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亘村伏击战:129师“重叠设伏”歼灭日寇
“重叠设伏”，这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战法。三天之内，在同一地点连续两次成功伏击同一强敌，它的发明人是刘伯承元帅。这种战法，兵法中无记载，它打破了“用兵不复”的原则。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掠夺山西的煤炭资源，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国民党军队作战失利，仓皇溃退，八路军129师在师长刘伯承率领下，挥戈东进。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官卫立煌上将(1955年从海外回归祖国)，顿感惊诧和内疚。在与刘伯承将军通话时，卫立煌说：国民党正规军装备好，熟悉阵地战术，尚不能阻遏日军侵晋，且竞相后退。八路军兵微械弱，缺医少粮，施行的游击战能跟日军相匹敌乎?盼将军谨慎行事……。刘伯承凛然答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反击日寇侵略，甘捐血肉之躯!
经过缜密的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第20师团的迂回部队，在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约千余人在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判断：日军为了切实控制正太路南的平行大道，必然加紧从井陉至平定的小路运兵运粮。刘伯承判定日军将于10月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即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计划在七亘村打一仗，钳制日军的迂回进攻，掩护娘子关友军。
七亘村是一个理想的伏击战场，它是井(陉)平(定)小道的必经之地，从七亘村往东到石门，正好是10里峡谷，谷深数十米，底宽不足3米，地势十分险峻。刘伯承经过实地侦查，选中了这个伏击阵地，随即命令八路军129师第772团第3营进至七亘村附近待机。
果不出所料，26日拂晓，测鱼镇庞大的辎重部队，在步兵200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上午9时许，日军进入伏击区。129师第772团第3营的战士们放过敌人的前卫部队，向它的本队突然发起火力袭击。地形选得实在太便利了，陡坡顶上八路军的机枪、步枪“哗哗”地往日军的人堆里倾泻着子弹，手榴弹只消打开保险盖垂直往下扔。日军顿时像炸了窝的马蜂似的乱碰乱撞，死的死，伤的伤，有不少被挤下了深沟。在一阵短促猛烈的火力袭击后，战士们随着一片喊杀声，奋勇杀入敌群，跟日军展开了白刃战。有几名日军被战士们逼到了断崖边，战士们边喊边示意他们缴枪投降。日军竟毫不理睬，端着刺刀反扑上来。战士们毫不留情地击毙了他们。2个多小时后，枪声、喊杀声渐渐沉寂下来，日军除少数逃回测鱼镇外，其余全部被歼。此战八路军共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伤亡10余人。
当天，刘伯承得到情报：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也正继续向旧关抄袭。他很清楚日军的意图是急于要打通正太路，从背后威胁太原。据此，他判断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七亘村仍然会是日军进军的必由之路，因为除此别无通道。再从日军目前的作战特点来分析，他们屡胜之后骄横得很，通常会发一股牛劲，向预定的目标执拗地突进，毫不理会一些小的损失。况且根据“用兵不复”的原则，他们万万想不到八路军会在同一地点重复设伏。于是，刘伯承断然决定还在七亘村再给日军一个突然打击。
于是，刘伯承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
为了迷惑日军，当27日日军派兵到七亘村来收尸时，刘伯承让129师772团主力当着日军的面佯装撤退，造成七亘村无兵把守的假象。实际上第772团第3营绕了一回又返了回来，集结在七亘村西改道庙公路南侧山地里。
28日晨，敌人的辎重部队果然循原路过来了，前后有100余名骑兵和 300余名步兵掩护辎重西进。他们毕竟吃过亏，一路上加强了搜索警戒，遇到有可疑处便发炮轰击。到了七亘村附近，他们更加小心翼翼，朝村里村外进行了反复的炮击。第772团第3营的指战员们隐蔽在灌木、草丛和石洞里，沉着镇定，不发一枪。
