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败垂成话袁绍
凡在历史书册上有名的人物，很少有浪得虚名的。被人们视为徒有其表的袁绍，能以一个豪族公子，振臂一呼士众影从，反董卓建同盟，赤手空拳得一大州，克强敌一统北方四州之地，这是徒有其表之人所能做得到的吗？青史留名那是他们事业成功的足迹。当然也有遗臭万年的，不用说坏到极致是他们钉在耻辱柱上史书的资格。都是不能轻易抹掉的人物。如果能把三国分为前半场，中场，后半场的话，袁绍在三国前半场，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干过许多大事，曾经征服北方四州，拥兵数十万，当时天下第一，可说是叱咤风云。但就因官渡一战失败，不久就销声匿迹，难道数十年打造的风流人物，可以一朝化为灰烬吗？历史上这样的人物不少，如法国的贝当，可以不愧“一战”的英雄，也难辞“二战”国之败类的称号。着实为历史一大特殊现象，令人深思。
袁绍是最后失败了，但是不是易中天先生所说“政治失利，道义失理，战略失策，指挥失误，用人失当，组织失和”，值得研究，因为以此六失，尤其是袁绍“并不具备帥才”，怎么能做同盟军的盟主？他又怎么能一统北方四州之地？如果不是他的支持，曹操早就被吕布所击败，而无崛起于中原的可能。曹操真有十胜的本事，何以让袁绍一次次救助才得以渡过各种劫难？本应是曹操帮袁绍才是。那只有一种解释：因为袁绍最后失败了，所以才获领一堆批评。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弊端，胜则溢美无以复加，败即领咎罪不容恕。虽然袁绍失败了，但不失为失败的英雄。他的失败教训对今人有很好的警诫作用：一念之差的偶然，会成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遗憾。往往是人们不注意的地方，偶然之间，看起来很小的问题，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金堤溃于蚁穴。
袁绍的奋斗历史，说明他有一个不平凡的过去。他的出身会给他带来丰厚的恩赐而他个人的努力又被人主观地缩到最小，我等都顽固地坚持此种观点，历来如此都无例外，是与非与？袁绍，字本初，是汝南汝阳人。世家子弟，他家四世居三公位，权倾天下。他长的不错“绍有姿貌威容”，有修养，任侠。这些情况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按今天的说法他是高干子弟，出身给他带来许多好处。他是不是不务正业，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呢？他不是！在那时，他是标准的好青年，他折节下士，广交天下名人“士多附之”，很有号召力。因为是庶出，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自己比较压抑，袁术虽然是他的弟弟，可瞧他不起。也许正是这种压力，使他的贵公子的劣根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使其身上的优秀因素得以发扬，得到众人的好评。袁绍很早就出名了，为此很容易就进入中央政府，在大将军府为掾，后迁中军校尉、司隶校尉，一帆风顺。他的历史告诉人们，高干子弟也有出类拔萃的人才。这里，庶出，四世三公出身，优越的条件和压抑的心理，加上他个人的努力，综合地造成了袁绍这样的一个人才。不能否认出身的高贵给他带来了一次次好机遇，请不要忘记他个人的努力才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他还任侠，“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事。侠是一种不为政府所认可，而民间又很看重的一种行为，一种精神。《韩非子》说，“侠以武犯禁”就是犯了国家的规定，可是对朋友讲了义气，袁家的两个弟兄都尚侠，时人好像都讲究这侠。如果非要举例来说，泰山群寇里有个臧霸，当两个曹操所通缉的人投他而去，他都收留了。曹操得知，派刘备去说服他让他交出人来，臧霸说：“「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违命。然王霸之君可以义告，愿将军为之辞。」”这就是违禁，不听上级的命令，而为朋友的犯法给以掩护。还有许多人有本事，可是不愿做官，也有些与政府不合作的意思在里边。袁绍很注意自已的形象，一是因为自已是高干子弟，为人所不屑“那些花花公子”，又因为自已是庶出，不得不严格要求自已。“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单车归家。”（引《后汉书•；许劭传》）许劭有识人的名气，一经他的品评，此人即身价百倍。他是月旦评的主持人，经常评论时人，一句千金。袁绍不一定会被评到，但不愿背上坏名声，他是时时注意的，小心而严格要求着自已。袁绍在守孝上，也是表现的很突出的，《袁绍传》裴注《英雄记》说“遭母丧，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三国志集解》周寿昌解释，“绍为庶出，此必为嫡母也。然汉臣久不服亲丧，绍为母服三年丧，又能追行父服，此正绍少年养名之时也。”一个“养名”的评论，完全可说明袁绍在年轻时很注意严格要求自已，以符合当时舆论的标准。
袁绍这样的做法（即不应召），引起中央的有关人士注意并提出警告，因此家长给以训斥，不得已，袁绍才出来做官：为郎，濮阳长，大将军掾，迁中军校尉，做到了司隶校尉（这可是重要职位，相当于中央组织部长和监察部长）。他今后的前途应该说是很光明的。与之相比，袁术虽为同门，又是庶出，可没有袁绍的进步大，受到的关照多，主要还是个人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为此袁术还不服气，多次挑起争名的斗争，而他不明白名气主要不是出身，而是个人的媚力。由袁术的不满，也可看出袁绍是有相当个人努力的。
灵帝死，这个被人们批评为昏庸，懦弱的皇帝，他在位的那段被称为是黑暗时代，主要矛盾在宦官专权。这时何太后年轻，继任的小皇帝还无参政的能力，主政的是太后的哥，大将军何进。他很想改变宦官专权的状况，他把袁绍吸收进权力的核心层，与之商量如何除去宦官，而难点在于太后在宦官的包围中，不愿除。于是袁绍提议：招外地军队进京，挟迫太后除宦官。《袁绍传》注引《续汉书》说“绍使客张津说进曰：「黄门、常侍秉权日久，又永乐太后与诸常侍专通财利，将军宜整顿天下，为海内除宦。」进以为然，遂与绍结谋。”《九州春秋》说袁绍给何进献计，但何进犹豫不决，后被宦官所杀。《后汉书》也说“绍劝何进征董卓等众军，胁太后诛诸宦官。”
