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纳德回忆：抗战前蒋介石竟不知自家空军底细
陈纳德在中国抗战时期贡献甚巨。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指挥官之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然而，踏上陌生的土地不久，这位“来华助阵”的美国人发现，将与自己并肩作战的是一支徒有其表的空军，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则被蒙在鼓里。
战祸逼近，意大利人欺上瞒下
我来到中国的时候，意大利人已完全控制了中国空军，并垄断了大部分中国航空市场。
意大利人的对华援助实在是笔“好生意”，其间的各种开销全部来自当年的“庚子赔款”，可谓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购买意大利飞机，中国反倒还要拿出几百万美元，这对颇有些捉襟见肘的意大利航空工业来说实在是雪中送炭。还有一点不能不说：墨索里尼是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他在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没有放弃未来的盟友日本。
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尽管意大利人搞了不少花架子，中国空军的实力并未得到实际增强。有件事情很说明问题——意大利人开办了一家军事航校，实行“宽进宽出”的政策。也就是说，不管能力如何，学员只要耗完必须的学时就可以毕业。
据说，蒋介石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很满意”。众所周知，中国飞行员主要来自上流社会，美国航校出于各种原因将不合格人选扫地出门时，经常会受到多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也会被搅得寝食不安。较之美国人的严肃认真，意大利式的殷勤显然更符合中国人的胃口。他们的办学方式迎合了中国人一团和气的固有心态，却毁了中国空军。
意大利人在南昌援建的飞机组装厂也纯粹是骗局，他们提供的飞机很多是陈旧过时的，有的根本就是废品，这些破烂竟然被航空委员会堂而皇之地登记在册。也就是说，在意大利人的“帮助”下，中国建立的其实只是一支徒有其表的“纸上空军”。
最可气的是，某些人还利用航空捐款牟利。他们筹款时往往会许诺说，使用从当地获得的款项购买的飞机将会以当地的名字命名。拿到钱之后，他们还真派架飞机过来转上一圈，搞个焰火庆典，机身上醒目地喷涂着地名。但实际上，这些人对很多地方做出了同样的承诺，用来进行展示的飞机却只有一架，只不过每次机身上喷涂的名字不同而已。至于筹集来的款项，则早已不知去向，最后，中国空军只是在所谓官方统计表上又“购买”了一架新飞机。
直言不讳是我赢得信任的法宝
全中国的战争狂热愈演愈烈之时，蒋介石来到鄱阳湖西岸的夏季别墅避暑。当时的蒋内心很纠结，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实话说，中国军队的情况非常不乐观——
中日战争爆发时的中国海军拥有全世界军衔最高的海军将领，在国际海军会议上比任何人都优先。讽刺的是，蒋介石那少得可怜的炮艇除了被强大的日本舰队歼灭，无法期待任何事情。陆军情况略好，在德国顾问支持下，一支8万人左右的新式部队初具规模，时刻听从国民政府调遣。但我不得不指出，这支队伍虽然足以让心怀异志的地方军阀闻风丧胆，面对装备精良的百万日军仍然显得底气不足。至于成立不到5年的空军，知晓内情者更是不抱什么希望。
在南昌待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工作需要，我和中方的空军负责人毛邦初一起前往庐山晋见蒋介石和宋美龄。
寒暄过后，蒋介石便开始用严厉的语气质问毛邦初，要求后者对中国空军目前的状况做出解释。善解人意的宋美龄靠过来，为我翻译他们的对话。
“91架，委座。”
蒋的脸色突然变得通红，快步走下别墅的台阶，把大批随从远远甩在身后。
“委员长已经发狠话说要把他枪毙了。”宋美龄悄悄告诉我，“航空委员会的账面上显示，总共有500架飞机可以投入作战。”
这之后8年里，我再没见过蒋介石如此失态。最后，他终于压抑住怒火，来到我面前用中文问道：“你的调查有什么结论?”
