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丹阳郡在孙策平定江东战争中的地位
孙策是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的奠墓人，如何形成并实现他的既定策划，平定江东，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扬州丹阳郡当时号称“精兵之地”，这是孙策在江东的重要根据地，并为之提供大量“好武习战”的“丹阳兵”。据有和巩固这个根据地，在孙策平定江东的战争中，占有关键地位。本文旨在对这一课题，提出个人看法。
一、孙策是孙坚的长子，年轻时即负有重望。关于孙坚，请参看拙著《孙坚军事力量的形成壮大及其争夺荆豫两州的战争》一文，这里不拟多加论述。对于孙策这个历史人物，平定江东时与之为敌的吴郡太守许贡曾评论说“孙策骁雄，与项籍相似。”比拟为项羽，但这仅是孙策的一个方面，即当时公认的所谓“有骁武之名”。孙策的才能决不是仅限于此，西晋初年的学者傅玄在其所著《傅子》中，对孙策也有所评论，不但看到孙策“勇盖天下”这一面，重要的是，孙策还有“明果独断”的另一面。即是说，在运筹决策上，眼光明锐而且果断。孙策所以能够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不完全是因为他的“勇盖天下”，主要还在于，他具有“明果独断”的才能。傅玄将“明果独断”四字置于“勇盖天下”之上，应该说，这个评语是全面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明果独断”，对孙策来说，不但表现在军事上，同样表现在政治上。
孙坚在荆州战死之后，何去何从，孙策面临严峻抉择。如果按照孙坚生前的意图，步武后尘，继续联合袁术，从刘表手里夺取荆州，进而与袁绍、曹操对抗，称雄中原。但是，从当前形势来看，这是一种不现实的设想。首先，在这个动乱年代中，军队是生命，而孙坚留下来的余部，却控制在袁术手里；其次，中原地区基本上是曹操的势力范围，曹操与袁绍属于同一政治集团，在袁、曹强大的军事力量面前，孙策是绝无插脚的可能；最后，孙坚的同盟者袁术在封丘之战为曹操重创之后，局促淮南一隅之地，力量大为削弱，更绝不是可以依靠的对象，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明断果决”，孙策在这方面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能。
《三国志·吴志·孙策传》注引《吴历》说“初，（孙）策在江都时，张紘有母丧。策数诣紘，咨以世务，曰‘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英雄俊杰各拥众营私，未有能扶危济乱者也。先君（孙坚）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卒为黄祖所害。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袁术）求先君余兵，就舅氏（吴景）于丹阳，收合离散，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君以为何如？’”孙策在张紘面前所吐露的这个策划，有目标，有步骤，极其具体，应该是经过长期周密考虑的结果。这是孙策的既定策划。“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这是孙策为实现策划所必须走的第一步，即从袁术手里索回孙坚余部。“就舅氏于丹阳，收合离散”，这是第二步，即将这支部队开往丹阳，与时任太守的吴景会合，再以此为根据地，扩大军事力量。“东据吴会”，这是第三步，即攻占吴和会稽两郡（今江苏南部和浙江、福建大部）。“报仇雪耻”，这是第四步，即讨伐荆州刺史刘表，报孙坚战死之仇。最后目标则是“为朝廷外藩”，亦即建立孙吴政权。