此事结果，是何进没听袁绍的话而命丧宦官之手。袁绍与袁术领禁兵杀入宫中，一举灭了宦官，死二千多人，从此宦官在汉末的历史上已无往日的气焰。有人批评他，此事做得不好。《魏书》“太祖闻而笑之曰：「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招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宜露，吾见其败也。」”后来果然不出所料，何进被杀，但事也并没败。我仔细分析了曹操的言行，一是发现他没有在大变革之时，主动参与其事，或许他就是宦官子弟，人们避他，或者他还没有进入核心层；二是，他所说的一狱吏足矣，好象多么正确，实际上坏就坏在这上面。袁绍所说是不见得完满，但曹操说的肯定危险，那么多人都担心做不好，一个狱吏怎么就能做好？而且何进就是死于他所建议的办法上，后人没注意。
“而进不许，令绍使洛阳方略武吏，检司诸宦者。”这就是说何进没用袁绍建议的办法，而是采纳了曹操的办法，派了洛阳的狱吏，来惩办元恶。幸亏何进还是感到不安全，先让袁术带二百禁卫，代替宦官守住宫门，以防突发事变，但还是没保住何进自己的命，因为袁绍不让何进入宫，“将军以诏书领兵卫守，可勿入宫。”结果他没听，被宦官诈称诏宣何进，进了宫就被杀了。看来曹操所说的不是什么好办法，在那个时代，一个狱吏怎么能扭转乾坤，如果真像曹操所言，历史就要改写了。三是古今常有，不当假之权宠，这是废话。皇帝要用宦官，你说不要与之权宠，皇帝听吗？你说这话时，是要通过宦官传到皇帝耳边的，还没等他传，就先办了你。皇帝干什么不是你所能左右了的，别人且不论，就是曹家，在第四代，就是他让不假权宠的宦官，把他的天下送给了司马家，也算是对曹操此话的一个绝妙的注解和讽刺吧！此事还有一个批评者，陈琳说：“易称，「即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无异于鼓洪炉以燎毛发。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而反释其利器，更征于他，大兵合众，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文人可看出事情的问题所在，但他们不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社会问题不是书本上的道理，而是要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办法。宦官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奇怪的产物，倒是曹操说对了，古今宜有，常有，但他们要参政，又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有权威者，如霍光，敢作敢为，行权立断，一狱吏解决问题，但无霍光之权威者多，要解决问题，怎么办？你让屠夫出身的何进去做霍光，怎么可能呢？以何进之材质，行权立断是不可能的，用一狱吏去解决宦官，结果是要了何进的命。文人做文章行，参政是差强人意。
问题是在调外军进京上，解决一宦官问题不需要强悍野战军，不是打仗，仅仅是造势，不过以势压迫宦官，使之土崩瓦解而已，何用强劲野战部队。可能调董卓进京，同时还调了并州的军队，主要是借题发挥，解除董卓多年不听调动的问题，不然为何还同时调来丁原的并州部队，而且还任丁原为执金吾（卫戍部队司令），怎不让董卓卫戍京师呢？这仅仅是一种可能，倒底是怎么设计的，我们已不得而知了。不过因何进之死，一切都变了样，没有人能把握天下大局，这给了董卓掌控中央以机会。
大动荡的年代总是铸造和考验各种人才的平台，是英雄在沧海横流时显英雄本色，是贼子也在混水摸鱼中暴露奸相。袁绍表现了英雄气概，他在中央参与了何进的政治活动，在董卓篡权时，他，明确表示反对，逃出京城，并很快组织了反卓的军事同盟。董卓是乱臣贼子，为当时的一致看法，他看出中央政府是个乱摊子，无人主政，而他带的凉州军队是最强悍的，无人能敌，他看出能限制他的只有并州军队，只要除去丁原就可以掌握天下。人们常说董卓是一介武夫，不懂政治，其实说的并不准确。他有一个很厉害的智囊团，在他掌握中央政府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就怀疑贾诩是不是就在其中。董卓换皇帝，有人说这是不明智的，一个窝囊的皇帝总比一个聪明能干的皇帝好摆布。可是换皇帝有三大好处，一是行废立以立威，权威从何而来，就是从一件件大事上，表现自己的权威的；二是换上的小皇帝虽然聪明，可比那一个要小几岁（5岁），可加长自己摄政的时间；三是小皇帝由董太后带养，董卓可与其拉亲戚关系，以外戚身份参政，别人还有什么话说。他果然杀掉丁原，吞并并州军队，从此进入董卓时代。
丁原之被杀，也和他第一个反对董卓废立皇帝有关系。在除掉丁原后，再议废立时，是对人们的巨大考验。因为已经有一人为此丢掉了性命，谁还能坚持原则？是对政治家政治素质的检验，对其能不能进行斗争的坚定性的考验。这时袁绍勇敢的站出来，“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唯董公！」横刀长揖径出。悬节于上东门，而奔冀州。”当然不能像演义上说得那么些刚烈，想一想，在董卓的势力范围，反对者可能马上就人头落地，在此时能表示反对意见，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袁绍不仅有勇气，还有头脑，知道董卓为逆，天下共愤，缺少一个领头的，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振臂一呼，天下影从，此时还等谁，责任就他在他肩上，他就等于向人们表明，他公开反对董卓，要拥护的话，就站过来。在此时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曹操在干什么？在考验每一个政治家的时候，他没有人何表示，小说中甚至还有他与董卓关系密切的描写，不知是否有所依据？
董卓的出现，是考验人们的试金石，谁都不能逃避考试，都要在此一事件表明自己的态度。年轻人多表现不错，而一些老年重臣却表现的很差。
反卓的同盟，倒还不是袁绍先打出大旗的，而是一个小诸侯，东郡太守桥瑁所为，这也是一个相当大胆的太守，《英雄记》上说“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
在此之前，有过一次反卓同盟，组织者是臧洪，参加者是五个地方官员，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广陵太守张超，他们还进行了盟誓，当时真是慷慨激昂，“反我同盟，齐心戮力，以致臣节，殒首丧元，必无二致。”可是说话可以都能慷慨激昂，而一真办起事来就难了，“顷之，诸军莫適先进，而食尽众散。”谁也不敢先出击，都是想让别人打头阵，结果不久就解散了。由此可见，组织一次政治活动是太不容易了，也说明靠人们的觉悟和道德的自觉性，是难于完成一项政治活动的。
第二次反卓同盟的建立，气象大为不同，一是人数大增，共有十一路诸侯宣誓讨卓，初平三年，反卓同盟建立。史上说曹操与十一路诸侯起兵反卓，袁绍为盟主。实际上是十四路，在河内的张杨本来奉何进之命，招兵击山贼，未及动而何进死，袁绍至河内，他也参件了反卓同盟，张邈的弟弟张超也参加了反卓军，驻军酸枣（此事有关论述见《臧洪传》）。再有孙坚在荆州起兵，向中原进发，只没赶上结盟而已，所以应是十四路诸侯起兵反董卓。
