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关羽覆败之谜:一个早就注定的结局
从关羽的性格特点以及内外关系的协调，来探究关羽覆败之谜 关羽不善于隐藏自己的作战意图，对于东吴将帅来说，他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再看看吴国君臣是怎样对待这次战争的。当陆逊向吕蒙提建议的时候，吕蒙只是说“羽素勇猛……未易图也”，对陆逊这样的将领都一概保密。而全琮的上疏，孙权“恐事泄，故寝琮表而不答”。及禽羽，权置酒公安，顾谓琮曰：“君前陈此，孤虽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保密工作做的天衣无缝。陆逊接替吕蒙后，进一步麻痹关羽，给关羽写了一封信，“羽览逊书，有谦下自托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在军事部署上，吴国也进行了一系列伪装，伏精兵于船舱内，白衣渡江等等。 所以在这次较量中，关羽一开始就输了，关羽下的是明棋，吕蒙下的是暗棋，关羽的每一部计划、行动，都如同其“省书大悦”那般表里如一，让人一看就懂，而吕蒙、陆逊，善於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以假象示人，暗地里下死手。当然从军事上讲，吕蒙、陆逊并没有错，这叫兵不厌诈。 我们还可以从对内外关系的协调来看待双方的优略。吕蒙为了袭取荆州，首先取得了孙权的支持，这就意味着吕蒙为了达到目的，甚至可以调动东吴全部的武装力量。孙权为了避免两面作战，甚至不惜对曹操作出了某些妥协，这就避免使自己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位置。关羽发动襄樊战役，并没有与刘备协调好相互配合的问题，也没有与邻近的友军刘封孟达达成一致，甚至连为自己留守后方的士仁与糜芳，都处于“还则治之”的恐惧与不安当中。 由此来看，吕蒙袭取荆州，是以有备对付无备；是以整体对付局部；是以单面作战对付两面作战。谁优谁略，谁胜谁败，一目了然。 陈寿在总结关羽、张飞性格时说：“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应该说，这个评价是客观的，也是可信的。关羽的这种“骄于士大夫”的性格，使得他除了和刘备、张飞这样多年的患难兄弟，以及诸葛亮等少数他所佩服的人以外，他很难与别人融洽的相处。可以设想，假如他与马超、黄忠等人一起共事，那么他们之间恐怕合不来，也就不会很好的合作，关键时候分道扬镳也是可能的。就连士仁、糜芳这样的将领，也都处于一种惶恐不安的情绪之中，关键时刻选择投降也就不难理解了。就算关羽有“善待卒伍”的优点，而这些“卒伍”都是由“士大夫”统领的，“士大夫”选择了投降，他们又能如何？ 当然，说关羽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是有失公允的。他也曾经攻“樊而多留兵”，防备着东吴方面的偷袭，但是这样也造成了前线兵力的不足。吕蒙略施小计，他就上当受骗了。这是因为，关羽发动襄樊战役，没有得到刘备的支持，在“连呼封达”不能奏效的情况下，他只有在自己原有的兵力中想办法。这时候，他正巴不得和东吴达成某种互不侵犯的和约，以便使自己能够抽出兵力，一心一意攻打襄樊。恰恰就在此时，吕蒙回建业养病去了，新上任的陆逊向不知名，且又谦下自托。对关羽来说，刚想打瞌睡，就有人递过来一个枕头，上当受骗就顺理成章了。所以，人们通常说关羽“大意失荆州”，这个说法还是比较客观的。当然，大意的不光是关羽，也包括刘备、诸葛亮等蜀汉核心人物。 联系双方对南三郡的争夺，来探究关羽覆败之谜 实际上，探究关羽覆败之谜，还有一段重要的史料可以参考，那就是发生在建安二十年的双方对南三郡的争夺。只是这段史料没有引起谌先生足够的重视，一句“双方甚至发生了争夺南三郡的武装冲突”，就轻轻的一带而过了。 我们知道，一开始关羽“专有荆土”，一共六个郡。到建安二十年，两家平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双方平分，是刘备自愿的吗？当然不是。那是吕蒙设计夺取了三个郡，即长沙、桂阳、零陵。已经造成了既成事实。当时刘备引兵五万下公安，令羽争三郡。恰逢曹公占领汉中，刘备恐成都失守，于是双方平分荆州，各自罢兵。双方的一纸和约，掩盖了关羽的重大军事失利。自从刘备跨有荆益二州，一次丢失三个郡，这恐怕是第一次。从《吕蒙传》的记载可以看出，吕蒙的手法相当高超，夺取三郡，几乎没费什么吹灰之力。战后根据和约，东吴方面归还了已经占领的零陵郡。 这次争端，至少给刘备方面三点启示：1、东吴方面对荆州一直虎视眈眈，随时可能挑起事端。2、吕蒙有着高超的军事手段，尽管此时还不是东吴的主将，但已经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绝对不可等闲视之。3、关羽领导下的荆州，在外表强盛的背后，存在极大的隐患。
