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中的汉奸：夜里竟为日军晃火把
我们是1937年11月到达南京的，当时的南京几乎已经成了一座空城，市民们大部分都逃难了，不仅仅是因为南京就要打仗了，还因为日军从8月开始就不断对南京实施空袭，在南京保卫战开打之前，其实南京就已经成了一座血与火构成的城市，在日机的不断轰炸下，南京城内早已到处都是废墟。
刚到南京的时候，我经常因为去医院领用药品出入南京，每次都要经过一个叫八府塘的地方。那个地方在南京城南，距离战略防御要地中华门不远，算是南京的贫民区，到处都是低矮的房舍，很多都是木制结构的房屋，但因为靠近城防要地，所以这片完全不具备任何战略意义的贫民区几乎是遭到了灭顶之灾……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时候为了构建雨花台方面的野战医院，我回南京城领取医疗器材，刚刚走到八府塘附近时，就遭到了日军的空袭，我们就下车躲避。鬼子的飞机把一串串的炸弹扔了下来，把八府塘变成了一片火海。
当空袭结束后，到处都燃着火，我们连忙帮着救护伤者。很多无辜的民众或被炸死，或葬身火海，有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孩子，双双被烧死，母亲的尸体都被大火烧焦了，却依然牢牢地牵着孩子的手。
当时的南京城基本上在开战之前就已经被炸毁了大半。这里不得不说说一些可恶的汉奸。当时南京一到晚上根据命令是要实行全城宵禁的，所有灯火都要熄灭以免遭到日军的轰炸。但有一次我晚间经过水西门附近的时候，又遇到日本轰炸机的轰炸，却意外地发现那边居然有个地方有火把在晃动，接着火把附近就遭到了日军的准确轰炸。第二天才听说水西门附近守军储备军火的地方遭到了轰炸，弹药损失很大。而那个晃动的火把应该就是潜伏在城内的汉奸所为。
当时真的是很气愤，也很悲痛。都已经到了国破家亡的地步了，还有汉奸不遗余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帮着鬼子祸害自己的同胞，这是怎样的心理在作祟?我百思不得其解。
汉奸为日军的飞机指示轰炸目标，除了用火把外，电筒也是重要的工具。后来有一次巡城的宪兵在一次轰炸后抓住了一个汉奸，第二天，那个汉奸即被下令枪毙。那个男人很年轻，二十出头，却痞气十足，听说本是青帮的流氓后来被日本人收买了，专门为日军轰炸机引导轰炸目标的。在押解他出城枪决的路上，南京的市民们纷纷唾骂，甚至一次次地上去殴打，小孩子们也在旁边丢石头砸。那个汉奸开始还装出一副江湖好汉的模样，在这样的羞辱和殴打下也没了气焰，听说在枪决前还吓得尿了裤子。
除了轰炸之外，汉奸还利用投毒的方式来毒害我们的士兵。我有一次在医院吃饭的时候正好遇到一个班的士兵被送来洗胃，食物中毒，后来才发现是他们喝水的水井被人投了毒，全班士兵除了少数人未中毒之外，大部分中毒严重。虽然经过紧急抢救救活了大部分人，还是有一名士兵因为中毒太深而去世，想来应该也是城内汉奸的“杰作”。
所以，从那以后，对于汉奸我有了一个相当直观的认识，相比于听命行事的鬼子兵来说，这些泯灭人性的汉奸更让人痛恨，当抗战结束后，大批曾经的汉奸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政府座上宾的情况屡有发生，这也成了我抗战后坚决脱离国民党部队的一个主因。
敢死队员们摸黑潜入日军住处，摸着穿上衣的人就刀砍枪刺!不给他们任何还击的机会。这次突袭，共杀死日兵300余人，杀死一名大佐，两名中佐，一时间让日军措手不及……
1938年7月，九江市的日军指挥所里，一个人正在作画。作画的人是侵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他画的是一张庐山的写生图。据说，这个在中国战场上横行无阻的指挥官当时心情非常愉快。数周前，冈村从被占领的南京溯长江而上，他希望几天内就能登上庐山，一览慕名已久的庐山风光。拿下庐山对装备精良的日军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日军已经将庐山周围地区全部占领。
庐山，已经是一座“孤山”!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军人书写了中国8年抗战历史上的传奇，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疯狂地进攻，仅有两个团兵力的中国守军浴血奋战上百次，固守庐山长达9个月，写下了悲壮的抗日篇章——
孤军 誓与庐山共存亡
庐山的124号别墅，1927年为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购得，1938年7月26日作为庐山守军的指挥部。坐镇指挥的是庐山守军总指挥杨遇春，江西保安第3团团长邓子超和11团团长胡家位。1938年7月，两团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奉命阻击日军，从九江战场撤上庐山，近3000官兵迅速登山。当时庐山上还有国军第66军。日军随即将庐山团团包围，守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胡家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冈村宁次是校友，对于日本陆军的作战方法非常熟悉，因此，守卫庐山的作战方案主要由他来起草。三位将官商讨了详细守山方案，面对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日军，守山的任务异常艰巨，谁都没有把握能否最终守住庐山。三位将官最后决定：死守庐山，誓与庐山共存亡!