这次还是有谁先出动的问题，没人敢为天下先，都在等他人先动手。两军对峙，各怀观望之意。但还是有两支军队率先进攻董卓军队，但一胜一败。曹操看不惯人们置酒高会，丢掉时机。他主动进军，遇到董卓的大将徐荣，一战大败，曹操只好退避，再行努力；另一支是袁术的孙坚军队，他们在阳人与董卓军大战，杀了其都督华雄，大败卓军，逼迫董卓迁都，进驻洛阳。此后再也没有战事，董卓不敢出关，而同盟军也不敢西进。
反卓同盟是松散的联盟，在敌对双方对峙停战过程中，联盟内部发生矛盾，为了各自利益而大打出手。袁绍也在此时认识到，虽然身为盟主，没有实力说话就没人听，而实力要看你的地盘大小和富裕程度，他也在考虑弄一块地。初平元年，起兵反卓，二年他就取得冀州，黄河以北非常富有的大州。原州牧韩馥不是一个有雄心和才干的州牧，在乱世中他没有能力保住那个地盘，北边有公孙瓒虎视冀州，南方有袁绍饿狼一样地正准备吞噬可以吞掉的地盘，西边还有董卓及其他军阀的威胁，他只好主动献出冀州，这样袁绍没动一兵一卒就得了一大州，实现了他人生理想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在取冀州时，他运用了多种手法，先与公孙瓒商量共取冀州，许以平分，当公孙瓒发兵前来，他又派使节虚张声势，给韩馥加压，使之无法承受，然后乖乖出让。反过来他又对公孙瓒说他得的州与他没关系。有人说韩馥为什么不反抗一下？治中李历说“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带甲十万还差不多，百万是严重夸大。再说以韩馥的才干，是无法利用这些条件与袁绍做战的。在反卓开始时，他还问属下，“是支卓，还是支袁的话”为属下所批驳，以如此境界跟袁绍开仗，只有失败，毫无疑问的。他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袁绍有了一个大州，立刻组织起自已的集团。组织严密，人尽其才，海纳百川不择细流，一时人才济济，形势大好。他听从沮授的策划：向东取青州；内地平黑山贼；北向攻公孙瓒，领戎狄匈奴之众，合四州之地，以讨不从。这和他过去设计的，“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的战略是一致的。
他最难打的是北边公孙瓒的军队，因为公孙瓒也非常人，他的白马义从是一支劲旅。再一个是南边的黑山贼，流动作战，难以卒除。
公孙瓒不是等闲之辈，当时他拥有三州之地（幽州、并州、青州）。他率乘胜之军南下，使冀州军民无不恐惧，多有叛逃者。韩馥之所以要以州让袁绍，是他没有办法对付公孙瓒的三州的实力，以他的能力是无应付前后的夹击，只有一让了之。
这一战是不可免的，公孙瓒要进军中原，冀州是必经之路；而袁绍要统一北方，实现他的扫平天下的理想，就必须把公孙瓒打败。公孙瓒带三万人马南下，袁绍带数万兵马北上，双方在界桥对阵。公孙瓒很有实战经验，他摆出两翼骑兵，中间主力军兵，中间的白马义从，分两校左射右，右射左，兵器崭新，声势浩大。
面对公孙瓒的强大军队，袁先派大将崔巨业与瓒军战于故安，为瓒军所破，乘势攻下周围郡县，直到平原。后两军对垒于界桥，袁绍不敢怠慢，派出大将麴义，阻击公孙瓒的军队。麴义原是凉州人，在韩馥手下，后与袁绍合作，“馥将麹义反叛，馥与战失利。”他只带八百人，埋伏于阵前，瓒军因为“大破黄巾，还屯磐河，威震河北，冀州诸城无不望风响应。”瓒轻视了麴义的冲击力，挥军前进，麴义搞的是“伏兵盾下，一时同发”，以近战贴身战把瓒军冲垮。袁绍军队大胜，斩了公孙瓒任命的冀州刺史严纲，使他退回老巢。在这场战斗中，袁绍曾身陷公孙军围中，“绍在后十数里，闻瓒已破，发鞍息马，唯卫帐下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许人。瓒散兵二千余骑卒至，围绍数重，射矢雨下。田丰扶绍，使却入空垣。绍脱兜鍪抵地，曰：「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反逃垣墙间邪？」促使诸弩竟发，多伤瓒骑。众不知是绍，颇稍引却。会麹义来迎，骑乃散退。”有人说袁绍胆小，请看这段描写，再回忆前段时间与董卓的生死对话，“天下的刀，难道只有你的快吗？”袁绍绝不是胆小之人，很有些大无畏的气概。后经中政府的调解，两边暂时停战。兴平二年，袁绍与鲜于辅、刘虞之子和合兵十万攻瓒，破瓒兵二万，使瓒退保易京。建安四年，袁绍大举攻瓒，而公孙瓒则没有斗志，龟缩城堡，形成被动挨打的态势。后袁绍截获公孙瓒的求援信，设计使其上当，大败公孙瓒的军队，最后自觉无生路，自杀而亡。至此北方劲敌，已全部消灭。公孙瓒的三个州归袁绍所有。
河北的黑山贼还很猖狂，在袁绍与公孙瓒讲和南还之际，他们大举打邺城，当时袁绍与大军还在北边的薄落津（今巨鹿南），“大会宾徒于薄落津。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于毒等数万人共覆邺城，杀郡守。坐中客家在邺者，皆忧怖失色，或起而涕泣，绍容貌自若，不改常度。贼有陶升者，自号‘平汉将军’，独反诸贼，将部众逾西城入，闭府门，具车重，载绍家及诸衣冠在州内者，身自捍卫。送到斥丘（今魏县与临漳之间）。绍还，因屯斥丘，以陶升为建义中郎将。”在这事起突然中，大多数人失色号哭，严重失态，这时才能看出一个人是不是有大智大勇，苏轼说“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此时的袁绍正可当得有大智大勇的统帅，因为他不仅仅要消灭公孙瓒，也要消灭黑山贼，他才能真正一统北方四州，南面以争天下。三个月后，他计划好，即出兵打于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其众万余级。”这仅仅是对围攻邺城之贼的报复，他接着入山，把其它的黑山贼也要消灭掉。“绍遂寻山北行，进击诸贼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复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壁。遂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雁门乌桓战于常山。”袁绍是有计划的打击黑山贼，他们很有游击的特点，打不过你就走，打的过就打，灵活机动，很难一下子彻底解决。不过袁绍还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消灭了绝大部分黑山贼，只有张燕的几万精兵，善于骑兵作战，而没消灭，后来在吕布的帮助下最后收拾了这股顽敌，“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燕精兵万余，骑数千。布有良马曰：赤兔。常与其亲近成廉、魏越等陷锋突阵，遂破燕军。”仅用三年，袁绍就打败了公孙瓒，消灭了黑山诸贼，收取北方四州，统一黄河以北，完成了他战略方针的第一步，取得了当时所有军阀中最为辉煌的功绩。建立了拥兵几十万，人才济济，粮草充足，地盘广大的，当时首屈一指的政治集团。
