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上级称为可顶十挺机枪的开国上将是谁？
唐亮将军，生活朴实，为人诚实，工作扎实，人称军中“老实人”。将军1926年参加赤卫队，然填写履历，皆书“1930年8月参加革命”，以参加红军之日算起。有人告之：“应从参加赤卫队算起，相差四年可就差了一个时代。”将军“嘻嘻”曰：“够了!够了!”
红军长征路上，唐亮将军浑身长疱疹，大如黄豆，又痒又痛，行走十分困难。某日，红四师十一团政委王平见唐亮，问：“你的马呢?”将军答：“早丢了。”王平即命警卫员将驮机枪之马让将军骑。警卫员问：“机枪怎么办?”王平曰：“我宁要唐亮一人，也不要机枪十挺。”
南京解放后，唐亮将军任市委第一副书记。将军宅于宁夏路一独院，为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之故居。于临行仓促，屋中字画古董放置如仪，墨宝亦甚多。将军召集家人和工作人员，嘱任何人不准动屋里一纸一墨，全部登记造册，悉数上交。
唐亮将军夫人张锐的二舅，曾做小买卖。抗战期间，闻唐亮任滨海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即由河南南乐赶至山东滨海，要求谋个差事。唐亮将军甚喜，与之曰：“现在全国都在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部队正在装卸粮食，极缺人手，你就先干几天再说吧。”二舅不悦，勉强扛一天麻袋，不辞而别。解放后，二舅闻知唐亮将军任南京市委书记，又来谋职。将军问：“你想干什么?”二舅曰：“要参军。”将军曰：“你都四十多岁了，怎能当兵?”二舅曰：“当兵不行，当官还不行吗?”将军曰：“你既无专长，又没贡献，能当什么官?”二舅曰：“你先放我个团长干干吧。”将军怒甚，舅愧别。
1959年秋，某日，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唐亮将军于军区礼堂作报告，听众为军区直属队新提拔干部。将军举孙叔敖任楚国宰相事，某老者赠言：“位愈高而意愈下，官越大而心越小，禄已厚而慎不取。”将军曰：“你们是新提拔的干部，是党的干部，我要求你们起码做到四条：一不贪污;二不腐化;三不抗上;四不压下。”其时台下鸦雀无声，数十年后人们仍记忆犹新。
唐亮将军极节俭。军区召开政工会，将军规定只供应开水，茶叶自带。军区装甲兵成立，有人提出开庆祝会，会一次餐，将军规定只开“小型座谈会，不吃饭”。有关部门申请要盖大礼堂，将军批示只准“盖小礼堂”。某次军区党代会，不少同志发言激烈，批评唐亮将军“小气”，将军不置一词，仍我行我素。
唐亮将军任南京军区政委期间，为军区领导中著名“困难户”，家中十口人，仅靠将军一人工资生活。每月开支常出现“财政赤字”。1955年，夫人张锐复员，欲到地方找工作，以减轻家中负担。唐亮将军劝阻曰：“这么个大家还不够你忙的?再说地方上最怕你们这些‘官太太’，大事做不了，小事又不干，事情做不了多少，人家又碍着情面，对大家都不好。”将军又言：“我是关起门来做‘皇帝’，你就是‘皇后’。有什么不好。”故此，张锐成了地地道道之“家庭主妇”。
唐亮将军有一方章，小儿军光所刻，上书：“平凡翁”。将军爱不释手，凡珍贵之书，均盖此章。陈毅元帅闻之，曰：“‘平凡翁’，字字重如泰山，不是每个人都能担得起的。”
唐亮将军要求子女：“政治上自觉，工作上自强，经济上自立，生活上自理。”孩子们称之为“‘四自’方针”。
某日，唐亮将军夫人张锐至军区总医院看病，有医务人员见其衣着俭朴，以为农村妇女，态度生硬，并窃笑其“乡巴佬”。张锐回家后告将军，将军喜曰：“乡巴佬好嘛!没有乡巴佬，哪有我们吃的穿的?”