这个策划的形成，应该是在吴景任丹阳太守之后。据有丹阳，对孙策来说，这是关键性的大事。从此，不但在江东有了地盘，可以不再寄居淮南，依附袁术，而丹阳郡属于当时的“精兵之地”，“丹阳兵”素以劲勇著称（见后）。同时，统治吴郡和会稽郡的东汉政府地方官员仅能勉强自保，缺乏军事才能和军事力量。“吴会”地区，在孙策看来，属于当时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加以孙策是吴郡富春人，这个地区是他的故乡，在这里还拥有一定武装力量。尽管这个策划是与孙氏亲族和孙坚旧部商议的结果，曾“随孙坚征伐”的朱治即是其中之一。但是，具有“明断果决”才能的孙策，无疑是其中起着决定作用的主要人物。
孙策吐露这个既定策划，是向张紘征求意见，同时也表示对张紘的信任。前引《吴历》所记载的张紘的回答是“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孙策）绍先侯（孙坚）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阳，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於桓、文，岂徒外籓而已哉？”张紘完全同意孙策的既定策划，而且进一步加以发挥，比孙策更加明显。孙策在表述中，还不敢正面提到消灭袁术，全部攻占扬州，以及夺取刘表所据有的荆州，张紘则明确说“荆、扬可一”，即是在“收兵吴会”之后，立即消灭袁术，并乘胜进攻刘表，夺取荆州。同时，他还不满意既定策划的最后目标，仅在于建立一个割据性的地方政权，亦即孙策所说的“外籓”，而是“据长江”，攻灭异己，然后打着“匡辅汉室”的旗号，一匡天下。这个建议，有的属于当前，有的则是远景，补充并发展了孙策的既定策划。孙策接受这个意见，更加完善了既定策划，这是孙吴政权建立和发展的蓝图。从此，张紘成为孙策的重要谋士之一。
二、在这个动乱年代中，对孙策来说，军队是他的生命。从袁术手里索回孙坚余部，如上所说，“欲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这是孙策既定策划的第一步。
《三国志·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说“（孙策）径到寿春见袁术，涕泣而言曰‘亡父昔从长沙入讨董卓，与明使君（袁术）会于南阳，同盟结好，不幸遇难，勋业不终。策感先人旧恩，欲自凭结，愿明使君垂察其诚。’术甚贵异之，然未肯还其父兵。（袁）术谓策曰‘孤始用贵舅（吴景）为丹阳太守，贤从伯阳（孙贲）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还依召募。’…于是复往见（袁）术，术以（孙）坚余兵千余人还策。”据此，孙策曾两次向袁术索回孙坚的“余兵”，第一次遭到袁术拒绝，第二次再往，也仅索回千余人。为什么孙坚余部掌握在袁术手里？这个问题较为复杂，还得从孙坚在荆州战死之后说起。
《三国志·吴志·孙贲传》说“孙贲字伯阳，父（孙）羌字圣台，（孙）坚同产也。……坚于长沙起义兵，贲去吏从征伐。坚薨，（孙）贲摄帅余众，扶送灵枢。后袁术徙寿春，贲又依之。术兄（袁）绍用会稽周昂为九江太守，绍与术不协，术遣贲攻破昂于阴陵。术表（孙）贲领豫州刺史，转丹阳都尉。”孙坚死后，以孙策年轻，孙贵不但以亲侄身份暂时统率孙坚留下的余部，并继承孙坚的豫州刺史职位。按照当时惯例，这是十分自然而且合理的。在孙贲率领下，这支军队还协助袁术击破袁绍所任命的九江太守，这不仅由于袁术、袁绍兄弟彼此对立，而且周昂兄弟三人还是孙坚的死敌。这次战争，也是十分自然而且合理的。很明显，孙坚留下的这支军队，一直由孙贲率领，并曾为孙氏亲族作战，说明袁术当时并没有直接插手这支军队。在何时，由于何种原因，孙坚余部才由孙贲转到袁术手里？这是第一个问题。
上引《孙贲传》没有正面作出回答，其他有关史料同样如此。同时，从这里又引出一个新的问题，即上面所引“（袁）术表（孙）贲领，豫州刺史，转丹阳都尉”，为什么孙贲需要放弃豫州刺史这个一州之长的高位，转为一郡之佐的丹阳都尉？而且豫州刺史职位是孙贲继承孙坚而来，按理应取得孙策和孙氏亲族同意。因此，其间必然有重大原因，为旧史家所忽视，这里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如上所说，孙贲离开淮南，前赴丹阳之后，孙策曾两次向袁术索回孙坚余部，而在此之前，孙坚余部的统率者是孙贲，袁术并未直接掌握这支军队。这支军队何时转到袁术手里？从当时情况看来，应该是在孙贲离开淮南，前赴丹阳之际同时，孙贲将军队交付袁术，也应该是有条件的。由于史料不足，这里只能作合理推论，即其时吴景据有丹阳，孙策的既定策划已经形成，孙贲迫切需要前往丹阳，与吴景会合，并得到袁术允诺，任命孙贲为丹阳都尉作为交换，孙策及孙氏亲族同意，孙贲放弃豫州刺史职位，并将军队暂时交付袁术，而其主权则仍属孙氏。正因为如此，孙策才有足够理由一而再的向袁术索回其父余部，尽管出于勉强，袁术也才不得不允许将这支军队交还孙策。如果这个推论不误，不但回答了这个新的问题，也回答了上述的第一个问题。