袁绍的活动是不是有个战略部署？还是走一步看一步？这个问题在他反董卓之时，就已经有过考虑，当他们组织起反卓同盟，进行对抗董卓的军事行动，他就已经有了一个战略，而且在后来的实践中，还在不断的完善这个战略部署。开始袁绍还有尊汉帝之心，以献帝立是董卓的意思，不合众意，又以小皇帝易为他人所掌握成傀儡，初平二年，他同韩馥等另立刘虞为帝，这是一个岁数大的，有主见能行政的，人也很好，时为幽州牧。但刘虞本人坚决不干，加之曹操不同意，他说“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北面，我自西向。”此事遂不了了之。
《三国志》在曹操传中对他们二人的战略有过专门的记述，以别优劣，未做断语，但从记述的时间看，是在袁绍失败之后，可以说陈寿是有他的判断，也有倾向性的。袁绍在主动问曹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后，他自己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袁绍说他的打算是，如果反卓同盟不成，天下肯定大乱，那他就向河北方向发展。南边，占据黄河沿边，北边依托燕山、代北之广大区域，收合包括戎、狄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力量，向南与各路诸侯争天下，应该差不多吧？这是刘秀当年以河北为根据，最后得天下的路线，可以说这也是可行的方案，在董卓乱国之后，这也不失为一个较佳的方案。对比袁绍以扩展根据地的办法，逐步推进，以争天下，曹操则是以天下的智力为我所用，以法术之道驾御，对抗天下诸侯，他认为所向皆克，不可阻挡。袁绍说的实在，而曹操则有些狡猾，虚虚实实不说真话，但他以智慧用计来从事政治斗争，是说了一点实话的，但那智慧、计策是往好里说，如换一个说法，兵不厌诈，也不能说就不是曹操“任天下以智力”的范围内的，而且在政治斗争中曹操还更多的用了这奸诈的办法，那是取胜的法宝。
袁绍在后来还具体化那个简单的战略，得冀州后，沮授对他做了一次重要的谈话，那是有关战略内容的交流，也是对他那个战略的具体化。沮授说“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脅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復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復，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这里沮授首先对袁绍的出身及所作的个人努力，做了肯定，这先天优势是别人不能比的；再对袁绍勇于挑战叛逆，组织反卓同盟给了很高的评价，彰显了勇于承担天下重任的英雄气概；以一郡之力而收拢冀州，能威震河朔，名重天下，充分说明袁绍的人格魅力；那都是以前所做过的，现在需要东定青州黄巾军的余部，回过头来进军扫平黑山贼张燕，再北向公孙瓒发起进攻，打败这个黄河以北最有威胁的对手，然后组织起包括戎、狄在内的力量，形成一支有强大攻击力的军事集团，使用各种有用的人才，迎来汉献帝，号令天下，天下可定。沮授的一番话是把袁绍的战略细化了，平定的几个方面有先有后，政策上的安排，有拉大旗使自己抬高政治地位的作法，也有发现人才使用人才，为我所用的打算，应该说他的细化战略部署，更具可操作性，当然袁绍很高兴，立刻重用沮授，给他一个奋威将军的称号，使他监军。
总上所述，袁绍的战略方针是不错的一个方案，加之沮授的细化，可操作性加强了，最后袁绍在河北，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巨大成功不是夸大其词，你想以袁绍孓然一身，合法的身份不过是一勃海郡之太守，无兵无众，也没有各种人才在身边，只用了七年的时间，就扫平黄河以北四州，取冀州于韩馥之手，没用一兵一卒，全靠智取；北攻公孙瓒，界桥之战以弱胜强，大败白马义从，围易京，断外援，全灭公孙三州，唾手而得；剿黑山锄张燕，肃清境内游动顽敌，一统北方，这样的成绩是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取得呀？如果不是，那么，野心大，智慧少，态度凶，胆子小，嫉妒刻薄，人缘不好，这样的人能不能取得呀？恐怕没一个人会同意这样的人会取得那么辉煌的战绩！那是贬低敌人之辞，不足为据。
袁绍年轻时参与上层机要，积极主动，为扫除宦官之患，献计献策并付诸行动，最后彻底解决了宦官之害，如无清醒的政治头脑，没有过人的胆略，怎么会受到大将军的赏识？面对董卓的倒行逆施，敢于站出来公开反对，没有献身精神，过人的大智大勇，怎么能做到这点？以一个小小的太守组织起十几路诸侯参加的反卓同盟，没有令人信服的才智，组织能力，谁人会服？应该说袁绍年轻时的作为是有胆有识，才干过人，尤其是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才在年轻时写下了光彩照人的人生。
我们看袁绍年轻时的作为，统一北方四州时的功绩，说袁绍是一个英雄，不会是什么悖逆事实的夸大其词吧？虽然他后来失败了，还是败在由他扶植、多次力挺而成的曹操手上，但他不愧为英雄，能把偏安东南一隅、既黑且厚的孙权说成是英雄，袁绍真不愧是大英雄！他失败了，但他是个失败的英雄，他的所作所为，犹有为社会可取的贡献，而孙权被称为英雄仅仅是保住了自己东南那块土地自己的割据地位而已。
他的失败，主要是在官渡之战的失败，由此给他造成了反面教材的典型。可以说官渡之战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前半是辉煌的英雄，而官渡一败，即成徒有虚名的军阀，还有种种批评，使他在一千八百年后，仍受着并非正确的批判。可见这一仗是多么重要，他怎么就败了呢？
官渡之战主要是他与曹操两大政治集团的战争，当时袁绍有四州之地，兵精粮足，是当时北方最大最强的政治集团；曹操当时有三州之地，军队稍弱于袁军，但他手里有一张王牌：汉献帝。在政治上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是当时仅次于袁绍的政治集团。全国那时还有不少小的政治集团，军阀，不过军事实力都不能与袁曹相比，他们的战争可以说是决战，谁胜谁就掌握了全国的主动权。
