们也坚持生产，积极保障军需民用;学校恢复上课，开展各项活动……1939年5月4日，郭沫若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美术家们，趁日机空袭之隙，刷写了日机飞行员在天空也能看见的巨幅口号：打倒日本侵略者。5月6日、7日，重庆南开中学如期举行了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春季校际运动会，张伯苓校长在开幕式上慷慨致辞：“敌人想威胁我们屈服，我们偏不怕他威胁。”
重庆自来水公司总经理、著名实业家胡子昂先生，在集会上公开宣告：“敌人企图以狂炸毁灭重庆，纯属梦想。……吾人对各种原料，早有充分准备，足敷今后补充之用。退一步言：敌人纵能将自来水公司全部炸毁亦不能断吾民水源。”重庆电力公司也表示：无论在任何困难情况下，国防工业与生产工业之电力供应，绝不辍断一日。水电工人更是冒着在敌人轰炸下被杀伤的危险，在灼热的瓦砾废墟中，迅速修复了被炸坏的水电设备。
日军的疯狂轰炸时刻威胁着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使得重庆人民的生活日陷窘迫，但是重庆人民和大后方人民不屈不挠，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旧贡献着自己的绵薄力量，积极支援国家的对日作战。1937年秋冬，在成都、重庆举行的寒衣劝募活动和春节劳军活动掀起了四川全省献金抗日、献金救国运动的高潮。自1937年冬到1938年1月，重庆市民捐募寒衣款达20多万元，军鞋10万双，棉背心4万余件，重庆被服厂还赶制了30万件棉衣。
1938年12月，《新华日报》在成都、重庆两市倡议义卖活动，由商人或厂主捐货，买货人成倍付给货款，然后将货款交给政府，支援前线。《新华日报》报馆带头将《新华日报》《新群丛书》和广告全部义卖，收入全部捐献。中央大学的梁希用40元买了一张《新华日报》，以示他对抗战的支持。到1939年3月中旬，重庆各界群众捐款已达500万元。
社会各界捐款捐物支援前线
为了推进节约爱国献金运动，冯玉祥将军在外一直奔波近一年，还因血压升高住进医院，躺了两周。出院后仍四处宣传献金。一天，他在沙坪坝南开中学大礼堂，对着学生们演讲“献金救国”，讲了国际形势和国内战情，突然说要唱曲小调，问学生们愿不愿意听，学生们齐声叫好。冯玉祥拉开嗓门唱道：
叫乡党，细听我来讲，我们的东邻舍，有一个小东洋，40年来造枪炮，一心要把中国亡。日本人，不讲理，先占了台湾省，又占了我黑龙江，东北华南也霸去，要把咱中国一口吞……同胞们，快联合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拿枪上火线，组织起来打游击，要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冯玉祥抑扬顿挫地唱着，唱到悲伤处，忍不住掉下了眼泪。在场的人被他打动了，争先恐后地捐钱捐物，那次收到了千万元以上的募捐。
四、结语
重庆大轰炸是迄今为止人类战争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对无辜平民杀害最残酷的空中大屠杀。重庆人民在日寇疯狂轰炸中所表现出来的沉着、乐观和不可征服的气概，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摧毁重庆抗战意志的狂妄迷梦，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最终，付出了惨烈牺牲与作出了卓越贡献的重庆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历史已过，但警钟长鸣。让我们正视历史，迎接和平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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