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霸主争夺战——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是三国著名的三大战役之一，是决定袁曹谁为北方霸主的关键性战役。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兼并公孙瓒之地，继而决定出兵攻打曹操，拉开了长达一年的官渡之战序幕。
首先表明一下观点，笔者认为官渡之战曹操能够取胜绝非偶然或侥幸，作此文原因也有反驳侥幸论等观点。
官渡之战的背景，需从曹操与袁绍的破裂说起，而曹操与袁绍的破裂，则需从“挟天子”说起。
曹操与袁绍的正式破裂，便始于曹操奉迎天子，曹操“挟天子”便是袁曹正式破裂的标志。曹操奉迎天子后，袁绍对此非常不满，“耻班在太祖下”，不肯接受太尉之职，“转为大将军”才勉强接受，封邺侯也不肯接受。然而袁绍对曹操的不满仅仅在于被曹操抢先一步“挟天子”或“耻班在太祖下”这么简单吗？果真如此则不能以曹操“挟天子”为袁曹两家正式破裂的标志。笔者将曹操“挟天子”视为袁曹破裂的标志理由是：一、袁绍是有霸天子野心的人，袁绍自己曾说过要“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二、曹操“挟天子”让袁绍明白一点，曹操要与他争天下。三、两家从此再也没有以往的互助行动，而是转为互相防备，袁绍出兵攻打公孙瓒，解决后顾之忧；曹操也趁机平定四周的威胁，建安四年四月又派兵进击河内，消灭意欲投靠袁绍的眭固部队。另外还有一点是出于推测，就是假如袁绍在曹操“挟天子”当时没有公孙瓒在后制约，有很大可能性会马上出兵攻打曹操，袁绍刚消灭公孙瓒就决定马上进攻曹操隐约中就透露了袁绍急于要消灭曹操的意图。
官渡之战时，袁曹两家还同时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师出历年，百姓疲弊，仓庾无积”，军队连年出征，需要修养，因此田丰、沮授反对马上出兵。然而袁绍艰难，曹操比袁绍更加艰难，因此袁绍灭公孙之后立即出兵，实是利弊参半，袁曹之对决，袁绍获胜的机会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袁绍消灭公孙瓒之后决定出兵攻打曹操，然而军事上却行动缓慢，以致曹操趁机进行全面的战略部署。建安四年十二月刘备在徐州反，五年春曹操亲征刘备，虏获刘备妻小，降关羽。二月，袁绍开始发动进攻，先遣郭图、淳于琼、颜良攻打白马，曹操采用荀攸声东击西之计斩杀颜良，解了白马之围，又采取荀攸以辎诱敌之计，于延津南斩杀文丑。八月退守官渡，与袁绍相持，期间派曹仁平定汝南叛乱。十月，许攸投靠曹操，得到袁绍具体军事情报的曹操出兵偷袭乌巢，斩杀大将淳于琼，袁绍军队大溃，袁绍、袁谭弃军逃走，被袁绍派往攻打官渡的张郃、高览，投降曹操，曹操追击袁绍败兵，“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虏其众”。自此，官渡之战以曹操大获全胜，袁绍一败涂地告终。
官渡之战中有许多事属于偶然事件，如许攸叛变袁绍，张郃投降曹操，因此也有人认为没有这些偶然事件发生，官渡之战结果也许会不一样。
笔者认为有这些想法的人把战争想象得太过简单了，战场上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出现新的变化，打破原来的局势，因此孙子说过：“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些偶然事件可以是影响战争胜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我们不能简单视为战争胜败的关键原因，作为一军之将，假如不能抓住这些偶然发生的事件，那么这些偶然发生的事件永远只能是无关大局痛痒的小事情而已，因此决定胜败关键还是要看领军之将是不是“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譬如刘备在徐州反，袁绍假若肯听从田丰的建议，偷袭曹操，那样官渡之战的结果又会是如何呢？当然这些也都只是今人的揣测而已。
再谈官渡之战中的偶然事件问题，它们的偶然性又是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上。以这场战役中的三件偶然事件为例加以分析：
一、刘备背叛曹操。早在刘备投奔曹操之初，程昱便对曹操说过：“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曹操认为刘备英雄，杀他会失天下人之心，因而没有立即解决刘备。郭嘉对刘备来投时，杀或不杀在《三国志》正史里面不见记载，然而裴松之为《三国志》所做注中引《魏书》的观点是不杀，引《傅子》的观点是“宜早为之”，对这两种相反的观点，我们无需做太深入的研究，只要看到它们有一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郭嘉也认为刘备是英雄。董昭言刘备“勇而志大，关羽、张飞为之羽冀，恐备之心未可得论也！”因此曹操让刘备去阻击袁术时，郭嘉、程昱皆言“放备，变作矣”，刘备也果真反了。