这次冲突过后，刘备方面应该有一个亡羊补牢的战后分析与补救措施。我个人认为，刘备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例如：1、调整荆州的领导班子，最起码再给关羽配备一名高级智囊。2、调整郡级主要领导，避免关键时刻的投敌叛国行为。3、给关羽必要的惩戒与处罚，往关羽骄傲自满的脑袋上泼一盆冷水。4、责令关羽深刻反省，作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深挖丢失三郡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史书中却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刘备方面对关羽没有必要的惩戒、警告，甚至连提醒都没有。关羽也找不到任何反省与自我批评的样子，只是骄傲自满的老毛病一如既往，没有任何改善。 面对这样重大的军事失利，刘备、诸葛亮为何表现得如此麻木呢？个人分析，可能在刘备、诸葛亮看来，双方的一纸和约，宣告了战争状态的结束，孙权方面讨还荆州的意愿已经基本满足，荆州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也就是说，这一纸和约，蒙蔽了蜀汉上层人士的眼睛。 如果我们把吕蒙两次袭取荆州联系起来看，关羽的隐患的存在更是致命的。在前一次争端中，“蒙移书二郡，望风归附”，而零陵太守郝普也很容易被吕蒙诱降。在后一次，镇守后方的两名主要大员，将军士仁和南郡太守糜芳，关键时候无一例外的选择了投降。这就是说，在关羽领导下的一共只有六个郡的荆州，先后有五个郡级领导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投降。 按照一般的逻辑，关羽虽说被端了老窝，可是手中还掌握着一支曾经威震华夏的军队，反败为胜固然已经不太好说，固守待援应该没有问题，怎么说也能抵挡一阵子。可事实上，关羽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到关羽从麦城出逃时，只有十余骑相随，将领只有儿子关平和都督赵累。其他的人呢？“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这就是说，关羽直接统领的将士，关键时刻的投降率，几乎是接近百分之百。如果不是这样高的投降率，关羽就算丢了荆州，大概也还不至于被活捉，至少应该能够保全性命，以利东山再起。对此，廖立评价说：“是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后数丧师众也。”“作军无法”，应该是关羽失败的重要原因。 当然，作为关羽的对手，吕蒙无疑是高明的，堪称一流的军事家。可是，我们把这样的输赢结果仅仅归结于对手的高明，恐怕是远远不够的。谌先生在总结关羽失败的原因时，打了一个比方：“一粒黄豆击沉了一艘军舰”。假如一粒黄豆真的能够击沉军舰，那么这艘军舰也必定是一艘千疮百孔、问题重重的军舰，尽管它的外表看起来可能还很强大。但恰恰是这强大的外表，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使得这些问题不容易被发现，不容易得到纠正。 前文说过，双方的一纸和约，掩盖了关羽的重大军事失利。而水淹七军的重大胜利，使得关羽看起来更加强大，取得了威震华夏的效果。实际上汉水暴涨，对魏军来说是天灾，并非战事之失。就连司马懿、蒋济等人都说：“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功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当然，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对关羽来说，效果都是一样的，怎么说都是一次重大的胜利，这就使得他本来就骄傲的毛病更加突出，“胜棋不顾家”的倾向更加严重，终于让吕蒙钻了空子。 