中国一位开国上将逝世 美国情报局竟放假三天
核心提示：1962年李克农病逝，党内军内齐悲。董必武曾赋悼诗：“三十年前事已赊，知君才调擅中华。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其意思是说李克农的功绩堪比唐太宗时期的房玄龄，秦汉时期的谋士李左车。美国情报局获悉李克农去世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宣布休假三天，庆贺一位强有力的对手消失了。
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一名从“寂静战场”上走出来的特殊将军。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李克农
1962年李克农病逝，党内军内齐悲。董必武曾赋悼诗：“三十年前事已赊，知君才调擅中华。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其意思是说李克农的功绩堪比唐太宗时期的房玄龄，秦汉时期的谋士李左车。美国情报局获悉李克农去世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宣布休假三天，庆贺一位强有力的对手消失了。
李克农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上，是什么使他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又是什么使他给对手以强烈刺激呢？本文将介绍李克农与敌斗智斗勇的部分传奇史实。
陈调元
以敌制敌，李克农气煞皖军总司令陈调元
李克农少年时期就读于安徽辛亥革命运动的策源地芜湖，自幼目睹帝国列强的侵略行径，受到进步的教育和熏陶，萌发了反帝反封建、改造旧中国的革命思想。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团结各革命阶层，壮大组织，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入党不久，李克农被安排出任国民党芜湖市党部宣传部长。他利用国共合作的合法身份创办民生中学，以此为基地，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影响群众，与安徽大军阀陈调元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围观者人山人海，一向不可一世的陈调元吓成了一个缩头乌龟，气得发抖，欲派兵镇压，又考虑到怕惹众怒，只好假装善意地找到李克农求和。但李克农早已识破他的诡计，做好了应对更加残酷斗争的准备。
果然，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之时，陈调元充当急先锋，从各个渠道对李克农等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李克农等人沉着应战，乘小舟深夜悄悄从芜湖的芦苇荡中逃到江北隐藏下来。没过几天，敌人寻到李克农等人的踪迹，密谋策划定于4月20日晚上派一个中队的人到江北围捕。李克农在敌人到达前一个多小时得到了情报，再次脱离危险。为了“借狗咬狗”，李克农有意托人四处散布说这次脱险全是陈司令开的恩。
此讯很快传入蒋介石耳中，蒋信以为真，气愤至极，大骂陈调元。这下子吓坏了陈调元，他知道蒋介石的脾气，只好拿出重金求人诉说苦情。此事使陈调元元气大伤，吃了这个哑巴亏，虽然保住了乌纱帽，但花费了多年的积蓄。
略施小计，李克农巧得“通灵宝玉”
1929年，国民党特务组织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招聘广播新闻编辑的名义，扩大其特务组织。李克农根据中央指示，以公开应试的方式打入了它的内部。不久，李克农升任特务股股长，成为特务组织头目徐恩曾的亲信，掌管着全国的无线电报。从此，李克农与钱壮飞、胡底组成了中共情报史上着名的“龙潭三杰”。
徐恩曾对李克农等3人很信任，但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徐恩曾还是留了一手，这就是被徐恩曾视为“通灵宝玉”的密码本。这个密码本专供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通报使用，处于极端的保密状态，除了徐恩曾自己和他的几个心腹亲信，任何人都不能够接触到。徐恩曾将其看成至宝，每次外出都随身携带，从不示人。如果能够搞到这个密码本，就能获知国民党的核心机密。
李克农分析：徐恩曾的致命弱点是腐化堕落，好色喜嫖，于是就定下一个计策。一次，徐恩曾到上海开会，李克农趁机向他宣传，哪儿哪儿有漂亮姑娘。徐恩曾一听就动心了，马上要去。李克农见状，指着他上衣兜里的密码本说：“不行！不行！你带这个怎么行？”一向诡秘的徐恩曾觉得李克农的话有道理，于是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保管，并嘱其小心看护。徐恩曾走后，李克农立即将密码本复制收藏。就是这个复制的密码本，在关键时刻破译了国民党的绝密情报，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
钱壮飞
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农被一阵轻而急促的叫门声惊醒，打开房门，只见钱壮飞的女婿刘杞夫正神情紧张地站在门口。刘杞夫带来一封钱壮飞的密信。李克农已经预感到有大事发生了，但看完信还是大吃一惊，因为事态要比他想象的更加严重。钱壮飞用那个复制的密码本破译了一份写有“徐恩曾亲译”的绝密电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归顺党国！
李克农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当机立断，在夜幕的掩护下，千方百计找到了联络员陈赓。从而使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全部及时地转移到新的秘密地点。如果没有李克农等人，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将很难避免，这对党中央的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