二、许攸叛投曹操。荀彧说许攸“贪而不治”，“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荀彧敢出此大胆预言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从两方面进行推测，一是许攸“贪而不治”的性格，另外是袁绍手下大臣争权的情况。
三、张郃投降曹操。其原因与许攸大致相似，主要是大臣争权的结果，方诗铭教授将袁绍争权的大臣分为两个集团，张郃属于河北集团，正是被属于颍川集团的郭图进谗袁绍，因而投降曹操的。
由此可见，官渡之战中的一些偶然事件里也含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因此决定胜负的关键还是在于两军将领能否抓住这些偶然因素创造有力于己方的局面。
曹操的军事能力，在官渡之战可以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包括统军治军、纳谋用计、临阵决机等各方面，都远非袁绍能比的。
曹操在官渡之战前期，便用了声东击西与弃辎诱敌两个计策，分别斩了袁绍手下的两员大将，这对袁绍的军队来说，士气上是受到一定影响的。而在相持阶段的奇袭乌巢，使一直官渡之战中处于战役防御状态的曹操转变成为战役进攻，是整个官渡之战的转折点。在奇袭乌巢的策略谋划中，由袁绍方叛变而来的许攸有很大功劳，因此也是许多人认为假如许攸没有叛变袁绍而来，给曹操带来袁绍军的情报，曹操也许会在官渡败给袁绍。
笔者认为，即使没有许攸来投，曹操也有很大可能性会采取奇袭乌巢的策略，原因如下：
一、粮草的重要性。《孙子兵法》云“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没有粮草物资供应，军队将无法生存下去，因此断敌粮道是战争中常见的一种计策略。在奇袭乌巢之前中，曹操就派人劫过袁绍的粮草辎重一次，史载“袁绍运谷车数千乘至，公用荀攸计，遣徐晃、史涣邀击，大破之，尽烧其车。”袁绍的谋臣沮授也曾劝说袁绍“遣将蒋奇别为支军于表，以断曹公之钞。”但袁绍没有采纳。由此可见，粮草辎重在两军交战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劫粮也是兵家用兵的惯用手段。
二、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何做到即知己，又知彼呢？《孙子兵法》又云：“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即派使人收集敌方情报，从而分析判断敌人行动。曹操“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不可谓不精深，在官渡之战这场关系他事业前途大战中，曹操肯定不会忽略派人收集敌方情报的这种军事基本常识。因此，曹操肯定会一直派人打探袁绍军队的大致动向，由此可探知三点基本情报：（一）屯粮地点——乌巢；（二）守粮大将——淳于琼；（三）守粮兵士人数——一万至两万人。在此之前曹操劫过袁绍军粮一次就证明了曹操一直都有细致的情报工作。
三、曹操发动奇袭乌巢的决心。首先，曹操军在当时处境已经相当危险了，“军乏食”，“百姓疲乏，多叛应绍”。曹操比于袁绍，经济上支持不了持久战，“利在于急战”，在这样危机关头曹操做孤注一掷的可能性也相对提高，正如贾诩说的：“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有此四胜而半年不定者，但顾万全故也。必决其机，须臾可定也。”，曹操已经无法“顾万全”，必须“决机”了，这是促使曹操下决心的最重要原因。其次，曹操对于守备粮草的大将淳于琼的认识有多少呢？早在灵帝时期，曹操就与淳于琼同为西园八校尉的典军校尉与右校尉，一起从事过，因此曹操对淳于琼的性格特点多少是了解的，这也是促使曹操下决心发动奇袭乌巢的原因之一。再次，曹操先前也组织过一次劫粮行动，并获得成功，对曹军来说，有鼓舞士气与增加信心的作用。
综上所述，曹操在没有许攸带来更为精确的情报的情况下，也会采取奇袭乌巢之策，只不过为防万一，奇袭部队的人数应该会增加到八千左右，发动奇袭的时间也可能相对晚一些。因此，笔者认为官渡之战曹操战胜袁绍并非偶然或侥幸，而是真真正正靠着曹操的军事才华战胜袁绍的，许攸叛投事件仅仅充当了“催化剂”的作用。
田丰、沮授是袁绍手下两名优秀的谋士，对于这两个人，识人用人皆胜袁绍的曹操有过这样的话：对沮授“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虑”；对田丰“向使绍用田别驾计，尚未可知也”。
对于袁曹两军，沮授认为“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而田丰也认为“善用兵，变化无方，觽虽少，未可轻也”。从《武帝纪》记载曹操与袁绍“相拒连月，虽比战斩将，然众少粮尽，士卒疲乏”来看，田丰、沮授绝非凭空猜测，而是有做过情报工作的。
因此，袁绍决意出兵攻打曹操时，田丰、沮授曾经向袁绍进谏，便献策，其文如下：
师出历年，百姓疲弊，仓庾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宜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农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治器械，分遣精骑，钞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