孙坚余部究竟有多少？上引《江表传》说，孙策索回的仅“千余人”，实际是否如此？这是第二个问题。
《江表传》对孙策索回“余兵”的叙述，极为简单。《三国志·吴志·太史慈传》注引同一《江表传》说“（孙）策谓（太史）慈曰‘刘牧（刘繇）往责吾为袁氏（袁术）攻庐江，其意颇猥，理恕不足。何者？先君（孙坚）手下兵数千余人，尽在公路（袁术）许。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于公路，求索故兵，再往才得千余人耳。仍令孤攻庐江，尔时事势，不得不为行。”从孙策这番话语中，可以了解，袁术所暂时统率的孙坚余部，总数是“数千余人”，两次索取“才得千余人”，并非全部。由于孙策为袁术进攻陆康的庐江之战，曾遭到太史慈上司扬州刺史刘繇指责，孙策的这番话，明显带有辩解口气，很可能有不尽真实之处。孙坚“余兵”是“数千余人”，孙策索回的仅是“千余人”，这是孙策辩解的第一点；孙策进攻庐江，出于袁术命令，“尔时事势，不得不为行”，完全是被迫的，这是孙策辩解的第二点。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有必要对庐江之战加以说明。
《后汉书·陆康传》说“时袁术屯兵寿春，部曲饥饿，遣使求委输兵甲。（庐江太守陆）康以其叛逆，闭门不通，内修战备，将以御之。（袁）术大怒，遣其将孙策攻康，围城数重。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还赴，暮夜缘城而入。受敌二年，城陷。”孙策攻拔庐江，“围城数重”，持续两年之久，无疑是一次规模不小的战争。攻拔庐江的部队，应该是袁术退还的孙坚余部。《三国志·吴志·程普传》说“程普字德谋，右北平土垠人也。……从孙坚征伐，讨黄巾于宛邓，破董卓于阳人，攻城野战，身被创夷。坚薨，复随孙策在淮南，从攻庐江，拔之，还俱东渡。”程普属于孙坚“余兵”中的重要将领，当孙策从袁术手里索回这支部队时，当然随部队回到当时在淮南的孙策身边，并随孙策参与庐江之战。这条史料是最好的证据，说明孙策所据以攻拔庐江的部队，即是孙坚余部。
现在，需回到前面所提出的，即孙策的两点辩解，是否有不尽真实之处？
关于辩解的第一点，即孙策从袁术手里索回的其父余部，究竟是“千余人”，还是“数千余人”如果说，孙策用以攻拔庐江的孙坚“余兵”仅是“千余人”的话，如何能够围城数重”而战争总是有伤亡的，又如何能够坚持两年之久这是难以设想，也是不合理的。因此，袁术退还的应是全部孙坚“余兵，即“数千余人”，而不是如孙策所说的仅“千余人”。至于第二点，孙策辩解说，攻拔庐江完全出于袁术命令，是被迫的，事实真的如此吗？《三国志·吴志·孙策传》说“（袁）术初许（孙）策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阳陈纪。后术欲攻徐州，从庐江太守陆康求米三万解。康不与，（袁）术大怒。（孙）策昔曾诣（陆）康，康不见，使主簿接之，策尝街恨。术遣策攻康，谓日‘前错用陈纪，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庐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袁）术复用其故吏刘勋为太守，策益失望。”说明孙策攻拔庐江，固然出自袁术派遣，主要还在于孙策个人对陆康的衔恨，以及袁术任命他为庐江太守的许诺。对袁术来说，只是诱之以利，并非施加压力，孙策没有取得庐江太守职位，也仅是遭到袁术的欺骗而已。第二点辩解，只能说这也是欲盖弥彰。剖析孙策的这两点辩解，也就为上述第二个问题作了回答。
这支“数千余人”的军队，由孙坚手创，死后由其侄孙贲暂时统率，虽一度转入袁术之手，不久即由孙策索回，并立即投入庐江之役，力战两年，取得胜利。这是一支精兵，也是孙策赖以平定江东的基本力量。