11时许，日军进入了伏击地域。129师第 772团第3营的机枪、步枪一齐响了起来，组成了严密的火网。这次日军已有精神准备，一遇打击便就地组织抵抗。第3营的战士们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仍英勇出击，将日军截成两段。由于负责增援的第2营因雨天路滑，未能按时赶到，因此第3营没能将敌人全歼。战至黄昏，敌人乘夜色朦胧，突围而出，一部向西逃往平定，大部向东退回测鱼镇。
这次伏击，击毙日军百余名，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牵制了敌人，使困在旧关以南的国民党军曾万钟部1000余人，从敌人的包围中撤了出来。
刘伯承把缴获的战马、军刀、大衣、罐头、香烟等战利品，送给卫立煌一部分。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
第129师的2个团毕竟无法挡住数万日军的强大攻势，他们的积极战斗只能最大限度地起到牵制、迟滞敌人的作用。就在七亘村第一次伏击战同一天，日军攻占柏井，威胁娘子关与旧关国民党守军的侧背。娘子关防线上的国民党部队怕后路被切断，争相撤退。
刘伯承将七亘村连环伏击战， 命名为“重叠设伏”。后来，不少国家的军事教科书增添了这一前无古人的战法。
1939年9月1日，日寇“顾问”金井章二主持将1937年拼凑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3个伪政权合并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由苏尼特右旗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任副主席。1941年“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改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史称伪“蒙疆政府”)，是日寇在中国扶植的第二个傀儡政权，作为侵华的军事基地之一——“防共特别区”。蒙疆地区位于察哈尔、绥远二省和山西省北部，包括乌兰察布盟、巴彦塔拉盟、土默特旗、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和张家口市、厚和豪特市(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以及晋北部分县，面积50多万平方公里，是日寇本土的1.5倍，人口565万。
日寇为掠夺蒙疆地区的资源，支撑其“以战养战”的侵略行径，首先对资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早在1937年5月，大阪一会社派出15名工程师，对冀、察、晋三地的煤炭和可提炼石油的煤储量做了仔细调查。
“七七事变”以后，日寇侵略者派出东京工业学院师生调查团、国防资源第一调查队、绥远境内资源调查队等组织，对蒙疆地区的各种资源做了调查。他们对察哈尔的铁矿和晋北的煤，对包头石拐沟和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的煤、铁、盐、碱、铅、油页岩、石棉等矿产资源做了详细的调查。1938年，日寇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根据调查资料，绘制出包括12种矿产物产资源蕴藏的《蒙疆地区资源集散图》。
1939年5月20日，由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组织的兴亚院联络部技师铃木勇为队长、陆军兽医本乡雄男为指导官，带领40人的调查队，又对蒙疆地区的各种资源经过数月调查，编印成40多万字的《牧业状况调查报告书》。该书由畜牧资料、牧业与民政、牧业与政治文化三部分组成。其中“畜牧资料”包括地势、交通、水源、农业、家畜、饲养、设备、交配、下仔、育成、挤奶、剪毛、放牧、防疫、卫生设施、交易作价16个方面，并且作了详细记载，为掠夺做了充分的准备。1940年，日寇对蒙疆地区调查的牲畜存栏数为：羊451万只、牛263万头、马50万匹、骆驼5.26万峰等。
组建掠夺机构
总部设在东京的兴亚院是日寇进行经济侵略的最高机构。1935年，日寇在察哈尔盟多伦县设立了兴亚院大蒙公司，1937年，迁至张家口市。到1942年3月，兴亚院先后设北平分社、蒙疆联络部，在张家口市设有支社，以下发展了31个公司，各公司又开设了很多厂矿，用来控制蒙疆地区和华北地区的交通、工矿企业。掠夺机构逐渐深入内地。
