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赤壁之战前周瑜真实兵力
《三国志·吴书九·周瑜鲁肃吕蒙传》载：瑜曰：“不然。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埸，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可）〔间〕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矒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闲，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
《江表传》载：及会罢之夜，瑜请见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愿将军勿虑。”
《三国志》中说周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而《江表传》却说“得精兵五万”，两种说法不一，这是怎么回事？
有一种可能：其中一种资料记载错误。但是纵观《三国志》，许多原著中有记载错误，或者有学者质疑其记载错误的地方，都有人加以注释评论，如第一段引文中的“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可）〔间〕乎”，李安溪校改“可”作“间”。李慈铭曰：乎疑作也。但三万和五万两处均无人质疑或修改（至少铁欣没看见，可能是本人见识短吧），说明是记载错误基本不可能。
这么说来就是，两边记载应该都没有错，但内容有所偏差，有可能是《三国志》和《江表传》资料来源不同导致记载不同，也有可能是陈寿写《三国志》时虽然看见了两种资料，但他不想在一篇传中记录自相矛盾（至少看似自相矛盾）的东西，故避之不记全，留下空白让后人补充，只选取了对传主更有利的一种——《江表传》中孙权后来对周瑜说五万兵一时难以凑齐，目前只有三万（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相当于把周瑜的话驳倒了一部分，说明周瑜对时局估计不完全正确。传主讳是陈寿写《三国志》的传统，他自然不会把这种非必要，且又对传主有一定不好影响的事情记录在传。
铁欣认为，既然裴松之补注了“五万”的说法，而且他自己和后人都没有提出疑问，那么事实更可能是周瑜既说了“请得精兵三万人”，也说了“得精兵五万”。那为什么周瑜前后言语不一呢？
可能性一：口误。但如果是口误，同样的，为何无人提出质疑？不光是后人，那些想投降的当事人完全可以提出疑问，来驳倒对方。但是记载上看来没有一个人有疑问。再说周瑜也不是个粗枝大叶的人——“曲有误，周郎顾”，即使酒至微酣，也必听出音乐的错误，一个人若不细心能做到这一点吗？再说和其他人一起开重要的会议时，说话必先斟酌一番，他怎么会允许这种关乎重大军事行动的错误发生？此可能基本排除。
可能性二：周瑜一开始认为三万够了，但他仔细计算后发现，需要五万才够。但周瑜不是开会时才知道曹操要打过来，在周瑜从鄱阳返回是就应该听说了此消息，有时间考虑，否则他也难以在很快的时间内做出如此到位的分析。而且前文已分析过，说此话前周瑜必深思熟虑过，怎么会没考虑好就信口开河？再说古代从鄱阳回到柴桑不是一两天的事，总不可能想了好几天都觉得要三万就够了，许下承诺后只过了半天就发现五万才够。所以也不太可能。
可能性三：周瑜不仅这么说了，而且是故意这么说的。这是铁欣比较支持的看法，现在来具体分析一下。
在开会时，鸽派支持投降的理由是：“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就是说：（1）曹操是汉相，抵抗他名不见正言不顺；（2）我们已经没有长江天险的优势了；（3）曹操兵多，我们根本没法跟他比。
而周瑜反驳的理由（引文见文章开头）：（1）曹操不是忠诚于汉朝的，他想篡汉，作为大汉的忠实子民，我们应该抵抗他，保卫大汉王朝；（2）别说曹操有什么长江优势，他自己毛病一堆（本土未安，尚有后患；舍鞍马，仗舟楫，非其所长；严寒，马无草料；士兵疲惫，水土不服，必生疾病），就想来打我们，他这是不想活了。分析完原因后，周瑜请兵三万。虽然他这时候没有正面分析曹操兵力如何，但曹操犯的“用兵之患”也足以让他的实际战斗力下降不少，而三万兵力“保为将军破之”，也间接说明曹操兵不是想象的那么多。于是周瑜就把投降派的三个理由全部驳倒了。
