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的红色密径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机要交通工作，是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期，中共中央与南方局、南方局与所辖省市地方党组织相互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担负着传送党的文件、护送党的干部、运送各种物资等重要职责。在国统区和沦陷区艰苦、险恶的社会政治环境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共产党人凭着过人的胆识、机警的智慧和灵活的方式与敌周旋，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种任务。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交通，是根据南方局肩负的使命和工作需要、根据南方各省市政治、地理和交通状况建立的秘密交通网络，它以设立在相关城市的交通联络站为点，秘密交通员往返交通点为线构成。南方局秘密交通所涉及的范围：南至香港，东至上海，西至当时的西康省，其间有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等省。南方局的秘密交通工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主任刘志平说第一阶段为：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到1940年。1940年4月，由中共南方局起草，以成都市委名义发表的揭露抢米事件真想的《告全川人民书》。1940年4月，由中共南方局起草，以成都市委名义发表的揭露抢米事件真想的《告全川人民书》。 被捕的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分销处主任罗世文和中共党员车耀先 交通，一部分是利用公开合法的八路军、新四军各地办事处和交通站为掩护，由秘密交通人员穿上军鞋，化装成八路军战士或军官，乘坐八路军、新四军军车，往返于各地和重庆南方局之间，完成传送文件、护送人员、运送物资等任务；另一部分是通过秘密途径来完成的。这一时期从香港及广东省委与南方局的秘密交通有四条路线。首先，从香港乘轮船至湛江，经遂溪、廉江入广西陆川，经玉林、贵县，再乘长途汽车经宾阳至柳州，再乘汽车至桂林。返回时，由漓江至梧州转广东、香港。其次，从香港乘轮船至汕头、潮安转大浦、三河坝，乘电船去松口、梅县，再乘汽车去兴宁，经老隆、连平、忠信、马坝到韶关。如遇省委有文件，再从韶关乘火车经衡阳去桂林。第三条线路是从九龙乘船至沙鱼涌，步行经淡水至惠州(惠阳)，改乘木船至老隆，再乘汽车至韶关，转火车经衡阳至桂林。第四条线路是从香港至越南海防、河内、同登经镇南关(今睦南关)、凭祥、宁明、上思至南宁，汽车经宾阳、柳州，第二天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也可由海防经镇南关、凭祥到九州，乘船去南宁，再乘汽车至柳州转桂林。这四条线都以桂林为终点，然后再从桂林到重庆。 1941年皖南事变以前，桂林办事处对内是作为南方局领导下的派出机构设立的，负责人是李克农。桂林办事处负责与桂系军阀白崇禧联系；负责中国共产党人员、物资、经费转运；负责领导和联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西省工委广东省委湖南省委闽粤边特委等南方数省特委，以及其他多项工作，是南方局领导下一个极为重要的派出机构。九龙元朗十八乡大塘村杨家祠，是南方局领导下的广九大队武工队设立的据点和重要交通站。此站为营救香港文化人起过重要作用。 九龙元朗十八乡大塘村杨家祠，是南方局领导下的广九大队武工队设立的据点和重要交通站。此站为营救香港文化人起过重要作用。 中共南方局起草的揭露抢米事件真相的《告全川人民书》 皖南事变发生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亦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为适应国统区更加严酷的社会政治环境，保证党的秘密交通更加安全有保障地完成各项任务，周恩来亲自领导南方局的秘密交通工作，并对秘密交通工作的人员组成、线路部署等作出了相应调整。同时，周恩来还在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三楼机要科和电台所在地，专门腾出一间房间作为具体负责秘密交通工作的袁超俊的工作室。 这一时期从香港、南委及广东的交通完全由秘密途径经广西、贵州到达重庆。