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姜维的九伐中原
《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十九“孔明以智伏姜维”，写姜维识破了诸葛亮的调虎离山计，并且在天水郡大败常胜将军赵云。诸葛亮见姜维“行兵用计”与自己相同，“喜爱无限”，于是采用声东击西的计谋，收服了姜维。姜维本是“文武双全，智勇足备”的“当世之英雄”，加之诸葛亮的亲授兵法，在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战斗中，的确不负诸葛亮对他的精心栽培，多次献计献策，立下了不少战功。诸葛亮临终前，把军事大权亲手交给了姜维。作为肩负“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大业重任的姜维，九次兴师伐魏，最终以身殉国。
凡论及姜维这一艺术形象的文章，都给予姜维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笔者以为，姜维对蜀汉事业的确无比忠贞，他那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敬业精神，的确可歌可泣，但我们在张扬他的道德人格的同时，同样不可忽视他不顾国情民愿，屡屡伐魏，使“两川生灵，大罹兵革，肝脑涂地”，劳民伤财，损兵折将，从而加速了西蜀灭亡的惨重教训。
姜维受羁旅托国之重任时，西蜀政权已如同岌岌可危的大厦。诸葛亮时代的政通人和、君贤臣良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姜维所面对的，是一个“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死。入其朝，不闻直言；径其野，民皆莱色”的君庸臣懦、宦官为祸的西蜀政权。可以说，此时的西蜀，已是自顾不暇，从何谈伐人之国？ 同盟国东吴，也是内乱四起，此时的吴、蜀联盟已名存实亡。曹魏尽管君主更替频繁，但大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文武双全、智谋出众的司马氏家族手中，加之邓艾、钟会等人中之杰层出，且都受到司马氏的赏识和重用，故而此时的曹魏国力仍然强盛，锐气仍然旺盛。
孙子兵法云：“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姜维只看到曹魏统治集团内部君主更替频繁，却看不到由于司马氏在曹魏的统慑力量；对西蜀的国力又作出了错误的估计，认为西蜀“粮足支用数年，人强马壮，军器皆整。”由于他对当时天下的客观形势，缺乏正确的分析，所以他没有利用司马氏集团忙于内部的权势之争，无暇对外军事扩张的机遇，加紧修理内政，休养生息，振兴国力。相反，却错误地认为司马氏忙于权势之争，是自己伐魏的机会。俗语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要图生存，要求发展，把握机遇是非常重要的。姜维缺乏清醒的头脑，不能摆正振兴国力和“恢复中原”的关系，一味强调“效丞相之志”，凭意气用事，贸然北伐，不仅错过了壮大自己的难得机会，且使鸡蛋碰石头，这无疑又给原本已满目疮痍的西蜀的伤口上抹盐。是的，敌国内乱，的确是取胜的有利因素，但决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尤其是当自己的力量远不如对方时，乘人之危的侥幸心态，往往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姜维九伐，胜少败多，不仅“兴复汉室”成为一句空话，而且由于屡屡“妄损军马”，大大耗费了西蜀的国力，西蜀较东吴更早被魏吃掉，姜维对此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如果姜维当时能听从费炜和谯周的劝谏，“藏器待时”，“居险守分，恤军爱民”，不仅能保国治民，“ 恢复中原，复兴汉室”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这个“武侠遗愿”可能不能由姜维亲手实现。姜维曾说过：“人生处世，如白驹过隙，似此迁延日月，何时恢复中原也？”他急于建功立业，头脑发热，因而往往作出错误的决策。
姜维第一次兴师伐魏，是见司马懿谋杀了曹爽，魏主曹芳懦弱，认为有可乘之机，丝毫不考虑当时的西蜀，也是“蒋琬、董允相继而亡，蜀中缺宦”。在朝中缺宦的情况下兴师伐魏，结果是自己“折兵数万，回汉中讫，收聚军马，托疾不出。”蜀汉延熙十六年秋，姜维第二次起兵二十万伐魏，郭淮、陈泰用计灭了羌胡兵，断了姜维的后援，姜维又“折了许多人马，一路上收扎不住，自回汉中”。正元二年，姜维见司马师病目而亡，认为时机又成熟，不顾“蜀地浅狭，钱粮鲜薄，不宜久远征伐”。第三次兴师伐魏，虽然没有损兵折将，但却是空劳民力。第四次伐魏，在段谷被邓艾打得大败，是“弃甲抛戈，丢旗撇鼓，各逃性命者，不可胜数”，姜维自己也差点丢命，荡寇将军张嶷为救姜维，被魏兵乱箭射死，可谓损失惨重。姜维第七次起兵十五万，车乘数千辆，杀奔祁山，是因为司马昭杀了曹髦，立曹奂为君，认为“伐魏方有名矣，”此次伐魏虽然大获全胜，可姜维也是“自己却折了许多粮车，又毁了栈道。”
蜀汉景耀五年冬十月，姜维第八次兴师伐魏，“夏侯霸同五百军，皆死于城下，身上乱箭如柴，其余蜀兵尽皆溃散”，而姜维自己是“左冲右突，死战得脱”。姜维不顾生灵涂炭，屡屡伐魏，难道我们还要闭着眼睛，为姜维的屡屡损兵折将，劳而无获高唱什么“百折不挠”的英雄赞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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