曹操成为袁绍的劲敌，是袁绍所养成的。当时袁绍在冀州，曹操在兖州，他们背靠背，互为依靠，以对付其他军阀。由于袁绍先得到了冀州，而曹操还没有地盘，只在中原打黄巾军和黑山贼寻找机会。是袁绍第一个给他个东郡太守的地盘，一是有机会，原太守死，而新的太守还没任命，袁绍抢先发表曹操为东郡太守，使曹操有了第一块地盘。后来兖州刺史刘岱战死，陈宫等人拥戴曹操作了兖州牧。但曹操能作上州牧也是有袁绍的支持的结果，如无袁绍的大力支持，曹操早就不能维持了，正如袁绍说的“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引自裴注《献帝春秋》）最大的一次危险是在初平三年，是袁术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是袁术联络公孙瓒以兵牵制袁绍；另以刘备、单经、陶谦西进中原，以助攻曹操；又让孙坚南下对付刘表，防止他参战，影响中原的战局；而他则主要进攻中原，目标就是曹操。这次规模很大，有八个军阀参与其事。《三国志》说是“袁术与绍有隙”而组织的战役，这是令人费解的事，因为袁术与袁绍有矛盾，他是无法进行这次战争的，因为袁绍在冀州，袁术在南阳，中间横着曹操的势力，他是过不去的。因此我看，这是陈寿为尊者讳，不把袁绍救曹操的事如实表现出来，而归之于二袁的矛盾。因为从表面上看，二袁即使有矛盾，也无法采取战争的形式来解决；从实际上看来，袁术对土地的要求大于对袁绍的不满，因为土地更关乎袁术的生存，发展，所以这次战争的目标，实际上是对准曹操的。所以《三国志》上后边说“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这就露出马脚，不然曹操为何要与袁绍“会击”？如无袁绍的帮助，曹操决无能力抵抗数路军阀的围攻，而且那是他这个政治集团成长的关键时刻，如果经受住那次战争，他就完成了一次飞跃，就能再次抗击较大的攻击。
后来初平四年，袁术再次进军中原，他联络黑山贼、匈奴於夫罗部，再次想在中原打出一块地盘来，可是因为上次为曹操与袁绍联合击破，袁术受到重创，加上失去了所倚仗的孙坚所部，这次他已没有力量没有把握打胜这场战争，但没有供其挥霍的地盘他也无法再生存下去了，所以他是冒险也要向中原进军打拼。然而他实在是太没本事，这一仗打得他灵魂出壳，曹操知道他是不会死心的，不打他个稀巴烂他就不停下进军的脚步。所以曹操追着他的军队打，不给他喘息的机会，从匡亭、封丘、襄邑、太寿、宁陵一直追到九江，杀得袁术溃不成军。以此来看袁术之攻中原不是因为与袁绍有隙，而实在是为了中原逐鹿。
兴平元年吕布在曹操打徐州时，取了兖州。曹操引军还，与吕布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曹操说了一句有问题的话，“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据东平，断亢父、泰山之道乘险要我，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表面上看，曹操的话很军事专业，吕布很低能，竟然不会抓住曹操的要害。可是纵然吕布不懂军事，他手下还有懂军事的，怎么都苯了？这又是陈寿为曹操掩饰，因为吕布驻濮阳是有原因的。吕布是受陈宫等兖州实力派的支持而进入兖州的，陈宫等人很清楚曹操与袁绍的关系，驻濮阳不是看不到置曹操于死地的战略部署，而是耽心袁绍的背后入据兖州，使吕布腹背受敌。
可以说曹操是袁绍扶植起来的对手。
袁绍攻曹是不是时机？值得研究。有两人劝阻袁绍不要急于攻许，一是沮授，一为田丰。沮授说“近讨公孙，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宜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农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修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沮授说的办法是以逸待劳之法，但军事上的攻守主动者握有主动权，是不言而喻的，本来袁绍就不能等曹操坐大才去考虑打垮他，在他与吕布相持时，就要在吕布被打败时，趁曹操军疲惫不堪之时把他消灭掉，才是上策。难道按沮授的说法等曹操把其他军阀一个一个都收拾掉以后，再来与曹操打吗？可见不是什么好办法。田丰的说法呢？“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非复空虚。且操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今不如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人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过去看小说，再后来看《三国志》都说袁绍不听他人之言，故遭惨败。现在来看，沮授与田丰之计，不过都是未可轻动，曹操善于用兵，不如坐等时机，以逸待劳。我们看，曹操实力在起初不如袁绍，在袁绍已有四州之地时，他才有一州之地，而袁绍如再放着他不打，等曹操收拾了刘表、孙权拥有六州之地时再与他争胜负，那就对了吗？此时进攻曹操已晚，如按沮和田的意见，就更晚了，那时袁绍对曹操就不是胜势优势，而是劣势败势了。因为从曹操不得已跟袁绍开战后，多有失去信心，要退兵避战的打算，袁绍选择这时进军与曹操开战还不失为好时机，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心理上也给曹操以强大的压力，是符合兵法的，屈人之兵，战而胜之。从后来的进程上看，虽然陈寿给曹操只写胜利，不写失败，但我们还是能看到袁绍的攻势是对曹操的巨大压力，而且袁绍没有什么严重的失误。所以我们说，这一仗的初期态势，是袁军利好。
建安五年二月，袁绍“遣郭图、淳于琼、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袁）绍引兵至黎阳，将渡河。”白马之战袁军虽然失败了，关羽杀了大将颜良，但曹操知道暂时无法对抗，就把白马放弃，“徙其民，循河而西”，军民后退，收缩力量，寻找战机。袁绍大军紧紧跟随，来到延津，曹操用诱敌之计，造成袁军的混乱，然后乘乱杀了袁的大将文丑，两次接触战，杀了河北两员大将，使袁军大为震惊，这种说法是曹营造出来的，是贬低袁绍的，在袁绍的历次军事行动中没见过这样两大将的立功表现，说他们是河北名将，于史无征。有一崔巨业是史上有名的统帅级大将，还有那个后来因骄恣被杀的麴义，具有万夫不挡之勇，他在与公孙瓒的战争中，率几百人就冲垮了公孙瓒引为自豪的白马骑兵，为袁绍的胜利一锤定音。而颜良文丑两人之死并没有给袁军以重创。曹军退到官渡（今河南中牟县北），袁军进保阳武（今河南原阳县东南）。袁绍的策略并不坏，以压倒多数的军事力量稳步前进，步步为营向前推进。袁军兵精粮足利于持久战，而曹操兵少缺粮利于速战速决，但又不敢冒然进攻，处于两难境地。不能因为后来胜利了，连前边的所有安排都说成是正确的，其实曹操是不得已而为之，白马撤军，延津撤军，在官渡设防，都是不得不做的，说在官渡设防如何好，纯属瞎掰，他不在官渡设防再退到许都，袁军就兵临城下了。可惜陈寿的记载是很有些有倾向性的，只写曹军的胜利，而不写袁军的胜利，但从战争的进程看，前期袁军是胜者，具有强大的压迫力，《后汉书》说“连营稍前，渐逼官渡，遂合战，曹军不利”，这个不利没细说。“相持百余日，河南人疲困，多叛应绍”这说明袁绍的组织战略是对的，有效果的。曹操丧失信心，要打退堂鼓，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曹操的胜利来自袭击袁绍的粮草基地乌巢，而这一粮食情报的来源又是袁绍营中谋士的叛变告密，叛变的原因也不在袁绍的失误，是许攸的贪婪不能满足。乌巢守将有五人，大将淳于琼，一般人会忽略此人的，其实他是和袁绍资历差不多的将军，在汉灵帝末年，以宦官蹇硕为首组织了西园八校尉拱卫京城以御四方，《灵帝纪》曰：“以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冯芳为助军校尉，夏牟、淳于琼为左右校尉。”淳于琼在小说中被描写成无能而又暴燥的家伙，饮酒误事，看来实际并不如此。驻守乌巢的另外几人是：督将眭元进、骑督韩莒子、齐威璜、赵叡等。由此可见，袁绍并非不重视粮草大事，派出五位（能叫出名来的都不是无名之辈）将军，不能说是安排不当。曹操能攻破乌巢，必有超出乌巢驻军的人数，很可能有万人以上，不然就难以破乌巢。