土坝岭是庐山的一处墓地，现在偶尔会有人来采摘草药。1938年7月30日，就是在这里日军第一次向庐山发起疯狂进攻。庐山守军还没来得及部署到位，日军第一师团太久保联队的十多门野战炮就向土坝岭猛烈开火。本是墓地的土坝岭上，棺材被炮弹炸得四分五裂，棺木、尸骨抛得到处都是。炮击过后，200多名日军沿着陡峭的山路向上进攻。保安3团的1000多名战士匆忙间进入阵地。待日军离阵地只有100米时，所有枪支一起猛烈开火，子弹、手榴弹像雨点一样扑向日军，日军嚎叫着跳起四处躲避，阵地前留下成排的日军尸体。
7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土坝岭带给人更多的是平静与和谐，只是来到这里的人们眼前似乎仍能浮现出在这往日战场上发生的一幕一幕。庐山管理局的贺伟告诉我们：“敌人一退下去，炮火又攻了上来，守军想把受伤的士兵赶快抬上来，但是来不及了。当时有一个受伤的士兵对战友说，你们赶快退回去，我就地隐藏。因此他就地藏在一个很隐蔽的山洞里，当日军的炮火一停，敌人又往上冲，路过他身边的时候，他拉响了一颗手雷和经过他身边的七八个日军同归于尽。”
固守 捍卫军人的尊严
一个月以后，抗战时期著名的“武汉会战”打响了，庐山守军作为“武汉会战”外围战的组成部分，被指挥部命令协助侵扰阻击日军。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守军频繁出击，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庐山，当时被称为国民党的“夏都”。从1926年到1948年，蒋介石曾有13个夏季来这里长住，在山上召开11次重要军事会议，庐山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的军事政治中心之一。守卫庐山已经超越了它的军事意义，而是具有更深刻的政治意义。对于中国守军来说，守住庐山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捍卫中国的主权，而对于疯狂的日军，攻下庐山也意味着取得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坐落在庐山中8路359号的别墅是一座美式风格的别墅，也是庐山众多别墅中体积最大、造型最精美的一栋。别墅依山势而建，有一种居高俯瞰的不凡气势。1932年3月26日，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将这栋别墅购下。当年的宋美龄在得到美庐之前都曾羡慕这座别墅的拥有者。蒋介石曾多次在熊式辉别墅召开重要会议。建国后，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也在此居住过。
据说，正当庐山守军配合武汉战役在山下激战时，一个军官在这座别墅前感慨万千。这人正是守军11团的胡家位团长，这座别墅的主人，当时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是胡家位的舅舅。按照胡家位与熊式辉的关系，他完全可以调离庐山到后方去。然而战况严峻，熊式辉早已撤离庐山，胡家位却毅然留下，他决心要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中国军人的尊严。这一天是1938年8月13日，此时距“八·一三淞沪会战”整整一年。这一年来，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中国守军从卢沟桥畔撤到黄浦江边，而今又退到鄱阳湖滨的庐山，胡家位决心这次绝不再退。在今天庐山一处台阶的石栏上，人们依然能看到这一天胡家位留下的字迹。题词写道：“寇犯中国，九江相继失陷，余奉命率部固守庐山。顾此白山黑水油然生敬，因题四字，概取诗曰：惟桑与梓，必恭敬止。之义。愿此志与名山同垂不朽云尔。‘八·一三’周年纪念新建.胡家位敬题。”
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入选其中。其后，民政部公布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的名录，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3名英烈在册，他们分别是：黄魂、黄振亚、林伯熙。今天，党史专家向记者讲述了云龙改编的经历和3位烈士的事迹。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许达民告诉记者：“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和3位英烈入选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和著名抗日英烈名录，说明国家对抗日战争中海南战场在东南战场乃至全中国抗战中发挥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海南军民万众一心、奋起反抗，英勇牺牲人数达40多万人，其中，仅琼崖纵队就牺牲了5600多名指战员。