三、孙策为什么“就舅氏（吴景）于丹阳”，对丹阳郡如此重视，并作为平定江东的根据地。
丹阳郡属于扬州，其辖境相当现在安徽省长江以南地区，江苏省大茅山和浙江省天目山脉以西，以及浙江省新安江支流武强溪以北地区，辖境内群山起伏，连绵不绝，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说“丹阳山险，民多果劲，…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有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狄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这段记载，对丹阳地区的特点，以及丹阳人民的性格，描绘得淋漓尽致，现在的人们看来还感到栩栩如生。
就丹阳来说，“山谷万重”，“地势险阻”，“周旋数千里”，这是一个广裹的丛山地区，而且山出铜铁，又给铸造兵器提供了丰富资源。至于居住于丛山之中的人民，“未尝入城邑”，“白首于林莽”，见到进山的官吏，则“皆仗兵野逸”，这是指世代居住山中包括越族在内的“山民”（“山越”）；此外，被官府视为“通亡宿恶”的平原居民，为了逃避压迫和惩罚，“咸共逃窜”，相率举家进山，也大多成为当地豪族的部曲或田客。无论原居深山或从平原迁徙而来，为了自卫和反抗，他们都“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富于战斗力。由于人们长期生活在深山林莽之中，“升山赴险，抵突丛棘”，有如鱼游深渊，猿猴腾树。在山中豪族率领下，一有机会就“出为寇盗”。当官府出兵攻讨时，战胜则蜂拥而至，战败则如“鸟窜”，仍进入深山。《后汉书》、《三国志》有关史料所说的“山民”或“山贼”，基本如此，《诸葛恪传》的这条史料，具有典型意义。
生活在丹阳丛山中的居民，由于“好武习战”，是最好的士兵来源。如上所说，山中出铜铁，又为制造武器提供了条件。前引《江表传》所述袁术与孙策的对话，就指出丹阳是“精兵之地”，而“丹阳兵”也因之著称于时。东汉末年以来，统治者经常赴丹阳募兵。灵帝时，大将军何进曾派都尉毋丘毅到这里募兵。《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太祖（曹操）兵少，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余人。”无疑，曹操从丹阳太守周昕那里得到的兵众，属于“丹阳兵”。以后，周昕还不断给曹操输送士卒，达万余人之多，当然也是“丹阳兵”。此外，同书《刘备传》说，徐州刺史陶谦曾经将“丹阳兵”四千人补充刘备的队伍；陶谦是丹阳人，这批“丹阳兵”应该从家乡招募而来。据有丹阳郡，掌握一支“好武习战”的“丹阳兵”，对当时割据者来说，是富有极大吸引力的。从而可以理解，孙策为什么将丹阳郡作为平定江东的重要根据地，并作为既定策划的一个主要环节。
《三国志·吴志·吴夫人传》说“孙破虏（孙坚（吴夫人，吴主（孙）权母也。本吴人，徙钱塘，早失父母，与弟（吴）景居。…景常随孙坚征伐有功，拜骑都尉。袁术上景领丹阳太守，讨故太守周昕，遂据其郡。”吴景是孙坚之妻吴夫人的亲弟，也是孙策的亲舅父，并一直随从孙坚作战，当然是孙策既定策划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孙策的这个策划，如前所说，具有明确的步骤目标；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也可以说策划的基础，这就是，必须首先攻占丹阳。有了地盘，不仅孙策索回的部队有立脚之地，也才可能凭据这个“精兵之地”的优越条件，“东据吴会”、进行平定江东的战争。
当时东汉政府所任的丹阳太守周昕，属于会稽周氏。《三国志·吴志·孙静传》注引《会稽典录》说“周昕字大明。少游京师，师事太傅陈蕃，博览群书，明于风角，善推灾异。辟太尉府，举高第，稍迁丹阳太守。曹公（曹操）起义兵，昕前后遣兵万余人助公征伐。袁术之在淮南也，（周）昕恶其**，绝不与通。”说明周昕是当时名士，出任丹旧太守为东汉政府所任命，他与曹操的关系非同寻常，属于以袁绍、曹操为首的政治集团。周昕“前后遣兵万余人助公征伐”，如前所说，所遣送的当然是“丹阳兵”。丹阳成为曹操的兵源之地，对袁术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