会议结束后的晚上，周瑜又与孙权强调了一遍，曹操兵不仅没有所谓的“八十万”，充其量二十多万，而且“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战斗力被减弱了。同时他也把鸽派的批评了一遍，“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然后就是许诺能打败曹操，不过这一次周瑜要价高了点，反要了五万。
两次分析内容不同，要价也不同，这是有原因的。
首先，在集体开会时周瑜为什么不先把曹操的兵力计算好？其一，曹操的兵虽然没有号称的八十万，但实际上还是至少比东吴兵多出不少。如果把在私下里和孙权的分析在开会时就说了，鸽派众臣“曹操兵多”的理由并没有被推翻，相反完全成立。就算周瑜后面说了一句“请得精兵三万”，他们也完全可以说周瑜在说大话，太冒险了，为了保全孙氏基业不值得冒这么大风险，还是投降好。（鸽派较保守，不愿冒险，如甘宁建议讨伐黄祖时，张昭就说“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还有送质子一事，“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也是怕得罪强敌曹操。）其二，铁欣猜想，周瑜还是想给喊投降的大臣们留点面子，不想当面批评他们胆小，所以把这话留给孙权说了。事实上孙权也是不想投降的，不然投降声一片时，他若是想投降早就投降了。孙权碍于鸽派一直没有亲口说出“不投降”，但他在心里一定是很讨厌成天说“投降”的鸽派的，早就想批评他们一下了。正好晚上周瑜和孙权私聊时把投降派批评了一顿，没准周瑜这么做也是想让孙权更快活一些。
再者，“三万”和“五万”的差别到底是怎么来的？其一，开会时说“三万”很大原因是要让鸽派们无话可说，同时也让孙权心里有个底：我们有实力打败曹操。从《江表传》的记载可知，当时东吴方面能调的兵力只有三万，不管是周瑜还是张昭，作为孙权手下重要的大臣，他们理应了解自己国家的兵力。如果在公开会议上周瑜说请兵五万，鸽派的人反驳只有三万兵可调，周瑜怎么回答？难道说刚才口误？这不是正好给对方一个把柄？其二，事实是五万孙刘联军大破曹操，如果真的只有三万，那胜负还是难以说准。所以周瑜在使孙权信心满满的时候，也不忘告诉他不要轻敌。在私下里说“五万”，目的是告诉孙权，虽然我们决心抗曹，但曹操不是那么好对付，一定要谨慎从事。再说铁欣的一种猜测：君臣之间多少还是有点猜疑，况且孙权本来就比较多疑，作为一个重臣，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不要在主公面前表现得太聪明。白天开会时周瑜口若悬河，把鸽派众臣说得哑口无言，孙权在此情况下才能拍板决定抗曹。要知道周瑜回来之前他可没有直接反对投降的，周瑜一回来帮他说句话就可以了，这么说来周瑜的权力和威信是不是太大了点？这时候周瑜就应该示弱了，要表现得稍微无能点，犯点无关紧要的小错什么的。先“三万”后“五万”让人感觉他开始是在吹牛，而对事实却并无影响。是故，周瑜故意给孙权留下一个把柄。
还有，周瑜既然想让孙权保持谨慎，为什么只说“五万”，说得更多是不是更好？物极必反，如果要价太高，对兵力的期望值和实际值相差过大，反而可能吓到孙权，让他再度举棋不定。铁欣觉得也许还有一个比较隐晦的原因：五万与三万之间差的两万，正好是刘备的兵力。仔细读《周瑜传》不难发现，周瑜其实并不想和刘备联盟，虽说他坚决抗曹，但没有一处记载他主动联刘抗曹。赤壁之战后，周瑜曾上疏：“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明显的，他看出刘备可成大业，想牵制住他——可惜孙权不纳。回到赤壁之战前，周瑜经过分析知道三万兵力不够，必须要和刘备联合，才可能打败曹操，而又不想把联合刘备直接说出口，所以就暗示孙权需要五万兵力，也就是需要与刘备联合。不过话说回来，也许差值正好为刘备兵力也只是一种巧合。
