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水之战的真相
汴水之战作为曹操军事生涯第一笔可书之战，其来龙去脉于《三国志·武帝纪》记录甚详：
“二月，卓闻兵起，乃徙天子都长安。卓留屯洛阳，遂焚宫室。是时绍屯河内，邈、岱、瑁、遗屯酸枣，术屯南阳，伷屯颍川，馥在邺。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太祖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将据成皋。邈遣将卫兹分兵随太祖。到荥阳汴水，遇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太祖为流矢所中，所乘马被创，从弟洪以马与太祖，得夜遁去。荣见太祖所将兵少，力战尽日，谓酸枣未易攻也，亦引兵还。
太祖到酸枣，诸军兵十馀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太祖责让之，因为谋曰：“诸君听吾计，使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
董卓势大，关东联军逡巡不前，曹操独以轻兵进袭，虽众寡不敌，却以力战使董军知难而退，其政治远见及军事才能向为史家所艳称，在众诸侯胆怯浅见的映衬下，曹孟德确实出手不凡，虽败犹荣。
然而，众所周知，《三国志·魏书》以曹魏国史为蓝本，自然尽信书不如无书，斟酌诸史之余，不免疑问重重。
曹操《让县明本志令》称：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这当是《三国志》所称是役曹操“兵少”之本。
又按《世语》：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则曹操起兵之数不外如是。倘若汴水之战果是曹军独进，则“数千”乃至众寡不敌亦足可信。
但细究史料，不难发现，即以本传记载，亦称张邈“遣将卫兹分兵随太祖”，参与了汴水之战。《先贤行状》言卫兹“合兵三千人，从太祖入荥阳”，则不计张邈所分之军，卫兹本军已有三千之数。
又按《鲍勋传》注引《魏书》：（鲍信）官至少府侍中，……大将军何进辟拜骑都尉，遣归募兵，得千馀人，还到成皋而进已遇害……信乃引军还乡里，收徒众二万，骑七百，辎重五千馀乘。是岁，太祖始起兵於己吾，信与弟韬以兵应太祖……汴水之败，信被疮，韬在陈战亡。
足见，诸侯之一的鲍信亦在阵中。鲍信蛰伏时已合兵二万余，诸侯并起则云“济北相鲍信……众各数万”，实力进一步增强，即取其约数，亦不下三万。汴水鏖兵，鲍信被创，二号人物鲍韬战死，足见其当全军与战。
又《典略》则曰：“兖、豫之师战于荥阳”，可知豫州诸郡兵亦在参战之列。
又按，《三国志·臧洪传》注引《九州春秋》曰：初平中，……英雄并起，黄巾寇暴，和务及同盟，俱入京畿……未久而袁、曹二公与卓将战于荥阳，败绩。
则袁绍亦豫此役，汴水之役非曹操一人之私战可知。庙算兵力，有账可清者即有三、四万，其余袁绍等诸侯之军尚不可计，汴水之战规模可称宏大，关东联军决战之势跃如矣。与之相对，董卓一方则惟有徐荣一军。徐氏玄菟人，并非凉州嫡系，其所职亦不过“四出虏掠”，游军之任。董卓亲信，委任统军则亲戚牛辅之流，称将则李傕、郭汜之辈，胡轸“凉州大人”，以陈郡太守为大督护，吕布等而下之，所将亦不过五千，徐荣份非乡党，任在偏师，下辖兵力必然有限。以关东联军合攻孤军，众寡之势不问可知，乃至惨败，此非天亡，乃战之罪也。
战阵之事，正史多阙，不妨广求于野。
按，曹魏鼓吹曲《战荥阳》云：战荥阳，汴水陂。戎士愤怒，贯甲驰。阵未成，退徐荣。二万骑，堑垒平。戎马伤，六军惊，势不集，众几倾。白日没，时晦冥，顾中牟，心屏营。同盟疑，计无成，赖我武皇，万国宁。
鼓吹自然夸胜讳败，但在史书多阙之际，以此索隐，或可窥见汴水之役全豹。
所谓“汴水陂”，则两军战于汴水之滨。又按《曹洪传》，曹操败后渡汴水而遁，足见关东联军系渡河西进，大举进逼，入洛之势俨然矣。然而，与之兵车相会者却仅为徐荣一支孤军，荣既游击，则此役为遭遇战嫌疑甚大。
“阵未成，退徐荣”，当两军接战，联军取攻势，徐荣示弱退却。“二万骑，堑垒平”，可窥联军兵力雄厚，以骑兵直捣徐荣防地。“戎马伤，六军惊”诸句，则叙述联军败因，即骑兵倾败，军心大乱，号令难行，几遭覆灭。
值得注意的是，鼓吹曲最终将败因归于“同盟疑”，即联军配合不周，乃至败绩，则参战势力众多可知，亦与上文据诸史所析相证，而无一语言及寡不敌众，亦可见兵力并非联军战败之因。
故全局观之，董卓焚弃洛阳，关东联军乘势而进，于荥阳汴水遭遇卓将徐荣。联军自恃势大，径直渡河，背水而阵。徐荣因势利导，示弱诱敌，诓联军大举冒进，疑入伏中，前锋骑兵既溃，全线动摇，徐荣乘势大举反攻。前有强兵，后有大河，联军多头指挥，乌合之众，遂一败涂地，虽至将帅亦不免死伤狼藉。此当为汴水鏊兵之始末。
