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忆：罗荣桓下令活捉1个鬼子奖1斤猪肉
1924年7月，我出生在河北新城县(现高碑店市)，5岁随母亲、姐姐投奔在山东临城(现枣庄市薛城区)工作的父亲。15岁那年，我在山东加入了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五团。我们团在鲁南山区艰苦的环境中被锻炼成为一支敢打硬仗的队伍。
当时形势动荡，日军把消灭八路军一一五师作为主要目标，伪军、顽军不断向我根据地进攻。日军企图运用“蚕食”战术推进，我军则采取“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对付他们。
1943年3月，我们接到情报，位于向城东北的小埠子村有一个伪军据点。上级命令，让我们拔掉这个据点。
小埠子村地势特殊，是个方圆二三亩的土墩，像一个碉堡，易守难攻。我们武器较为落后，为扬长避短，决定秘密奔袭，攻其不备，争取一举歼灭。
我们部队被称为“夜老虎”，走路悄无声息，擅长“突然扑食”，叫敌人防不胜防。黄昏时分，我们向小埠子村开进，敌人一直没有察觉。一声令下，我军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投弹手甩出成排手榴弹，颗颗扔进圩子里，打得敌人在方圆几十米的土墩子上抬不起头来，猛烈的火力把敌人封锁在屋内，只听乱吼乱叫，其中还有日军的喊声。
刚开始，我们以为是伪军害怕，装成日本人糊弄我们，但听到“啪……嘣”的枪声，这是日本人三八式步枪独有的声音。
敌情发生变化，我们立刻把消息上报，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下令：活捉鬼子，拔掉据点;活捉一个鬼子，奖励一斤猪肉。
我们用平时学的几句不熟练的日语喊话：“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日军继续向我军射击、投手榴弹。我们把围墙拆开了一个缺口，突进围内。屋内敌人大乱，冲了出来，我们一阵猛烈的火力，又把敌人逼退到屋里。乘敌混乱之际，我们猛打猛冲，一时短兵相接，白刃拼搏，刺刀的撞击声，战士的怒吼声，夹杂着日军的狂叫声，真是一场鏖战。
敌人一个接一个被捅倒在地，我们终于端掉了这个据点。土墩子上躺着横七竖八的日伪军尸体，散乱地丢弃着枪弹、钢盔。这次战斗全歼守敌，还生俘日军5人，伪军50余人。
我们俘虏的日本人中，有一个叫山口的，在我军的感召下，后来成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成员。这也正是罗荣桓政委让我们生俘日军的意义。要知道，活捉鬼子可不容易，他们讲“武士道”精神宁死不被捉。“反战同盟”对于后来日本人投降，不能说没有作用。
小埠子战斗意义重大，在当时打击了日伪顽的嚣张气焰，增强了部队和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
人物名片：
钱青，原名钱炳坤，1917年出生于杭州鼓楼的一户大户人家，父亲钱骏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6军四团团长。1936年，钱青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七七事变”后，他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16期。毕业后分到的正是父亲原来任团长、由浙二师演变的国民革命军26集团军75军。抗日战争胜利后，因不愿同室操戈，钱青离开前线回到杭州。
战争残酷
1937年，钱青成为黄埔军校第16期炮科学员。1940年，完成学业的他被分配到了第26集团军75军第6师，担任炮兵连长，隶属第六战区，驻守湘鄂川一带。
战争的残酷在一开始就表露无遗。在战场的5年多时间里，他参加了枣宜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等上千场战役。钱青说，每个人都怕死，上了战场就顾不了那么多，必须往前拼。
最让他感到悲怆的是，每天都有战友死去，出发前还说晚上去他家吃饭，回来时却只看到挑着行李的勤务兵。打仗时，钱青的主要职责是指挥炮兵，相比步兵，炮兵的安全系数略高一些，但他们最怕日军飞机轰炸，被炸弹丢中，必死无疑。
“日本人很难对付，杀死他们1个，我们要死三四个。”日军武器好、装备好、训练有素，即便是现在回忆起来，钱青仍记忆深刻。偶然的一次，钱青发现日军不光碉堡工事做得好，而且每个碉堡里还安装了一根铁链，这是为了防止机枪手逃跑，提前把他们锁在里面。
命运浮沉
3次26年的劳改劳教生涯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内战又一触即发，欢庆胜利的同时，钱青也为日趋紧张的国共关系深感不安。“我参军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怎么能把枪口对准自己人？”抱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念头，他毅然解甲，从湖北前线回到杭州老家。之后，他被分配在联勤总部浙江省供应局，主要分管军械弹药库，1947年，他和一位杭州姑娘结婚。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钱青过上了真正的平民生活。他住在北山路的老房子里，与人合办了一个小型酱油厂，妻陪子伴，生活平静。然而两年后，他在“镇反运动”中被逮捕，杭州某小报随即登出消息——“潜伏匪特钱青已经被枪决”。妻子看到报纸，还跑到松木场找他的尸体。