（首先声明，以下内容有抬高公瑾，贬低仲谋的嫌疑。猜测和主观臆断的内容较多，也许有分析不严谨或错误的地方，如果有什么不同观点请一定反驳。）但铁欣还有一个疑问，在写此文的时候突然想到的，顺道提一下。赤壁之战后，除了周瑜等乘胜追击至南郡，同期的战役还有孙权围合肥，张昭攻九江当涂（《吴主传》：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又《刘馥传》载：建安十三年卒。孙权率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馀日。孙权自己的兵都有十万了，还有张昭带的，就算周瑜在去攻打南郡之前一兵一卒都没有加，全用赤壁之战剩下的，东吴的总兵力一下子也从三万变成了十几万。这是怎么回事？——以下说法可能与我上文的结论矛盾，但下文内容以猜测为主，故保留上文说法。
《武帝纪》载：“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知曹操在九月就得到了荆州。《江表传》中写道孙权说的“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说明孙权已经有准备了，应该就是他听说曹操得当荆州后开始准备防御反击的。而《武帝纪》又载：“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说明孙权攻合肥和赤壁之战都是十二月发生的。（《武帝纪》中先攻合肥后打赤壁的顺序遭人质疑——孙权总不可能摆着曹操要打过来的赤壁不管，偏偏跑去围合肥。《吴主传》中顺序正常。）所以为赤壁之战做准备的时间至少有一两个月，从赤壁胜利到攻打合肥最多只有一个月时间，估计还不到。而一两个月只凑齐了三万人，不到一个月就又弄到了十万人，莫非这十万人是天上掉下来的？由此铁欣猜测，赤壁之战前东吴方面可用兵力应该有至少十万。
那为何孙权说“五万兵难卒合”？原因猜测（这个真的只是猜测，感觉有点牵强，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一定要提出）：孙权不想给周瑜太多兵。周瑜在江东位高权重不必说，孙权不愿自己的权力被牵制，所以宁愿少给周瑜一些兵也要保住自己的权力。而且孙权说完目前只有三兵后，继续对周瑜说：“卿与子敬、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这说明先让周瑜程普鲁肃他们带这三万人去，如果形势不利，孙权自己再带援兵去补充。如果真的出现“邂逅不如意”，孙权的援兵我想就是他后来攻打合肥的十万（或其中一部分），这样一来军队的大多数还是掌握在他手上，权力并没有受到多少牵制。孙权很可能在自己手上留了兵，不想把兵全给周瑜，先让周瑜去试探曹操的实力到底如何，三万够用自己就不管了，如果不够自己再去支援也不迟。铁欣甚至还想过，有没有可能，孙权不太想让周瑜一个人独揽功劳，所以不给他足够的兵力，又安排程普和他一起去，（《吴主传》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於赤壁，大破曹公军。）即使胜利了功劳也不全归他，初战不利的话功劳就是自己的了——只可惜周瑜把任务完成得太好了，把程普的功劳都快挤没了。（《孙皎传》“虽事决于瑜”，以及后人大多只说“周郎赤壁”，很少有“程公赤壁”。）孙权的美梦没有做成，又急于证明自己、牵制周瑜，所以赤壁胜利后三线出击，结果一方失败，两方久攻不下。（《吴主传》“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十四年，瑜、仁相守岁余，所杀伤甚众。”看来周瑜和曹仁在江陵也僵持了很久。）孙权最终决定自己和张昭撤兵，专心让周瑜打江陵。
南郡的胜利自然又让周瑜威望更上一层楼，后来就发生了借荆州一事。——接着再谈则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故略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南飞的《掐死在摇篮中的“周瑜军团”》（文章地址以后发），此文围绕孙刘联盟与曹操争夺荆州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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