实际上，吕蒙袭取南三郡，客观上就等于给关羽敲了一次警钟，上了一堂风险教育课。在这样的情况下，关羽还犯同样的错误，就有点怪不得别人了。 从首脑人物的军事策略，来探究关羽覆败之谜 刘备作为蜀汉政权的核心人物，对关羽覆败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 我们可以从刘备在东吴两次袭击荆州前后的反应，来分析刘备的军事策略的优略。东吴方面先后两次袭击荆州，刘备在这两次事变前后的表现基本相同：即都缺乏事先的积极防范，在造成重大损失后企图以重兵来夺回。这当然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策略。前一次由于曹军定汉中，这一仗没有打起来。后一次，则是大败而回，“仅以身免”。 东吴方面就要高明得多。多年以来，一直在耐心的等待时机，积极的创造机会。时机不到，一动不动；时机一到，出手毫不含糊，稳、准、很，一击而中，因此才能够做到取荆州兵不血刃。所以，我们假设第一次冲突，双方就打了起来，刘备必然要面临东吴方面有组织、有准备的抵抗，就算刘备侥幸取胜，也是依靠蛮力，也必将付出惨重的人员伤亡，远不如东吴方面高明。 这一点，可以从“廖立的诽谤”得到旁证。所谓“廖立的诽谤”，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讥讽刘备军事才能低下，处置失当，顾此失彼。当然，廖立讥讽的不只是刘备，还包括关羽、向朗等人。廖立认为自己为诸葛亮第二，而官位却在李严等人之下，心中不平，泱泱不得志。在这种心态下，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而看不到别人的优点。他的诽谤之词，也并非是毫无道理的胡诌，他只是说出了别人不敢说、或者不愿意说的一些话。他诽谤别人，也是在借机抬高自己，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不满情绪。但是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廖立的意思是认为刘备弃荆州而杀关羽。
陆逊在评论刘备的军事才能时说：“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曹丕也曾经说过：“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就连陈寿也说先主“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这都表明，刘备军事才能算不上高超，对荆州的风云变化不可能应变得那么及时。所以说，刘备该对荆州的丢失承担领导责任。 从吴蜀双方的建国方略，来探究关羽覆败之谜 从深层次上说，孙刘两家对荆州的争夺，源于两家建国方略的冲突。刘备的建国方略就是《隆中对》，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其核心思想就是“跨有荆益”。而在此前，鲁肃在初次见到孙权的时候，也提出了一套建国方略，一般称之为《吴中对》。鲁肃是这样说的： 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之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吕蒙在与孙权讨论取荆州还是取徐州的问题的时候，也说过：“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吴中对》的核心思想就是“荆扬合一”。两家的建国方略都把荆州作为了自己建立基业的必争之地，那么孙刘两家在荆州的冲突，就是无法避免的了。 那么《隆中对》与《吴中对》相比较，谁优谁略呢？我们抛开鲁肃、诸葛亮提出各自的建国方略时，孙权与刘备所处的不同的军事、政治形势，我们仅仅从地理环境上来分析，似乎是《吴中对》更切合实际一些。这是因为荆扬合一，浑然一体，“全据长江，形势益张”。而荆州处于东吴上游，占有者可以顺江而下，直捣其心腹地带。在东吴看来，有无荆州是东吴存亡之根本！所以说，取荆州是东吴的既定方针。 而诸葛亮所提出的跨有荆益的方略，在我们今天看来，有点像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这样的远距离“跨有”，其跨度未免有些太大。益州，易守难攻；荆州无险可守，又是三国交界、兵家必争之地。这就意味着要想成功地保住荆州，需要比益州更多的军队。