再说曹操去偷袭乌巢粮草，曹操亲率五千骑，而袁军有一万守军。这是怎么打的呢？曹操的军队没有特别的地方，不象袁绍的大将麴义以八百人就冲垮了公孙瓒的几万人，（但仅有八百人是不能打胜仗的，袁绍后头还跟着几万人呢。）也不象吕布的骑兵野战时所向披靡。淳于琼也并没喝酒误事，曹操夜晚出兵，黎明到达乌巢，也没有很强的士气，要想打败袁军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以优势兵力击溃淳于琼部。整体上曹操人少，而局部上曹操完全可以做到优势，乌巢只有一万人，曹操完全可以集结一万多到二万人，冲击乌巢。四十里地以骑自行车的速度也就一个多小时，骑马也差不多，可能还要少。曹营与袁营相对，虽说要避开袁军的耳目，绕道而行，也不会太远，之所以“夜往，会明至”走这么长时间，必有大量步兵前往，才能解释得通。加之许攸献计，使曹操率优势兵力，又有最清楚的目标和路线，偷袭的突然性，使曹操偷袭得手，造成袁军的失败。而这又是许攸叛逃的结果，这是不能否认的。
有人认为官渡之战的失败，是袁绍的必然。可是我们从历史记载中没找到，他在战斗部署和指挥上有什么太大的失误，前期的形势明明是曹操坚持不下去了，怎么能说袁绍必然要失败呢？这一切是偶然性在起做用。人们批评他的错误，指责他的政治近视，军事无能，用人不当，官渡之战，成了他的反面战例，将永远为人们所评说。可是我想，如果他是那样非常无能的话，怎么还能成为那个时期的天下第一呢？胜了就说其处处正确，失败了就一无是处，不是我们对待历史的正确方法。社会科学是复杂的，一场战争的胜利，有必然的，也有偶然的，不然的话，历史就像算卦先生了，你就等着必然结果吧，不用去努力，因为一切都是必然的。实际上事物是永远发展变化的，充满着变数。失败者也不是从开始就进入了必然的程序，尤其是官渡之战，胜负的天平一直都是向袁军倾斜的，那突然的胜利当然有必然的因素，可是你也不能否认偶然性在其中起了决定作用。几种因素的结合，造成了袁绍的失败，也许换上另一人，官渡之败并不能决定什么，可是对袁绍就决定了他的末日到来。几种因素的不同组合，会造成不同的结果，这就是历史之谜的魅力吧？许攸这个偶然因素的变化，还没被人们所重视。《魏略》说“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勋劳，时与太祖相戏，每在席，不自限齐，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内嫌之。其后从行出邺东门，顾谓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则不得出入此门也。」人有白者，遂见收之。”从许攸这样一而再的夸耀自己的作用，可知如果仅靠曹操自己战胜袁绍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夸大许攸的作用，说他的一句话就胜了曹操，也不客观，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许攸的投降献计，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当然如果细分析，官渡之战的失败，除上边提到的许攸叛变，告密粮草的情报，导致乌巢丢失，造成袁绍的失败。这只不过是一个原因。还一个主要原因，袁军中内部分裂，主帅又不能治理好，虽有优势兵力，但不能形成一致集中的力量，甚至是造成分散互相牵制的力量，内耗的破坏性远大于敌人的力量。中国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强大的一方往往失败，弱小的一方往往以弱胜强，所以会如此，我们要从内外因进行分析。同时成长起来的政治军事集团，强的一方，正因为强占据的地方多获得的好处多这些利益需要分配，分配会体现亲疏远近的差别，而内部的派别就会因利益开始产生矛盾，利益不仅有物质的更多政治地位上的，而掌握政治的主导地位又会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这种矛盾冲突会达到不惜损害整个集团利益的程度，统帅往往于此时分划不明，赏罚不清，无法驾驭。而弱的一方，在强的一方的压力下，比较团结，内部矛盾会在外来压力下暂时平息而一致对外，而统帅也不敢稍有松懈，不敢丢掉任何机会。袁绍的内部有颖川派，冀州派的矛盾，颖川派有颖川阳翟人郭图、辛评，颖川人荀谌，冀州派有魏郡审配、巨鹿田丰、广平人沮授。后袁绍死，颖川派支持袁潭，冀州派支持袁尚，互相火拼，以致最终灭亡。如果当时能一致对外，曹操能不能取胜还不一定，就是他们内部攻杀不断，曹操还用了五年才平定河北，可见袁绍在河北的势力有多深厚。
袁绍的失败，让人感到人世间有许多未解之迷，为何一个敢作敢为，胆识过人，取得过辉煌的英雄人物，会突然变得举动失措，决策轻率，一误再误，一失足成千古恨。比如，乌巢之受到许攸的出卖，为曹操所偷袭，这是突发事件，为什么他不去采取损失最小的补救措施，反而错误的认为攻曹军大营，是围魏救赵之法，可以挽回失败，《后汉书》载“绍闻曹击琼，谓长子潭曰：「吾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高览、张郃等攻操营，不下。二将闻琼等败，遂奔操。于是绍军惊扰，大溃。”围魏救赵是出其不意，胜在意料之外，有其突发性。袁绍生搬硬套，以为可制胜于常计，所以遭到惨败。一错在闻知乌巢有危险，不积极组织补救，反而出了一招坏“棋”；二是要攻曹营，也要倾其数倍大军，毕其功于一役，才能达到目的，而他只派一支不大的军队，当然达不到目的。一支强大的军队倾刻瓦解，令人费解。
要分析袁绍的失败，不能只局限那次官渡之战，当然那是关键的一次，但是袁绍的失败还另有原因，这儿是我们在研究他的成败时所必须关注的。