“毛将军的数据是准确的。”
“继续，”宋美龄鼓励我，“把所有真相都说出来。”
我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全部说了出来，宋美龄耐心地在旁翻译。来回踱步的蒋介石渐渐放慢了脚步，过了大概20分钟，他才离开门廊，回到了屋里。
经过这番谈话，毛邦初保住了自己的脑袋，宋美龄获得了监督、掌管航空委员会的权力，我则落了个直言不讳的好名声。此次在庐山的会面，为我日后和蒋介石相处奠定了基调。他开始信赖我，我也赢得了他的信任，只要我做的事情有利于战争的最后胜利，他都会毫无保留地支持。“有利于战争的胜利”——这便是他和我相处的底线。
早在1931年制定《虎卷》计划时，“满洲青年联盟”所勾画的伪满洲国版图，就包括一个塞外小省热河，和沿长城延伸的一条“非武装走廊”。“满洲新秩序”建立后，石原、板垣、土肥原等人立即着手这一新的征服。
1933年2月23日，日军2万余人分三路进犯热河。10天时间，热河全境沦陷。3月3日，日军6师团一部128骑，占领热河省会承德。该部在承德大肆劫掠。这个师团意志顽强、作风凶狠，4年多以后，正是他们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首凶。
“保卫长城”的声音，在这一年3月一下子成为华北大地最苍劲悲怆的声音。风雨飘零中，战争在长城的300里隘口间铺开，每个关隘都有恶战。几十万人马往来冲杀，只有苍天、黄土、长城、夕阳才静默无声。
在这样的恢弘时空里，“满洲青年联盟”和蓝衣社终于在长城两侧，用炮火、大刀、思想和身体进行碰撞。两大青年军人集团、两大秘密组织成为这个战争的主角。
“贺衷寒时代”就在这样危急的背景下开幕了。
2月底，“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在十余条军列边，铁石般地挺立着一个将军的身影。他的手一直举在帽檐边，表情严峻，目光森冷。在他的身边，铁流一般地，望不到尽头的持械军人涌进站台，涌过他的身边，涌上火车。
这一天是霉雨天气。雨水不断地沿将军的帽檐、肩章上淌下，他的军装早就湿透了，但仍然一动不动。火车站喧天的锣鼓，无数市民、学生、记者的注视，似乎一点都不能惊动他。仿佛他的心已经在遥远的华北了。
2师、25师官兵的长龙已经到尾巴上了，关麟征、黄杰走过来了。此时，他的身体微微地、不被人觉察地颤抖了一下，随后，他的目光由森冷转向热烈，几名卫士为他铺展开了一幅白布。
他咬破手指，用鲜血在白布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笔画。随后，是关麟征、黄杰，随后是百余名出身农家、视野多少有些狭隘的士兵。他们纷纷咬破手指，你一字、我一句，以拙劣字体续成了一阕《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不知道是哪个学堂的学生率先唱了起来。随即，将军沙哑的嗓音加入了，无数人加入了，歌声撞击着南京广漠的天空。将军的眼睛里先是蒙上了一层水汽，接着这水汽凝固、扩大，化作了满眼的泪。
这眼泪感染着站台，这是南京罕见的眼泪。将军没有去拭抹它。
2师、25师官兵后面，是一队一队更加威严、潮水一般静默涌过的宪兵。罕见的钢盔、仪仗，衬托着将军的泪花。此时，人群激动喧闹了起来：“宪兵三团!大英雄!”“宪四团的兄弟，好好地打鬼子!……”
两个姑娘冲破卫兵的警戒线，给蒋孝先、吉简章这两个宪兵团长，佩带上了姑娘连夜编织的绒线花。
一个当过私塾教师的老先生，颤巍巍的身躯也灵活地穿过卫兵的警戒线，把有着“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字样的锦旗，披到了将军的身上。随后，聚集着数万民众的车站沸腾了，男女老少都试图冲破卫兵的警戒线。卫兵的脸上热泪纵横，但仍然不肯放行，苦苦地劝说着人群。
这一天，在南京火车站的几万民众，还很少有人知道，贺衷寒，以及他所送行的关麟征、黄杰、蒋孝先、吉简章四人，都是让市井开始惊恐的蓝衣社首脑。但即使知道，一个多月后再次出现在南京火车站的一幅令人肝胆俱裂的图景，也足以使亿兆苍生，依旧把那远征的2万余人，那个在火车站用泪眼送行的将军，当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依旧是十余条军列，军列边依旧站立着贺衷寒。然而这一天的贺衷寒，却没有戴军帽，他的头上刺眼地扎着一条雪白的布带。他眼中泪水所蕴涵的悲恸，似乎折射着五千年和四万万的痛楚。
在贺衷寒泪水的衬托下，花圈和白幛，挽联和松柏，静默无息地和一直延伸到火车站广场的几万人，等待着一个个黑色匣子的捧出。飘扬的青天白日旗，高远的南京天空，迎接着近2万个幽灵。然而捧回的不过是一千多个象征性的骨灰盒。大多数人的躯体，已经融进长城与黄土了。
就在这一个多月里，在长城，蓝衣社控制的2万余名出征军人，损失了三分之二的人马。
《关麟征传略》简洁地描述了古北口作战的情形：“……关麟征奉命率25师北上至古北口抗日。是役，他亲率149团猛烈反击日军，双方短兵相接，战斗惨烈，关麟征被炸五处受伤，浑身是血，身边官兵全部战死……”
3月12日下午3时，古北口失守。关麟征师伤亡过半。其副手、“军人会”成员张耀明接替负伤的关麟征，再次集结部队，在口内南天门一带阻击。此后20余日，“……起初是关麟征25师在第一线，被打残了。黄杰第2师顶上去，换下第25师。第2师被打残了，刘戡的第83师又顶上去，换下第2师……”
至3月底，3万军人几乎不成建制。同时歼敌5千余人。《时世月报》第二卷第二期在战后曾刊登中日双方战果，称整个长城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共伤亡、失踪6万5千余人，其中关麟征等所属的“徐廷瑶军伤亡65%”，达2万余人。
日本方面，共伤亡6千余人，大部为关麟征等人所歼灭。
近2万人死去了，阵亡的700名军官，绝大多数是蓝衣社军人会成员。一个个往昔音貌尚存、生龙活虎的人，先是身体上穿透了密集的枪眼，随后又化作了一把土、一股烟，再也看不到了。
它也化做了贺衷寒在站台上的声音：
“弟兄们，我们回家了!……我们都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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