而刘备把重要的谋臣、大部分的精兵良将布置在益州，荆州则只有关羽一支孤军。这种兵力部署上的倒置，使得关羽面临着空前的压力。为关羽计，不思进取，严防死守，或许才是上上之策。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两州之间的联系，主要靠长江三峡，而三峡水道过于险要，很难在两地之间及时调兵遣将。所以一旦有强敌入侵，首尾不能相顾。中国历史上，跨有荆益的地方割据政权从来就没有成功的例子。 所以说，跨有荆益的构想，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缺陷，这一缺陷的解决，有赖于两大技术手段：一是建设包括电报、电话、互联网等在内的现代化的通讯联络设施；二是建设一支拥有相当数量的、反应迅速机动灵活的、作战半径足可以覆盖荆益二州的现代化空军。这两大技术手段在刘备的年代无法实现，所以这个缺陷也就无法解决。而东吴在取得荆州后，荆扬合一、浑然一体，防守起来就不存在这样的弊病。 毛泽东同志评价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所以，从本质上说，荆州的丢失，是《隆中对》的失败，是《吴中对》的胜利。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诸葛亮及其《隆中对》，客观地说，在曹操已经“不可争锋”、江东“已历三世”的情况下，《隆中对》是一无所有的刘备成就其三分基业的唯一正确的途径。也就是说，成就基业较晚的刘备，老天爷留给他的地盘已经很少了，他几乎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我们大概不能因为荆益之间的联系上的缺陷，就指责刘备，既然取得了荆州，就不必再取益州；或者说，既然取得了益州，那么就应该主动放弃荆州。这的确是个难题。 为了同时占据荆益二州，我们不妨大胆设想，将荆益二州的兵力部署再作调整，即刘备、诸葛亮率领主力部队建都荆州，而派关羽“董督益州事”会怎么样？刘备诸葛亮能不能成功抵御吕蒙的偷袭？大意失荆州的悲剧能不能避免？这样做，刘备集团是因为把重兵设防在薄弱环节而更加安全了？还是因为把首脑机关暴露于无险可守的荆州而更加危险了？当然历史既不能假设，又不能修改，况且笔者自忖智商远远达不到诸葛亮的水平，所以我无法预测这样部署，以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结论 通览全篇，谌先生列举的所谓刘备弃荆州、杀关羽的那些证据，多有猜测、联想之嫌，并没有哪一条证据能够实实在在、确凿无疑地证明，确实是刘备在借刀杀人。关于这一点，谌先生本人似乎也有点底气不足，在文章的最后指出，但是需要注意，不能就此认定刘备是在弃荆州、杀关羽，并且也列举了一些很有力的证据，表明即使刘备有这样的想法，其可行性还是值得怀疑的。表现出一定的模棱两可和左右摇摆。 实际上，关羽丢失荆州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简言之，一个军事策略算不上高超的首脑，一个天然存在缺陷的建国方略，一个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主将，偏遇一个世间少有的军事奇才，他们共同造就了这一结果。 大意失荆州是影响三国军事、政治格局的重大事件，甚至可以说它影响或改变了历史进程。 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曹操欲迁都以避其锋芒，使得兴复汉室的伟大事业，出现了自从王允诛杀董卓以来最好的历史机遇。如果此时孙刘联手，合力破曹，天下事庶几可定。可惜“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是为剪宗子勤王之师，舒曹公移都之计，拯汉之规，于兹而止”。兴复汉室的伟大事业不幸夭折。后人读史至此，大多扼腕叹息。 以后诸葛亮数次北伐、鞠躬尽瘁，却终因错失了兴复汉室的大好时机而不能成功。此时，曹魏在北方的统治已经牢固，多年的战乱渐趋安定。兴复汉室，作为一个过了时的政治口号，已经不能引起中原人民的共鸣。兴复汉室，也就成了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也许，这就是三国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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