第一个原因，是他没有注意到他的实际对手就是那个他帮忙多次的曹操！在董卓之乱时，他们一心反对倒行逆施残暴至极的逆贼，没有利益问题；在诸侯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有了利益问题，但袁绍是拿曹操当作同路人，互相帮助，互为依托，也确实有利，袁绍不担心南面的敌人，因为有曹操在那里，曹操也不担心北部的威胁，因为有袁绍在那里挡着。尤其是袁术第一次组织起大规模战斗的时候，名义上是反对袁绍，说他不是自己家的人，《后汉书》载“术怒曰：「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又与公孙瓒书，云绍非袁氏子，绍闻大怒。”而实际上袁术是看上了中原那块地方。他主要组织自己的军队进攻曹操，要占领中原，曹操与袁绍合作，打破了袁术组织的军事进攻，这一仗袁曹打跑了袁术、公孙瓒、陶谦、刘备、单经等，保卫了两个人的利益。后来，袁绍专心致力于打败公孙瓒，而曹操则一心一意打袁术，后来他们都达到了目的，公孙瓒自杀，袁术被打垮。这时，袁绍应意识到，他的敌人将是曹操，因为当时没有超过曹操的军阀了，他有三州之地，数十万军队，只比袁绍稍差点，却大大超过其他军阀。当曹操进攻吕布时，他就应抄曹操后路，使之进退失据，即使不消灭他，也要限制他的发展。或许他有此心而没机会，因为他那时正全力以赴对付公孙瓒，可是他彻底解决公孙瓒是在建安四年，而在三年，正是曹操西攻张绣，东打吕布之时，而当曹操打张绣时，是中途退兵了。当时张绣与贾诩谈到这点，贾诩分析“曹公攻将军无失策，力未尽而退，必国内有故”，说曹操中途退兵是有原因的，是什么原因呢？《献帝春秋》说了这点“袁绍叛卒诣公云：「田丰使绍早袭许，若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绣围。”查这个时间正是建安三年，如果袁绍可在曹操西攻张绣时，准备抄曹操后路，为什么不能在曹操在攻吕布时去抄曹操后路呢？只能解释为袁绍是想迎皇帝大驾，而非以曹操为敌，这正说明，袁绍很晚才知道曹操危险，曹军壮大的危险性。后来虽然想要消灭曹操，难度已经加大了，如在曹操打吕布、刘备时，就骚扰曹操后路，情况就大为不同。
第二个原因，取得冀州后，又打败军队战斗力很强的公孙瓒，袁绍骄傲了，骄兵必败，历史上的项羽就是自以优势强于刘邦，而沾沾自喜，骄傲自大，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最后就败在他看不起的人手里。《后汉书》上这样说“绍既并四州之地，众数十万，而骄心转盛，”袁绍有了四州之地，兵强马壮，天下第一，可以说没人敢跟他对抗。曹操虽然手里有张王牌，当分配职务时，曹操自己当大将军，给了袁绍一个太尉的衔，“于是以袁绍为太尉，绍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辞，以大将军让绍。”已经给了曹操的大将军称号，因为怕袁绍的不高兴，又只好让出来，说明袁绍的实力已强大到，任何问题都要让袁绍满意才行。骄傲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自以为是，一意孤行。当许攸投降曹操，献策突袭袁绍的粮草大营，面对这样的紧急状态，领导者很难自己在短时间内拿出精密的办法，但领导者可以听听谋士的意见，来解决问题，可是袁绍因为自己很强了，以为自己有能力处理突发事件。他想出的办法是机械的模仿兵法，围魏救赵，这是地点不对时间不对的错误模仿。张郃劝袁绍“曹公兵精，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将军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这个时候，正是紧急关头，领导者需要准确判断，抓住关键所在，才能扭转局面，相反袁绍却轻易决断，酿成大祸。问题就在于他骄傲，认为自己很强，处理这样的问题，不会太难，所以也不愿听从部下很好的建议。
第三，袁绍不公不明，造成内外矛盾，力量分散，导致失败。在取得四州之地后，袁绍迫不及待的分配给自己的儿子，视天下为自己的私产，大伤高级士人之心，大大降低了集团的凝聚力。“顷之，击破瓒于易京，并其众。出长子潭为青州，沮授谏曰：「必为祸始。」绍不听，曰：「孤欲令诸儿各据一州也。」又以中子熙为幽州，甥高干为并州。”为什么一定是祸呢？《三国志》里没说，而在《九州春秋》里说了道理，“世称一兔走衢，万人逐之，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本来将相投奔明主而来，有名利的要求，希冀一州郡展示自己的才能，袁绍把重任都交给自己的儿子了，别人谁还有希望？曹操也用诸弟，诸子，但夏侯，诸曹，都是在创业时立有功绩的，才委以重任的，并不是只要是亲属就给分配一重要的州郡。他的黄须儿曹彰，出征前曹操训诫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法令严格，赏罚分明，才能把自己这个集团的人士组织起来，他才有凝聚力。而袁绍事业还没完成，劲敌还在身边，他就把州郡分给了儿子，谁还为他卖力？是为不公。他的不明在于，他手下的人才济济，各欲建功，他应心里明白，不应打击这个积极性，但他应该分辨出，水是提供了正确的建议，谁为了抢功出了糟糕的主意，应使正确意见得到肯定，而不是赏罚不明，是非不分。当乌巢粮草大营被曹操所攻时，张郃提出粮草重要，应优先去救，但郭图说“郃非计也。不如攻其本营，势必还，此为不救而自解也。”在这里，袁绍犯了绝决断不明的错误，他采取折衷的办法，既派人救粮草，也派人攻其大营，如果集中攻大营，不见得不行，而两分兵力，是两个任务都不能完成。尤其是，张郃是反对攻大营的，但袁绍却派去攻大营，这是非常错误的任务分配法，造成张郃内怀攻不下大营而被罪的的担忧，他为什么不派张郃去救粮草呢？实在令人费解。后来果然不出张郃所料，“太祖果破琼等，绍军溃。图惭，又更谮郃曰：「郃快军败，出言不逊。」郃惧，乃归太祖。”如果袁绍能明察秋毫，止住郭图的谗言，而及时抚慰张郃以安其心，丢掉粮草只不过是一次失利，不是失败。但由于他的分划不明，是非功过不定，最后逼跑了张郃，使一次失利变成了失败，这就是由于他的错误造成的。
袁绍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还有许多弱点，比如他的轻率，当年田丰劝他在曹操攻刘备之时，去袭击许下，以造成曹操的被动局面，但袁绍竟以小儿有病为名，拒绝了这条很有价值的建议。做为一个统帅来讲怎么能以小儿的病为借口，放下军国大事呢？这不是太轻率了吗？再有他对提出批评者，不能正确对待，本来提出正确意见，仅因为谋非己出，不仅不赏反而杀掉，这不是拒谏饰非吗？向来领导者能不能正确对待批评者，是他能不能走向胜利的关键，许多人不能接受批评，最后都失败了，只有能够接受批评，才能改正错误，防止错误造成的各种损失，才能走向成功。袁绍手下不缺乏人才，也不缺少敢讲真话的批评者，但他拒谏饰非，还杀了许多敢于说真话的人，使他的事业只能走向失败。他还缺少周密的策划，要作的事都是头脑发热就去做了，没有认真思考，周密计划，轻于去就，所以事业总是归于失败。在他对那简单的军阀，以他的人才济济，兵强马壮，还可以对付，可是面对曹操这样狡猾多变，善于用诈的对手，再用过去对付公孙瓒的办法，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周密计划，下定决心，选拔适合的人才，要有长期和反复的心理准备才行，而这些恰恰是袁绍所缺少的。当然，袁绍手下的人才也太平均，都是有些个性太突出，缺点也太突出，荀彧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国而自用，”加上郭图的好功谮替，袁绍手下的谋士缺少一个超出他人的高才，越是平均越容易内耗，这儿也是袁绍不利的一个条件。