曹操于诸侯并起之时党附袁绍，如绍《檄州郡文》所谓“遇董卓侵官暴国，於是提剑挥鼓，发命东夏，方收罗英雄，弃瑕录用，故遂与操参咨策略，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此为曹魏史书极力抹杀，故称汴水之战为曹操专断独进，诸侯壁上观于前，置酒高会于后。如前所述，可知汴水之战非独曹操一人手笔，以将帅而论，则有袁绍、鲍信等诸侯，以兵力而论，曹军偏师而已，曹操专断独进之说不攻自破。
按《武帝纪》所称，汴水之战为曹操鼓吹“一战而天下定”产物，《檄州郡文》亦称操与绍“参咨策略”，则西进计出曹操当为可信，其结局却是倾联军之力惨败于偏师，于军心士气之打击可想而知。孟德妙计安天下，赔了将军又折兵，始作俑者于战后再“责让”关东诸侯不图进取，末了被束之高阁，实为事出有因，查有实据。虽至交如张邈亦力持异议，按图索骥，此公恰恰力挺曹操西进战略而于汴水之滨损兵折将，这一态度转变，足以说明曹操丧失话语权之缘由。
关东联军因战败而畏难亦为董卓所见，所谓“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足见联军远非《武帝纪》所书“莫敢先进”，拥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的脓包模样，其不进取，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纵观汴水之战，实为关东联军在董卓西迁后的一次军事冒险，完全符合曹操“一战而天下定”的军事构想，最终却凄惨收场。究其原因，当是士伍素质不能胜任如此大规模的协同作战。
正如董卓分析孙坚美阳败因时指出——“将乌合兵”，仓促起事的关东诸军，其军事素质自然堪忧，与常驻边防，身经百战的凉州军相较，是不折不扣的驱市人与虎豹战。以孙坚之才，将一军尚且指挥不灵，汴水之战诸侯合军，派系林立，兵力庞大，其指挥难度可想而知，“同盟疑，计无成”，也便顺理成章了。诸葛亮有言，“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汴水之战即是上佳注脚。
董卓西迁，天下震动，虽有战机，联军却无实力抓住战机，曹操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不知己且不知彼，“挟泰山以超北海”，其谋败也宜。然而，“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西进战略虽不合时宜，汴水之战更是这一军事败笔的直接体现，但透过金戈铁马，却透露出别样的政治信息。
宏观之，曹操虽系袁绍一党，但与兖州士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其起兵即受陈留孝廉卫兹的资助，陈留太守张邈、济北相鲍信更鼎力相助，曹操亦屯于兖州势力集中，且与豫州势力声息相连的酸枣，而非袁绍所在的河内，可见，其虽党附袁绍，但却将兖、豫作为其发展目标。盖因二州山头林立，多为张邈、孔伷之流的座谈客，缺乏强力领导。曹操实力不济，直接卵翼于政治影响力巨大的袁绍，难谋发展，相较之下，兖州集团不但内部松散，发展空间较大，更可与袁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显然是上佳选择。
由此分析，则策动以兖、豫势力为主力的联军西进，乃至汴水之战，亦当是曹操争盟兖豫的一次尝试。试想，如果西进成功，克服洛阳，作为首倡者的曹操，其在兖州乃至豫州集团的声望必然空前上升，由此统合二州，进而称雄中原，与袁绍分庭抗礼，这亦是一望可知之事。
然而，汴水之战的惨败，使曹操的构想完全脱稿，丧失了实力，且招致兖州及豫州集团重大损失。内忧外患之余，曹操不得不以募兵为由离开酸枣，转投河内，彻底附于袁绍羽翼之下，从此开始了政治沉寂期，沦为袁绍南征北讨的马前卒，再度重拾争盟兖豫的梦想，已然是初平三年，黄巾入兖的事了。当然，曹操昔日宏论，在军事上虽不可取，其“汉贼不两立”的强硬派形象或许在兖州士人中张扬了道德影响，初平三年，曹操竟成众望所归。一场彻底失败的军事及政治冒险若有如此效果，亦可稍慰，这不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要叹息一声塞翁失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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