许多人都认为田丰、沮授的战略是打持久战，其实田丰与沮授的真正战略意图是：以军事为辅打经济战。田丰对袁绍说：
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
其重点有两个：一是内修农战；二是派精骑扰敌。以此达到“彼不得安，我取其逸”的效果，而不是简单的持久战就可以概括的。
观袁绍从决定出兵到真正出兵一共拖了将近八个月，时间不可谓不长，而结果是让曹操利用这段事件进行了战略部署，并解决突然在徐州叛变的刘备，袁绍是即没有按他既定之策马上出兵，也没有采取田丰、沮授之策内修农战，外疲曹军，反而什么事也不干，白白浪费了时间。假如袁绍肯按他既定之策马上出兵的话，胜算也是很大的，因为当时曹操内有忧患，董承、刘备的野心家在内蠢蠢欲动，连年征战，士兵、百姓皆疲乏，“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不然则按田丰、沮授之策。那么田丰、沮授之策是不是良策呢？首先看看内修农战，所谓“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汉末动乱，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曹操在建安元年已经开始实行屯田制，进行农战的战略了。而袁绍却没有制定过明确的土地政策，尽管拥有四州之地，但土地兼并严重，农业未有发展，这对于袁绍事业的长远发展是很不利的，因此田丰提出内修农战的计划于袁绍现今或以后都有利。但是袁绍不听。再看精骑扰敌之计，袁绍的河北军队兵种上的优势是骑兵多，骑兵速度快，可以迅速进兵，也可以快速退兵，用于袭扰是有很大优势的，曹操兵少，不可能处处防备，正合《孙子兵法》所说“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的情况。这条计谋同时也是一条很毒辣的计谋，辅之田丰内修农战的策略看，派出精骑的目的就是为了骚扰曹操农业发展，因此派出的骑兵必定是以掠夺农民，破坏农业生产为主，而并非去找曹操的某些据点打，这样一来曹操是不得不派兵救援，不然长久以往，他领地内的农业生产必将崩溃，长期被掠夺的农民或反或寇。这条计谋，对于袁绍来说却也并非就是十全十美的计谋，原因是袁绍治军很差，假如袁绍派出的精骑掠夺时兴起，贪财物，不按时撤退，很容易就被曹操来了一个歼灭战，文丑就是因为所领骑兵只顾钞略辎重，结果被曹操趁机歼灭的。然而许多事情我们都只能够做到尽善尽美，而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因此这条计谋虽然有风险，但对袁绍来说也不失为一条好计。但是袁绍不听。袁绍就这样白白浪费了近八个月的时间，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建安五年正月，曹操亲征刘备，田丰劝说袁绍“袭太祖后”，袁绍以孩子生病，无心远征为理由，拒绝了田丰的建议。许多人认为“袭太祖后”就是偷袭许昌，这样理解也是可以的，但“袭太祖后”还可以有另外两种理解，一是趁曹操不在官渡时进攻官渡；一是从后袭击征讨刘备的曹操军队，与刘备形成夹击之势。要实施以上三种策略都必须先攻下延津，以延津为据点。据《于禁传》记载，袁绍是有派人进攻过延津的，当时于禁仅以两千兵士把守延津，假如袁绍按他部署准备出动的兵力“精卒十万”，全力攻打而连二千人守备的延津都打不下，那官渡之战还用再打吗？难不成是《孙子兵法》没有教过兵力五十倍于敌的打法，结果他们就都不知道该怎么打了？曹操平定刘备叛乱的速度非常快，仅离开官渡一个月内就返回，假设在曹操平定刘备叛乱之前袁绍打下了延津，以延津为据点，最可能实施哪一种战略呢，即田丰“袭太祖后”是哪一种意思呢？笔者认为攻打官渡的可能性最大。官渡，是许昌的咽喉，曹操欲弃官渡退保许都时，荀彧言“扼其喉而不得进”，可见官渡之战的重要性，只要能攻下官渡，则许都也将很难守住，那时“情见势竭，必将有变”的便是曹操内部了。
另外一位谋士沮授，在曹操弃延津退守官渡时劝袁绍不要轻进，利用己方财力雄厚打持久战，这一策略也是有道理的。《孙子》云“兵非贵益多也”，袁绍进兵白马、延津连遭三败，折损大将颜良、文丑，还被曹操俘虏了历史上没有记载姓名的大将，军队的士气自然低下，战斗力远远不如曹操的军队，这是其一；曹操缺乏钱粮，速战速决对他有利，而袁绍钱粮多，支持得起持久战，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符合兵法“因敌制胜”的原理，这是其二。
综上观之，田丰、沮授的确是一流的谋士，曹操对田丰、沮授二人的评价也是很恰当的，是袁绍没有识人之明，这也是袁绍不如曹操之处。
连篇累赘这么多，包括许多的推测、假设，其主旨是为了证明：战争中难以预料的事情是很多的，战事的变化也是每分每秒的可能出现的。曹操能够以弱胜强，其根本的决定因素还是曹操的军事指挥、决断能力，而并非单凭运气，单靠侥幸就能够取得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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