日寇政府积极鼓励国内财团、民间组织和个人到占领区办企业，蒙疆地区有三菱、三井、钟纺、蒹松等10多家建立的各种株式会社。据《蒙疆年鉴(1942年)》披露：有蒙疆电器通讯设备、蒙疆电器、蒙疆汽车、蒙疆石油、蒙疆运输、蒙疆矿产贩卖、蒙疆不动产、大同炭矿、龙烟铁矿、蒙古食科、蒙疆新闻社等10多个株式会社。还有蒙疆兴亚、蒙疆畜产、蒙疆木材、蒙疆火柴、大蒙炭矿、大青山炭矿、日蒙制粉、满蒙化学纤维、满蒙皮革等58个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9亿美元。各公司虽然冠名为“蒙疆”、“大蒙”、“大青山”、“满蒙”、“日蒙”之名，实际由日寇各财团委派理事长、经理掌管，中国人只有虚名。
日寇侵略者在蒙疆地区调查资源的基础上，假办企业之名，行掠夺资源之实，在满足屯军和侵略战争需要的基础上，其余部分运回本土。掠夺的资源主要有铁、煤炭、盐及各种农畜产品。
铁矿是日寇进行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军工原料，察哈尔省龙烟铁矿是储量多、含量高的富矿，列为掠夺的重点。《蒙疆年鉴》称龙烟是世界著名的硅质赤铁矿，仅次于美国沽多林铁矿。1938年，由兴亚院兴中公司在张家口设的支社主持开采，大同、厚和豪特、下花园等地设有办事处。矿石运到北平石景山或日本冶炼，当年日产铁矿石600吨，上半年运回日本7万吨。日寇侵华8年，从龙烟铁矿运回日本铁矿石300万吨。
蒙疆地区是我国煤炭储量富集之地，当时勘查晋北、察南、包头的煤田储量为400亿吨。日寇占领蒙疆地区后，没收了民族资本的矿业，由日寇垄断金融资本所取代。1937年12月，日寇在大同口泉、宣化下花园开采煤矿，日产分别为1300吨、300吨。1938年大同、察南、包头石拐沟3个煤田年产100万吨，其中输入日本35万吨。1939年，日寇在口泉开设蒙疆煤炭液化厂，提炼石油。1940年，日寇为运输石拐沟煤炭，修建了包头至石拐沟铁路。日寇侵华8年，掠夺了蒙疆地区的煤炭约8000万吨。
盐是蒙疆地区的又一种重要资源，1938年，年产80万担。日寇通过盐业组合，将盐外运，赚取高额利润，年运往伪满洲国达20多万担。日寇对蒙疆地区各族人民的食盐实行配给，不准私人贩运。
牲畜和畜产品为蒙疆地区的特产。为掠夺这些特产，“蒙疆政府”专设“牧业总局”，规定各种牲畜和畜产品均由钟纺、三菱、三井、大蒙、蒹松、满蒙、白毛等日资公司垄断经营。将收购数量下达各旗县，限期完成。这些公司统一定价，即所谓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公定”价格，如1944年牛肉的“公定”价格每公斤5元(蒙疆币，下同)，市场价为20元;一匹马“公定”价格为800元，市场价为2000元;牛皮每公斤“公定”价格9.5元，市场价为100元;老羊皮每张“公定”价格23.5元，市场价为250元。抗战胜利后，据《晋察冀日报》调查：日寇侵华期间，在蒙疆地区共掠夺牲畜113万多头(只)、兽皮378万多张、畜毛4450多万斤。
伪“蒙疆政府”下达了《粮谷管理令》、《主要食料品搬出取缔令》，强令农民向日寇“出荷”，即以低价向日寇出售农产品。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出荷”后所剩无几，他们和城镇居民只食用配给的劣质杂合面。日寇还强迫农民大量种植鸦片，借以搜刮财富，毒害人民。
垄断金融业
1937年10月，日寇侵占蒙疆地区以后，勒令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分行和地方办的察哈尔商业钱局、绥远平市官钱局、丰业银行、山西银行大同分行以及私人钱庄停业，并没收它们的部分资本，停止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和地方发行的纸币、银票流通;逼迫银行和钱庄及老百姓用法币和地方纸币兑换伪满洲国和察南银行的纸币。这样日寇就以伪币套汇了合法的国家和地方货币，用来在国统区购买所需物资，从中大发横财。
1937年11月，日寇成立了伪蒙疆银行，作为伪“蒙疆政府”的中央银行。伪蒙疆银行在张家口、北平、天津、大同、厚和、包头、平地泉、丰镇、怀来、宣化、涿鹿、张北、多伦、延庆设了分行，东京、长春、贝子庙设了办事处，由蒙奸包悦卿任总裁，日寇山田茂二任副总裁，酒井麾马(日寇)、刘东汉、沈文炳、吕登瀛任理事。1938年3月，在伪察南、晋北、蒙古联盟三个自治政府分别设立了“实业银行”，均由日寇掌控。日寇通过伪蒙疆银行、伪实业银行垄断了蒙疆地区的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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