因为条件不好，加上袁绍又不能很好的调配，合理使用人才，化不利为有利，袁绍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袁绍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如何评价？是我们历史学家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宜客观，不宜武断。我想应有个基本的原则，只有在原则下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一个原则，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应该对历史给以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以成败论英雄，是我对古人非常佩服的一句话，符合公平公正，又包含了许多许多内容，这也是我非常喜欢司马公的一个原因。我们民族有一些弱点，比如一刀切，人人反对，可是又有多少人不搞一刀切呢？因为一刀切太省事了，不出问题，只有标新立异才易出问题。这胜者王侯败者贼就是一刀切，虽然都是古语，这一句有着那么多的无奈和世故。我们要解决一刀切这样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必须对古代的文化做一番研究，对错的东西影响了我们几千年思想的东西，要给以彻底的批判，如若不然，我们民族的劣根就难去除了。袁绍的失败，如果一刀切，那胜者王侯败者贼这一公式是成立的，人们批评他的错误，指责他的政治近视，军事无能，用人不当，官渡之战，成了他的反面战例，将永远为人们所评说。可是我们应客观衡量他的功过，他的功绩，他的英雄业绩给予肯定，在这个基础上找出他失败的原因，给以实事求是的分析说明。这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
第二个原则，重视偶然性的研究。过去我们总是把历史的必然性放在重要的位置，原因是什么，有一个什么结果，一切顺理成章，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好象世界就象经过算了一卦一样，结果早就有了。可是我看历史却发现，有许多偶然发生的结果，比如，别的朝代都是一统的江山，为什么三国却是三足鼎立呢？如果都是必然性，那应该是统一的王朝，可是偏偏到三国时期就来个鼎立，偶然性起了作用。再说袁绍，本来他势力最强，官渡之战初期，他是节节胜利（书上净说是袁绍失败，那是陈寿为曹操掩饰），可是就在形势很好的时候，许攸叛变，导致袁绍乌巢粮草损失，又因张郃投敌，而全军溃败。许攸的叛变，这一偶然因素，会起这么大的作用，究竟是为什么？有人不相信这个说法，认为曹操胜利是在情理之中的。可是当你细看史书，就会发现，许攸自己很看重他的投敌献计，《魏略》上说了这件事“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勋劳，时与太祖相戏，每在席，不自限齐，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内嫌之。其后从行出邺东门，顾谓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则不得出入此门也。」人有白者，遂见收之。”从许攸这样一而再的夸耀自己的作用，可知如果仅靠曹操自己战胜袁绍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偶然性起这样大的作用，值得研究。换一个统帅，碰到许攸叛变投敌之事，会不会也这样一败到底呢？也是值得考虑的事。而且偶然性往往和统帅的骄傲结合在一起，是必败无疑，比如这次胜利的曹操在后来的赤壁之战中，也是骄傲，也是听不进不同意见，结果在一次偶然的火攻中失败，从此就退出战场，再也没有机会重返赤壁，发动新的进攻。以曹操的性格，他是不会轻易服输的，可为什么在赤壁之战后，却再也不言进军江南呢？偶然性就这么起作用吗？
第三，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历史上最后的失败者，不能采取一棒子打死的办法，只要是失败了，就一切都是错误的，应该有成绩说成绩，有失误说失误，这才是公平合理的态度。比如官渡之战初期，互有胜负，不过陈寿字说了袁绍失败的战役，而没说他胜利的战役，不过我们从字里行间，还是能看出一些问题。比如诛颜良，杀文丑，是曹操在战争初期唯一可展示自己政绩的大事，可是我们从史书上没看到这两员大将在过去的战争中起过什么重要作用。在与公孙瓒的战斗中，第一次起作用的是崔巨业，《后汉书》上说“绍遣将崔巨业将兵数万攻围故安，不下，退军南还。”最后打垮公孙瓒的是麴义，界桥一战，直杀得公孙瓒兵魂飞魄散，“（麴）义兵皆伏盾下不动，未至数十步，乃同时具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临阵斩瓒所署冀州刺史严纲甲首千余级。瓒军败绩，步骑奔走，不复还营。”在所看到的战斗中都没有所谓的河北名将颜良、文丑的影子，我们只能判断这是陈寿为曹操涂脂抹粉，硬贴在二人身上的。还有，三国上常说的一句，挟天子以令诸侯，总是讲曹操迎汉献帝，有多么大的好处，袁绍没迎帝，政治上是多么近视。可是我看了三国那么多军阀，只有一个曹操迎了汉献帝，当然有好处，可是这一点就那么重要吗？刘备、孙权都没有迎汉献帝，当然他们也没那个力量来迎，可是他们也没什么损失呀！袁绍的失败，是官渡一战，由于许攸的叛逃，改变了袁绍的命运，可并不是袁绍没迎汉献帝，导致他最后失败。因此我想，许多似是而非的原因，都值得思考，是不是真的是造成袁绍失败的原因？
总之，袁绍的一生，有过辉煌，有过失误，他和曹操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是走的儒家治国的路子，他没有屠城残杀的记录，也没有苛捐税的严酷，也许他过于宽纵，可是他死后，许多文臣武将，忠于他，不惧死亡的威胁，有代表性的是沮授，当他被抓时，“乃大呼曰：「授不降也，为所执耳。」…操叹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虑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寻谋归袁氏，乃诛之。”另一个忠贞之士也令人难忘，“配声气壮烈，终无挠辞，见者莫不叹息。遂斩之。”他所感化的三郡乌桓，最后是与他的儿子一起，共存亡。这不是说明袁绍很有吸引人的人格魅力吗？他的失败，能让我们深思，怎么样才能做到胜不骄？如何防范内耗给自己集团带来的危害，尤其要注意偶然因素的致命性。虽然袁绍最后失败，仍不失为一个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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