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龙墟的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始建于1952年，于1984年、1989年和1998年原琼山县人民政府对其进行了扩建和改建，是全国首批100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海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海南省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遗址大门前，“琼崖抗日先锋”铜像巍然矗立，威风凛凛。铜像东侧，“荡寇亭”和“凯旋亭”并向而立。在300多平方米的陈列馆里和长长的壁廊上，陈列着中央领导人的题词、历史资料、图片和文物等，记载着那段充斥着硝烟和热血的战争岁月。
据介绍，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共琼崖特委为贯彻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表示愿意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改编琼崖工农红军，并于1938年10月22日达成协议。1938年12月5日，中共琼崖特委和国民党琼崖当局在原“六月婆”庙场址举行琼崖红军改编仪式暨誓师抗日大会。各界人士、琼崖国民党当局官员及当地群众上万人，在场见证了琼崖工农红军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因而得名。
“根据我们目前调研的情况来说，可以肯定，我国领导人宣布的数字是可靠的，是准确的。”昨日，国新办吹风会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如此表示。
国新办吹风会提供数据显示，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占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1/3。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
在调研中，他们为南京大屠杀、潘家峪惨案等进行司法公证，还要求山东为100县（市、区）的抗战时期死难者，造了“死难者名录”。
调研丛书共300本左右
抗战损失课题调研自2004年10月开始，历时10年，先后有60万人参与。
全部调研成果，按照统一规范和体例，编纂成《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分为a、b两个系列，总数预计300本左右。
首批成果已于2014年9月正式出版，共5类46册，据丛书主编李忠杰透露，第二批成果近日也将陆续出版，而第三批成果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开始出版。
将第一批和第二批出版成果计算在内，李忠杰说，共出版24本集中反映各省级行政区域内由日本侵略造成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省卷，这些均为a系列。
而包括宁波市、内蒙古包头市等，主要反映某个市、某个县或某个方面抗战损失的b系列书籍，则首次在第二批调研丛书中出版。
为山东死难者“造名录”
首批出版的成果中，包括12本《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重大惨案》汇编。
“其实大家应该知道，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造成的惨案绝不仅仅是一个南京大屠杀。”李忠杰说，他们如实记录了至少173个一次性平民伤亡800人以上的惨案，配以档案、文献、口述及照片等作为历史证据。这还不是全部，后面还会再补充一些。
此外，他们还专门安排山东省公布该省具体伤亡人员名录，“因为大家知道，有一些右翼势力老是说，你们如果说伤亡，你们就要提供名单。”
目前，先行编纂的山东100县抗战时期死难者名录已在首批成果中出版，该书编纂说明中透露，共收录死难者169173人，死难者信息包括“姓名”、“籍贯”、“年龄”、“性别”、“死难时间”等5项要素。
第二批调研丛书中，还包括4本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即《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报告》、《抗战时期中国劳工伤亡调查》、《抗战时期海外华侨人口和财产损失》、《抗日战争中国军队伤亡调查》。
部分内容酝酿译成日文
未来如何推广这些抗战损失课题成果？李忠杰透露，除将中文版尽可能向世界介绍之外，还可能考虑选择一些内容，翻译成外文，包括日文。
“这个工作也在酝酿当中、考虑当中。”但李忠杰认为，工程量比较大，尤其需要翻译力量，他还呼吁尽快将这些成果摆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大英博物馆等重要图书馆、博物馆中。
■摘录
中国军民死伤3500多万
