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的曹操：“喜看稻麦千重浪”
在邺地，曹操赓续北中国种植结构调整的传统，修整“西门十二渠”，种植水稻，或者稻、麦间作，稻、麦休耕，使邺地出现稻麦千重浪的喜人之势，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图为“西门十二渠”渠道遗址。
在中国，五谷泛指粮食，约有两个版本：《周礼》曰“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郑玄注云“五谷，麻、黍、稷、麦、豆也”；《孟子》曰“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赵歧注云“五谷谓稻、黍、稷、麦、菽（豆）也”。
黍、稷在古代中国一定是五谷中的“SupurStar”。不然，《诗经·魏风·硕鼠》不会唱“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不然，稷不会走向神坛成为国家的象征，一说就是江山社稷，天下社稷。
关乎黍、稷，说法纷纭。《本草纲目》云：“黏者为黍，不黏者为稷。”五谷中，麻是什么？既然五谷泛指粮食，自当不是“大麻”、“苎麻”这些只可制绳、织布的东西。窃以为，五谷之“麻”，当是盛产于中原大地的“芝麻”——《说文》云“芝，神草也”——芝麻芝麻，无非以“芝”修饰“麻”矣。
五谷两个版本：前者有麻无稻，后者有稻无麻——麻与稻做了置换。
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稻的主要产地在南方，是故“五谷”之中，最初无稻。
东稻田村，前稻田村，后稻田村——在安阳县安丰乡政府所在地东北约2公里，西高穴村即曹操高陵所在村东偏北约3公里，有三个以“稻田”为名的行政村，鼎足而立。
不光有“稻田”，这儿还有“大夫（西门大夫）村”、后净渠村、前净渠村等。这些村名，似乎无一不与“西门十二渠”有着某种关联。
安阳县的“稻田”里，显然有很多故事。
尽管“稻田”里而今满是麦苗……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诗经·豳风·七月》中的这些句子，可证北方中国3000多年前已经种稻。另外，《诗经》还有“丰年多黍多稌……为酒为醴……”等，醴是以稌酿的甜酒，稌就是稻。
但这时的稌或稻，说的都是糯稻、糯稻米，不是今天我们日常吃的非糯的籼米或粳米。古代非糯的籼稻或粳稻栽培，要比糯稻为少。
这，还得从中国农业的起源说起。
中国农业的起源有两个独立发展的脉络：一是黄河流域的黍、稷、豆，一是长江流域的稻。
黍、稷、豆起源于黄河流域，都是耐旱作物，依靠自然降水就能获取好的收成。
大量考古发掘表明：稻的栽培起源于距今约1万年前的长江流域，距今约四五千年前陆续北上，进入黄河流域。
但在黄河流域，种些糯稻酿些黄酒，还可以；大量种植，就有问题——因为黄河流域的降水，不足以让稻丰产丰收。
这就需要灌溉。“郑国渠”改变了秦国，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比“郑国渠”早100多年的“西门十二渠”同样改变了魏国，不但让邺成为阻止赵国南下的屏障，还帮助魏国挺进中原，称霸中国100多年。
小小的渠，缘何有这么大的力量？
曹操一生，似乎都在处理军政大事，不太关注经济建设。
但是，忽视曹操的经济建设，非但不能读懂曹操“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终令》，更难弄清他缘何扎根在邺。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经济凋敝，人口锐减。曹操《蒿里行》，可谓这个时代的史诗——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生逢这样的时代，曹操要克平天下，最急缺的，也许正是稳定的粮食。《魏书》云——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
但是，过分强调“许下屯田”，同样也是存在问题的。不然，就没办法解释曹操缘何一次性坑杀七八万官渡之战战俘。说起坑杀战俘，无不义愤填膺。那是个招兵买马的时代，七八万战俘扩充到自己的队伍中，曹操一下子就能天下无敌——试问，曹操愿意坑杀他们吗？
为什么坑杀？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袁绍带领的这支10万人的队伍，为什么顷刻间会向曹操带领的2万人的队伍投降。
都是袁绍乌巢粮库被一把火烧了惹的祸。
《三国志·袁绍传》云：“绍众大溃，绍与（袁）谭单骑退渡河。余众伪降，尽坑之。”说“伪降”，也不错，不就是临时没得吃了，想到曹操那儿混口饭吃吗？但是，曹操那儿也没吃的——俘虏人数超过曹军3倍还多，怎么养活？
“许下屯田，得谷百万斛”，也就是大约5万人一年的口粮。
粮食问题，决定官渡之战的成败，也决定着曹操不能迅速“扩军”，必须马上活埋这七八万战俘。
稻麦，演说天命尚赖地理