之后，他背着“利用祖产进行反革命活动”、历任伪职和“右派”等多项罪名，去劳改、劳教，26年的煎熬，险些把命都丢了。
1979年，钱青再回到杭州时已62岁，靠着誊印谋生。妻子已改嫁到上海，两个儿子也有各自的家庭，他一个人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在或湿冷或炎热的夜里孤独成眠。2004年，他领到了人生第一笔退休金，那时他已经87岁。
在孩儿巷豆腐巷钱青12平方米的居室里，讲起战争和战友，他时常动情地拿毛巾擦拭眼角。98岁的他满头白发，白衬衣配休闲外套，清爽优雅，斯文俊朗。记者感慨他像个孩童。“因为我心里坦荡，没有疙瘩。”他目光坚定，“我是中国的抗战老兵，参军是为了打日本鬼子，那些死去的战友也是如此，只要我活着，就要为他们说话。”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从“九一八”事变后弃商从军，到见证日本受降，七十余载过去，如今已110岁高龄的董济民忆起往昔峥嵘岁月，仍因身为“抗战老兵”深感自豪。 12月4日，老人寿辰前夕，“互助抗战老兵论坛”与“京津冀老兵关怀计划”为这位健在的年龄最大的抗战老兵颁发荣誉证书与纪念奖章。记者跟随志愿者前往董老家中，一同见证了这一的时刻。“打鬼子，我是志愿的！” 1904年12月20日，董济民出生于河北乐亭。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在清末民初“闯关东”热潮中，举家迁至吉林省吉林市。念过几年私塾后，他到当时在本地有名的百货店“玉茗魁”当起了学徒，在前台打打算盘，整理账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和同事曹玉山一同辞去了百货店的工作，加入了由冯占海带领的吉林682团（后改为东北义勇军682团）。由于能写会算，董济民成了部队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之一，负责后勤的文书工作。 回忆起抗日将领冯占海，“他是令人佩服的抗日英雄。”老人仍念念不忘，“他平易近人，待人温和。”
一首《松花江上》唱完，董济民敬了军礼
1932年，军队在张家口怀来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６３军，董济民任军部少尉文书。之后，他随部退守河南漯河，南下江西，后在湖南邵阳９１师任中尉军需，不仅负责部队的文书整理，还担任军械员，负责枪弹的管理与分发。 十多年来，老人先后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豫湘桂战役、以及贵州的独山战役，亲眼目睹了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全过程。 老人告诉记者，抗战结束时，他到辽宁锦州见证了日本受降。“日本鬼子是最坏的人，欺负我们的同胞，不打败他们不能太平。” 当问到后不后悔参军时，老人坚定地说：“为什么要后悔？打鬼子，我是志愿的！”“这是荣誉，我很光荣” 抗战结束后，董济民所在的91师部队于1946年转到了河北平泉和承德，但他依然坚守在锦州，任军需少校。此时，解放战争已经打响，打了１４年仗的董济民“不想打了”，于是当了“逃兵”，携家眷来到了北京。 董老回忆说，他在前门大街邮局附近跟别人合伙开了一家鞋料店，专卖皮鞋的鞋帮、鞋底等。“店名是‘同和’二字”，老人在茶几上清楚地比划给记者看。那时，解甲归田的董济民过起了平淡日子，直至一场大浩劫到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董老惨遭抄家，被遣返回老伴宋桂新的故乡河南漯河。董老的儿子董希武告诉记者，“文革”时他在读初一，父亲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与弟弟妹妹随父母回到河南老家，父母亲每天忍受批斗。 “文革”结束后，董济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从那以后，老人很少再提抗战的事情，也不愿回忆文革的苦涩岁月。 如今董老总算生活安定，颐享天年。董希武说，老爷子眼睛花了，耳朵背得也很厉害，不过头脑还算清醒，腿脚还算比较灵便，一般的平路基本不用扶。 “互助抗战老兵论坛”负责人曹治邦当天将荣誉证书和纪念奖章颁发给了董老。据曹治邦介绍，颁发给抗日老兵的证书上都有编号和档案号，档案将一直留存。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老人用印泥印下手模并签下姓名与年龄。虽然手有点抖，但几个大字写得苍劲有力。得知自己的手模会在位于成都的建川抗日博物馆与众多抗日英雄的手模一起展出，老人欣慰地笑了。 曹治邦大声念出证书上的文字：“董济民先生，您在1931至1945年反法西斯抗日战争中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杰出贡献，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老人激动地站了起来。纪念章戴在胸前，老人摸了又摸：“这是荣誉啊，我很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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