攻占丹阳，拔掉袁绍、曹操在扬州的这颗钉子，对袁术，包括与之结盟的孙策、吴景等人，实在刻不容缓。袁术利用孙坚旧部，将这个任务交给吴景。在孙策、吴景看来，占有“精兵之地”的丹阳，更是一个发展的大好时机。前引《三国志·吴志·吴夫人传》，仅说明袁术任命吴景为丹阳太守，吴景击败周昕，攻占丹阳，叙述极为简单。同书《孙静传》注引《献帝春秋》说“袁术遣吴景攻（周）昕（丹阳），未拔，景乃募百姓敢从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则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还本郡（会稽）。”说明吴景攻克丹阳，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支持周听的所谓“百姓”，决非一般人民，应该是当地豪族，待吴景切断了他们与周昕的联系之后，周昕这才放弃丹阳，解散部队，逃回家乡会稽。后来，孙策进攻会稽，周昕仍率军与孙策为敌，为孙策所杀。⑤丹阳之战能否获胜，不但对孙策一生，即是对孙吴政权的建立，也是十分重要的关键。吴景攻占丹阳，并被袁术任为太守，是孙策的一大胜利，为既定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前引《三国志·吴志·吴夫人传》说“袁术上（吴）景领丹阳太守，讨故太守周昕，遂据其郡。”紧接其后，又说“孙策与孙河、吕范依（吴）景，合众共讨径县山贼祖郎，郎败走。”说明吴景初据丹阳之际，孙策就立即偕孙河、吕范前来，这是为什么？据同书《孙河传》及注所引《吴书》，孙河是孙坚族子，“少从坚征伐”，“典知内事，待以腹心之任”，以出继其姑母俞氏，“孙策爱之，赐姓为孙，列之属籍。”再据同书《吕范传》，吕范“避乱寿春，孙策见而异之”，时唯（吕）范与孙河常从（孙）策，跋涉辛苦，危难不避，策亦亲戚待之。”说明孙河、吕范当时是孙策参与机密的左右手。孙策偕同两人赶来丹阳，必然有重要事务需要与吴景商议。从当时形势，以及此后的行动看来，其结果即是策划的形成，以及付诸实施的步骤。如前所说，孙策既定策划的形成，应该是在吴景取得丹阳这块地盘之后，其主要依据即在这里。
四、《三国志·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说“（孙）策说（袁）术云‘家有旧恩在东，愿助舅吴景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万兵，以佐明使君匡济汉室。’术知其恨，而以刘繇据曲阿，王朗在会稽，谓策未必能定，故许之。”袁术认为，东汉政府任命的扬州刺史刘繇驻军吴郡曲阿，会稽郡又为东汉政府的太守王朗所控制，孙策不能有所作为。如前所述，袁术本来允诺任命孙策为庐江太守，又事后食言另委刘勋，为此，袁术知道孙策当然怀恨在心，从而勉强同意。孙策得到袁术许诺，立即进兵江东。
这里有必要对当时的形势作补充说明。《孙策传》说“先是，刘繇为扬州刺史，州旧治寿春。寿春，（袁）术已据之，繇乃渡江治（吴郡）曲阿。时吴景尚在丹阳，（孙）策从兄（孙）贲又为丹阳都尉，刘繇至，皆迫逐之。（吴）景、（孙）贲退舍历阳。丹遣樊能、于糜东屯横江津，张英屯当利口，以距（袁）术。术自用故吏琅琊惠衢为扬州刺史，更以（吴）景为督军中郎将，与（孙）贲等共将兵击（张）英等，连年不克，（孙）策乃说（袁）术，乞助吴景等平定江东。”说明其时吴景、孙贲为扬州刺史刘繇迫逐，退至九江郡的历阳，在横江、当利与刘繇的武装力量相距，吴景被袁术重新任命为督军中郎将，可以看出，这时吴景、孙贲已被追离开丹阳，吴景也接受新的任命，不再是丹阳太守。尽管孙策其时已从袁术手里索回孙坚余部，但是，丢掉丹阳这个重要的根据地，所谓“就舅氏于丹阳”这一步固然无从实现，以下的“东据吴会”等既定步骤，将更加无从说起。对孙策来说，当前形势是极其不利的。