“西门（豹）溉其前，史起灌其后。墱流十二，同源异口。畜为屯云，泄为行雨。水澍粳稌，陆莳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纻。均田画畴，蕃庐错列。姜芋充茂，桃李荫翳。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悦；邑屋相望，而隔逾奕世。”西晋左思写《三都赋》，费时10年，遍考物产；《魏都赋》盛赞邺地农桑，“粳稌”居首，稷黍在后，无疑是对北中国粮食种植结构的一次颠覆。
回头看曹操“许下屯田，得谷百万斛”，种的就是“稷黍”；到了邺地，曹操种起了粳稌。
所谓粳稌，就是粳稻，常说的水稻。
粳稻起源于中国南方，大面积种植则始于唐，北宋苏轼《新渠诗》云：“新渠之田，在渠左右。渠来奕奕，如赴如凑。如云斯积，如屋斯溜。嗟唐之人，始识粳稌。”
苏轼也许不知，曹操邺地屯田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种植水稻。而水稻种植，又以兴修或复修旧有的农田水利工程为前提，这些大型农田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邺城周围、河内地区与幽州附近。
曹魏时期，邺地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为更好地发挥“西门十二渠”的灌溉效益，曹操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昔魏文侯以西门豹为邺令也，引漳水溉邺，民赖其用……魏武王又堨漳水，回流东注，号天井堰。二十里中，作十二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西晋陆翙《邺中记》云：‘水所溉之处，名日堰陵泽’……魏武王又以郡国之旧，引漳流自城西东入，迳铜雀台下，伏流入城东注，谓之长明沟也。渠水又南迳止东门下……沟水南北夹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溉，东出石窦堰下，注之隍水。故魏武《登台赋》曰：‘引长明，灌街里’，谓此渠也。”
何谓“墱”，李周瀚注《魏都赋》云：“墱，级次，泄水之处，言有十二也。”墱，就是排灌设施。
曹操修整“西门十二渠”，不但种植水稻，也许还稻、麦间作，或者稻、麦休耕。《魏都赋》云：“甘茶伊蠢，芒种斯阜。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对此“芒种”，唐代李善注云：“郑司农曰：芒种，稻麦也。”
灌溉之田种植稻、麦，高地旱田种植稷黍，这种作物更迭，意味着什么？
稻、麦是高产作物，但需要水；稷黍是低产作物，与水关联不大。
战国初年，魏国李悝曾云：“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而秦国开通郑国渠后，《史记·河渠书》云：“渠就……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收亩一石半”，种的是粟、是稷黍；“收皆亩一钟”，种的却是麦——换算过来，麦的亩产量，竟是稷黍的4倍。
但是，那时的北中国为何种植稷黍而很少种麦、稻呢？一、稷黍是黄河流域先民培植的作物，适合这里的干旱环境；二、麦源出西亚、稻源出南方，在黄河流域种植，需要灌溉；三、中国的饮食习惯是“粒食”，小麦“粒食”味道不佳，就是捣成“麦屑”还是下等人的食物，唐代颜师古注汉代《急就篇》云：“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
但是，邺地种植似乎有“反传统”的一面，《诗经·魏风·硕鼠》唱“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而且还唱“硕鼠硕鼠，无食我麦”——这也许与当时西门豹开辟“西门十二渠”密切相关。
西门豹之后，魏文侯曾孙襄王时，以史起为邺令，再续引漳溉邺之事，班固《汉书·沟洫志》有“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盐碱地）兮生稻粱”。
西门豹能在邺地改变北中国的种植传统，也许与殷商时期这里就有植麦的传统相关。
殷商灭亡，微子过殷墟而作《麦秀》。
《尚书》云：“微子（箕子）朝周，过殷故墟，见麦秀之蕲蕲兮，黍禾之蝇蝇也。曰：‘此故父母之国，宗庙社稷之亡也。’志动心悲，欲哭则为朝周，欲泣则近妇人，乃为《麦秀》之歌，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纣王）兮，不我好仇！’”
不但邺地植麦，至少在战国魏襄王时，史起灌溉邺地，就是为了种稻植粱。
《麦秀》哀而不伤，寄托遥深，是中国文人寓意诗的发端之作。
“麦秀黍离”，世称感慨亡国之辞。
曹操在东汉“麦秀黍离”于邺赓续北中国种植结构调整，有传统在，易俗自易。
“上风吹之，五里闻香”（曹丕颂稻之语）——躺在邺冈上的曹操，喜看邺地稻麦千重浪。
曹操深信：在微子、西门豹等的遗爱下，自己锻造的稻麦聚集的力量，在不久的将来，护佑来者克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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