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上，对当年日本侵略中国造成巨大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基本数据作出了重要表述。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再次郑重宣布，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死伤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来源：李忠杰《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总序）
■释疑
1成果如何出炉？
为南京大屠杀等进行司法公证
据李忠杰透露，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调查本行政区域内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调查工作从省、市、县一直深入乡镇甚至村。
一些重要的、涉及多个地方的专题，如劳工、细菌战、化学战、“慰安妇”、难民、华侨等，则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专题调研。
中央党史研究室还组织查档小组，分赴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搜集档案资料。另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课题组前往台湾查档。
李忠杰解释，这是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曾组织比较大规模调研，留下丰富档案，“有的非常仔细，比如说某个人受伤了，他口述受伤的情况很详细，甚至受伤的部位，在手臂什么地方，都很清楚，有的还附有草图。”
但因几十年积压，没有较好整理，“有的都压成饼了”，不过，李忠杰透露，他们仍找到一些诸如日本当年轰炸新疆的档案材料。
调研的具体方法除查阅和搜集档案文献资料、有关报刊资料及此前研究成果外，李忠杰透露，对一些特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重大惨案等，也同时进行社会调查，记录证词证言。
“有条件的，还进行必要的司法公证，如南京大屠杀、潘家峪惨案等，使这些调查都成为在法律上可以采信的证据。”李忠杰介绍。
整个调研工作，还有多项原则要求，李忠杰透露，包括不许追求任何高数字、高指标；不允许用“不计其数”、“无恶不作”这类抽象的形容词来概括相关内容等。
2调研有无困难？
走访山东逾八成70岁以上老人
“如果在60年前、70年前就进行大规模调查，那会方便得多。”昨日，李忠杰坦承，当时虽做了一些调查，但没做到底，不够系统。
但李忠杰认为，即便调研时机再晚、有再多困难，也要做下去，为此，他们克服了大量困难。
例如，山东省通过省、市、县一层层调研，走访了全省80%以上70岁以上（即1937年全国性抗战爆发以前出生）的老人，仅搜集证言证词，就达79万余份。
但历史已过去几十年，有的见证人和知情人对死难者信息的记忆本身就不完整，而参与调查笔录和名录整理的人员多达数万，对死难者信息各要素的规范和掌握，也难做到完全一致。
因此，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山东省百县（市、区）抗日战争时期死难者名录》编纂说明中透露，名录编纂工作仍很复杂。
“比如说人的姓名，中国人的姓名有的是很正规的名字，有的是小名，有的是去世了，家里没人了，怎么办？”李忠杰也持类似观点，他说，为此采取诸如让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开会回忆某某家孩子如何死亡的方式，尽可能确保准确。
李忠杰表示，目前研究只是阶段性的，不是最终结论。总体是为今后更综合性的研究提供详尽、扎实的基础。
■落地
北京人口因抗战少增49万
由北京市党史研究室编纂的《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已在去年9月出版。
该书显示，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的主要罪行涵盖4种，其中，就包括实施细菌战，日军1855部队在今世界文化遗产天坛等处，研制细菌武器并用于华北战场，“为了检验细菌武器的威力，竟播撒霍乱细菌，横夺无辜市民的生命。”
在杀害抗日军人和平民方面，该书透露，日军在北京制造了密云潮河关、密云孟思郎峪、门头沟王家山等100多起集体屠杀惨案，大量人口伤亡多数是在这种“清剿”中发生的。
该书透露，抗战时期，因日军烧杀屠戮，北京地区人口伤亡总数为17045人，其中，直接伤亡13422人，间接伤亡3263人。另有60068人确知被日军抓劳工，或被俘虏，但无法确定死、伤、失踪等情况。
1937年至1945年，北京地区人口因战争等非常因素增长，比常态下增长，减少约49万人，人口损失程度，依城区、近郊、远郊呈上升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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