胡底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出人意料地于1945年8月14日给毛泽东亲发电报邀其赴重庆共商国事。毛泽东将蒋介石来电的事告诉了李克农，并征询他的看法。李克农认为这明显是蒋介石玩弄的一个花招，并判断这是一个和平阴谋。毛泽东赞同李克农的看法，暂时不去理睬。国民党在延安派驻了一个联络站，负责电台的是国民党特务周励武、罗伯伦，李克农早就将他们视为监视重点。根据对国民党的了解，李克农判定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渝的同时，一定会密令他们加紧活动，收集延安方面的情报。因此李克农命令加强对周励武、罗伯伦的监视。
8月15日晚，李克农从情报系统获悉：重庆各报已被告知，16日一早要全文公布蒋14日电。李克农立即将此最新动态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说：“蒋介石见我沉默，便展开了舆论攻势。我起草文电回复蒋介石。”李克农说：“国民党联络站已得到蒋介石的密令，搜寻你的动向。周励武已多次提出面见你，均被我婉拒。我们能否利用周励武、罗伯伦二人，一方面搜询蒋介石的意图，另一方面‘协助’我们做一些工作？”毛泽东答应说：“好嘛，明天我要亲自接见他们，明确告诉他们，我暂时没有打算去重庆，让他们也给蒋介石多做工作。蒋介石不相信我们，还是很信任他们的。”
8月16日，毛泽东依计起草了致蒋介石的复电，但回避了是否去渝这一关键问题。明眼人一看便知：毛泽东并未表示要去重庆与之谈判。发电过后，毛泽东又依计在枣园接见了周励武、罗伯伦二人，明确表示不准备去渝。受毛泽东接见后，周励武急忙赶回住处向重庆发报。蒋介石收到毛泽东的回电和周励武的密电后，断定毛泽东没有胆量赴重庆谈判，这样就可以把不愿和谈的罪责嫁祸于共产党。于是，他于20、23日接连发来第二、第三封邀请电。毛泽东也根据与李克农商量的计策回复蒋介石，同时，每次都接见周励武、罗伯伦二人，使其屡屡密电重庆，加深蒋介石对毛泽东不会赴渝的肯定。
8月24日，重庆《新华日报》公开发文，以张学良、杨虎城被扣，叶挺、廖承志被关的事实为根据，揭露蒋介石是一个不可靠的人，指出毛泽东迟迟不来重庆和谈的责任全在蒋介石身上，使蒋介石在人格和道义上顿时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困境。蒋介石见报后恼羞不堪，为了不给毛泽东“安全不保”、“特务横行”的口实，他在重庆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毛泽东来渝，绝对保证他的安全。同时召见戴笠，严令其管束部下，不准有任何举动，否则严惩不贷。蒋介石又令宪兵司令张镇维护重庆治安，如有违抗者，先斩后奏。在获悉了上述动态后，李克农判定蒋介石一时绝不会加害毛泽东，便立即向毛泽东作了相应汇报。为了在这场“和平”斗争中变被动为主动，戳穿蒋介石的和谈骗局，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终于去了重庆。
顾顺章
1946年1月，在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的“特使”陆军上将马歇尔的参与下，国共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根据双方协议，在北平成立军事协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监督双方执行停战令。时任中共中央情报部副部长的李克农随中共代表团赴北平，任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与机要、电台的同志住在翠明庄。翠明庄内的工作人员大都是由国民党特务充任的，中共代表团的行动基本是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控制之中。随着军调处工作的逐步开展，中共代表团与中央和各根据地的电信联系大大加强，但国民党特务的监控，给电台和机要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情报工作成为国民党特务破坏的重点，也是共产党方面工作的难点。
对于特务的监视，李克农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一是将电台和机要科集中在翠明庄的南楼，专人把守，不准闲杂人员进入；二是要求所有工作人员一律自己料理生活，不允许饭店的“服务员”擅自进入楼内。“服务员”无法进入，可并不甘心，总是找借口想方设法进楼窥探。李克农命令：跟踪严防。于是，当这些不速之客进入大楼时，无论走到哪里，总有专人跟随，使他们无法自由活动。为了能从中共代表团驻地搞到情报，“服务员”打扫房间、取换衣服、倒字纸篓都非常勤快，指望着能从换洗的衣服口袋和字纸篓中找到片言只字。
李克农知道国民党特务的这些小伎俩后，幽默地告诉大家，可以略施小技，戏弄他们一番，例如用小纸片随便写个数字或像是人名的字样，放在衬衣口袋里，故意让“服务员”找到。李克农自己也时常在一些纸片上写写画画，然后把纸撕成小块扔到字纸篓里。李克农笑着说：“这些国民党特务，既然对这方面有兴趣，就让他们拿了去慢慢研究好了，反正他们待着也没事干。”
精心策划，李克农与毛人凤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败逃台湾的国民党保密局头子毛人凤出任局长，一直想在反共斗争中施展本领，赢得蒋介石的赏识和信任。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闻知这个消息，毛人凤认为机会到了。毛泽东的专列出发后，毛人凤和美国顾问布莱德密谋，制定了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的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命令潜伏在大陆东北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东北地下技术纵队从两翼围追堵截毛泽东的专列，破坏长春14号铁路桥，在哈尔滨车站埋下定时炸弹；第二套方案是利用潜伏在北京天安门附近南池子的“万能潜伏台”进行指挥，伺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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