同时，为应付突发事件，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还研究决定，结合皖南事变后干部疏散工作，迅速建立两条相互平行、不相通的交通线，一条是由孙友余建立的重庆到川陕边的点线，另一条是由袁超俊建立的重庆江北统景经北碚、合川、铜梁、邻水、大竹、渠县、广安、岳池到达县的复线。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是一项机密性极强的工作，必须保证安全可靠、万无一失。交通点线人员除了政治上可靠、工作上谨慎、行动上机灵，还需要在方法上、技术上想办法，以确保绝对安全，不出事故。 刘志平说：当时，周恩来交给袁超俊一本大叛徒顾顺章叛变投敌后专为培训国民党特务所写的《特务工作的理论和实际》一书，要他针对国民党特务对付我们的种种办法，研究提高南方局的保密、伪装技术，改进南方局的隐蔽方法等。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重重包围下，秘密交通工作除沿袭过去秘密工作的一些原则和做法外，还研究、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与手段，以确保秘密交通工作的安全和畅通。比如人员接送。各地人员往来，必须都到化龙桥、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在从马路进入红岩村路口的小屋里，国民党特务设立了经常性的监视哨，往来于办事处的人员，他们都要注意辨认，甚至照相。出去的人，往往要被盯梢，南方局必须设法避免特务盯梢。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研究员黎余说：凡要下山离开办事处的重要干部，办事处就用小车送进城，这时，国民党特务也总是开着车跟在后面。我们的小汽车中，除了有要送走的同志外，还挤了满满一车人，到城里后，小车每走一段路就放一个我们的同志，特务跟踪的车也跟着停车放人，盯梢下车的同志。我们车上的人多，特务车上的人少，我们一个一个同志下车，特务一个一个跟着下车盯梢。到最后，当我们把要送走的同志送到适当地点时，特务盯梢就被甩掉了。停车放人也有讲究，比如在闹市区马路边有下长坡坎的小路口，就停车将人放下，要他迅速下坡，这样就可摆脱特务盯梢。总之，当时南方局采用过多种不同的办法送人，从没有出过问题。黎余说：如有上山来办事处的同志，要能事先约好在重庆闹市区什么地方等候，南方局的同志开车去，直接将他接到山上办事处来；或事先与他们约好，趁黎明前或黄昏后，特务看不大清，也无法照相时，上山的同志径直上山到办事处来，南方局的同志在上山途中等候，接应到办事处。 到外地的同志，能自己去买车船票的，只发给他路费，由他自己去解决。有些则要经过设在城内或南岸的交通点，进行帮助和掩护，去办理旅行手续。这时就按一般秘密工作原则，为双方安排好约会时间、地点、标志、接头口号、安全信号等。 在红岩办事处三楼袁超俊的秘密交通工作室里，藏有从各方面搜集来的国民党各机关的信笺信封、空白护照等，不仅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治局的、国民党中宣部的、国民政府某些机关如农本局的，还有银行、商行及某某公司的，还准备有一些洗衣肥皂。黎余说：这些肥皂是用来刻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一些机关的关防大印的，也模拟刻制一些国民党官员的印章，并备有朱砂印泥和蓝色印台，到需要时立即刻制各种印章、官防，用各种不同毛笔字，开具假的证件、护照和书信，盖上大印或私章，作为去各地的同志途中应付国民党军警宪兵的检查之用。这些证件、信函，都起了作用，从未被识破过。 南方局领导下的广九大队武工队设立的据点和重要交通站 交通员或派去外地的同志，常常要将南方局的书面指示或秘密关系带去。这些东西都用极小的字写在最薄的纸上，然后包卷好，用蜡封实，视东西大小(一般都不比一粒花生米大)藏于自来水笔笔管、伞把、牙膏筒、皮箱缝内或缝在棉、夹衣的边角内，大都能安全带到，只有一次，因放在牙膏筒内，蜡封不严密，液体侵入，将部分字迹弄模糊，不过内容还可看懂。在密写和隐语方面，最平常的隐写办法是用淀粉液(米汤)书写，然后用碘酒涂了显影，或用明矾水写，在水面显字。这两种办法都比较容易被特务检查出来，南方局的同志一般不用，使用较多的是用黄血盐溶水书写，绿矾溶水涂了显字，或反过来，绿矾溶水书写，黄血盐液显字。事先约好记号，以便显影时不致弄错。如用邮票贴的正反，来表示用何种药水书写，何种药水显影。 另外，在邮递的通信中，不用药水密写，而是用事先双方约好的隐语写公开的信。例如，通知约会或抵达重庆的时间等简单事项，双方在通信中就会用到反语。如我3月10日不能去看姑妈，实际就是约3月10日会见，姑妈是约会地点；因车票难买，我1月10日不能赶来重庆，实际却是车票买到，1月10日抵重庆；最近经济收入较好，百十元不成问题，实则表示经济困难，需要经济支援。这样，敌人邮检也看不出问题。秘密工作人员有时需要化装，但并非戏剧化装的手法，务求实在的化装成自己熟悉的某种职业身份的人。而不论化装或保留原装，工作人员均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服装、仪容要保持整洁，皮鞋要擦好，头发要梳理好，避免蓄长发，头发蓬乱，衣装邋遢，皮鞋不擦。