为什么在这种形势下，孙策仍按既定策划进兵江东？这里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说“（孙）坚子策与（周）瑜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孙）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瑜从父（周）尚为丹阳太守，瑜往省之。会孙策将东渡，到历阳，驰书报周瑜，瑜将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谐也。’遂从攻横江、当利，皆拔之。乃渡击秣陵，破窄融、薛礼；转下湖孰、江乘，进入曲阿，刘繇奔走，而（孙）策之众已数万矣。（孙策）因谓（周）瑜曰‘吾以此众取吴会平山越已足，卿还镇丹阳。’瑜还。”这条史料十分重要，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主要依据。
首先，吴景、孙贲被刘繇迫逐，退到历阳，袁术乘机据有丹阳，改派吴景为督军中郎将，委任周尚为丹阳太守；袁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尚之侄周瑜却是孙策的同年好友。其次，周尚虽是袁术所任的丹阳太守，但周瑜在丹阳仍然“将兵迎策”，并从孙策进攻江东，直至“进入曲阿”，将刘繇赶走，无疑，丹阳的军事大权为周瑜所控制，这才可以率领“丹阳兵”随同孙策作战。其三，孙策在驱逐刘繇之后，命周瑜“还镇丹阳”，更说明丹阳一郡的大权完全掌握在周瑜之手，不但可以发兵，也可以镇守，周尚的太守一职仅属挂名。丹阳的情况既然如此，孙策当然可以接既定策划进兵江东，也可以按既定策划的步骤，以丹阳为根据地，东取吴会了。否则，以孙策的“明果独断”，在吴景调离丹阳之后，决不可能贸然进兵的。这就是上述问题的答案，应该说，这是符合实际的答案。
《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说“（孙）策又给（周）瑜鼓吹，为治馆舍，赠赐莫与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隽异才，与孤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阳，发众及粮船以济大事，论德酬功，此未足以报者也。”这段史料与上引《周瑜传》同样重要，不但可以作为回答上述问题的补充，还可以说明，当周瑜还镇丹阳之后，仍继续派遣“丹阳兵”，并不断供应舟船和粮草，以支持孙策。至于孙策所说的“济大事”，当然指的是平定江东。
即使在据有吴会之后，丹阳郡是否继续占有，以及是否巩固，对稳定孙策的政权来说仍然极其重要。
《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说“袁术遣从弟（袁）胤代（周）尚为丹阳太守，而（周）瑜与尚俱还寿春。”当袁术发觉上当之后，即派其弟袁代周尚为丹阳太守，并将周尚、周瑜调还寿春。这时，孙策的力量已经壮大，对袁术这一举动当然不会置之不理。《三国志·吴志·徐夫人传》注引《江表传》说“初，袁术遣从弟（袁）胤为丹阳（太守），（孙）策令（徐）琨讨而代之。”用武力将袁胤逐出丹阳，并任命徐琨为太守。徐琨是孙策的表弟，又是随从孙坚、孙策“征伐有功”的将领。上引《江表传》又说“会（吴）景还，以景前在丹阳，宽仁得众，吏民所思，而（徐）琨手下兵多，（孙）策嫌其太众，且方攻伐，宜得琨众，乃复用（吴）景，召琨还吴。”尽管具有至亲关系，孙策以徐琨手握重兵，对其任丹阳太守，仍是不放心的。正好吴景从袁术那里归来，孙策就将徐琨调回，任命吴景为丹阳太守。如上所说，吴景是孙策的舅父，一贯忠心耿耿，而且在丹阳“宽仁得众，吏民所思”，是极为放心的。仅从上两例即可看出，对丹阳，孙策是如何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孙策的既定策划中，占有丹阳，平定江东，是两个主要的内容，而且前者还是后者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基础。离开丹阳的兵源和物资，孙策平定江东，建立政权，将是无从设想，或者是无法实现的。论述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本文的主旨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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