那个时期，地下工作的同志往往不注意细节，容易被特务辨认出来，遭到逮捕。所有秘密交通关系的名单、地址、通信联络方法、暗语口号等，都用极小的字，写在一个用极薄的纸装订的两寸长一寸宽的小本上，平时和夜间都同一盒火柴一起，放在随手可取到的地方。一旦有突然事变或特务来搜查，只要紧急警报发出后划根火柴，几秒钟即可烧毁，不让特务得到。 秘密交通人员，要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接触，直接接受各级领导所交给的任务，要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负责、对党的最机密文件的保密和传送负责、对所带人员的安全和顺利到达负责。他们要应付沿途各种复杂情况，遇到险恶处境要能应付自如。交通站点的同志，也要能应付周围复杂环境，防避敌特的网罗，在艰苦的条件下，利用社会关系广交朋友，以公开的职业为掩护，长期隐蔽埋伏，完成党交给的各种任务。南方局交通员王华生潜行四千里，护送方方和1941年至1942年南委事件就是正反两个典型事例。 在当时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1943年3月，南方局下属派出机构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接到了南方局指示，要他尽快经兴梅、韶关转湘桂线、贵州到南方局。方方要求其交通员王华生迅速做好准备，并交给他两万块钱，作为此行一切所需经费。王华生用这笔钱买了一批袜子、抽纱手帕、丝织刺绣等当地的产品，足有两大麻袋，履行了纳税手续，并很快搞到了两个人的身份证和通行证。当年4月21日，方方和交通员王华生出发。方方身着白绸唐装短褂，头顶礼帽，十分讲究，一身老板打扮，骑着自行车走在前面；王华生扮成随行伙计，和运货的工人一块，步行跟在后面。一行人径直向兴宁出发，赶往车站搭乘去韶关的汽车。 因为方方同志和交通员王华生持有商人的身份证和通行证，一路又带着一些货物，所以一路通行顺利。从广东到四川，途经湖南、广西和贵州，途经五省行程4000里。到达兴宁之后，王华生先把方方同志安顿到旅馆休息，便出去办理验税手续。在兴宁，王华生碰到一位远亲，这位亲戚正好有一部货车，第二天就要开到韶关。王华生向亲戚请求搭车。第二天，方方、王华生顺利离开兴宁。货车较慢，三四天后，才到达韶关。 为了避免麻烦，方方于到达当天改乘火车奔赴衡阳，他和交通员王华生约好，在湘桂路车站附近的旅馆聚首。王华生在韶关办好货物的托运手续，于第二天上车，只一天就到达衡阳了。按照方方事先的指示，王华生立即将货物提出，找到一家杂货店，以5%的利润，托老板把货物抛售出去，只留下一小部分可以随身携带的丝线、刺绣之类的细软货物，然后找到方方。方方同志得知王华生一切都已办妥，决定立即去买当天的湘桂路车票，登程西去。火车从湖南衡阳发车，经广西的桂林、柳州，到达金城江(河池)。随后往西则必须改乘汽车。由于购买车票的人较多，王华生购买了两条香烟去活动售票员，称有要紧事到重庆去，恳求他通融两张客票。这一办法十分奏效，二人随即搭上长途汽车，一路奔贵州、重庆。从金城江发车，朝行夜宿，沿途要经过贵州高原的吊丝岩、七十二道弯等著名的险要地段，一路行车生活是非常艰苦和紧张的，但王华生的心情反而比在广东境内要宽松很多，因为这里人地生疏，发生意外情况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方方要王华生先在海棠溪的旅店休息，他一个人先渡江到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去。透过暮色，远眺山城重庆，王华生十分兴奋。3个小时之后，八路军办事处副官张兴礼来接王华生过江。这时，王华生的心情才真正地轻松下来，他知道，护送方方同志到南方局的任务真正地完成了。这时已是1943年的5月上旬。刘志平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秘密交通工作在那个时期，对于身处国统区的南方局和南方局各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性，说它是国统区党的工作的生命线并不为过。南方局的秘密交通工作，是南方局历史上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篇章。在那些风雨如磐的艰苦岁月里，战斗在南方局秘密交道线上的同志们，始终自觉遵守组织纪律，严守秘密工作原则，踏踏实实，任劳任怨，生活艰苦朴素，同志间亲密无间，对待工作任务从不讨价还价，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秘密交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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