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周瑜取南郡之战
周瑜取南郡之战，《三国志》史料很分散，史家分较少，而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世人误解也颇多。
这些误解可以概括为：周瑜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损兵折将，自己还受了伤，不过得江陵一座空城，战果却便宜了刘备。而且周瑜与曹仁在江陵对峙期间，刘备趁机占领江南四郡，逐步做大。所以周瑜取南郡的战略选择是错误的。
这些观点经不起史料的推敲。而实际上，周瑜在南郡会战中表现的军事才华不亚于赤壁之战。
一、夺取南郡的战略必要
夺取南郡，对于孙、刘两个利益集团来讲，都有战略上的必要意义。
从地理位置上看，南郡跨长江两岸，是赤壁之后重荆州的战略重心。刘表时代的荆州州治襄阳就在南郡境内，上游的夷陵（曹操以此设临江郡），与益州巴东郡接壤。南郡不仅是荆州的腹心，也交通着扬州和益州。得南郡则得荆、益，不得南郡则赤壁之战的胜果不能巩固，长江天险仍“与操共之”，东吴没有真正的安全。
自然，曹操不肯放弃荆州，孙刘两家也都想得荆州，赤壁之战后，三个势力集团的争端集中在了南郡。于是，孙刘两个集团事先做出了分工（也为方便日后利益分配做了事先约定）既刘备取江南四郡，周瑜在刘备协助下取南郡。
有人说周瑜应该趁机强夺江南四郡，把南郡甩给刘备，这种想法十分幼稚。曹操重兵仍在荆州，面对共同的安全危机，刘备兵力虚弱，常败少胜，让刘备一人抵御曹仁，则把双方都逼入死路。
双方既为联盟，必然经过协商，最后达成由孙吴一方去啃这个硬骨头。同时，双方各得其所，刘备避重就轻占领江南偏僻地区，周瑜去争取荆州腹心的战略要地，这是双方协商的结果。
二、曹操的大包围战术
失去荆州等于失去平定江南的机会，所以曹操决不会放弃南郡。有人认为，赤壁之战后曹操身赴谯县，安排扬州军务，这说明赤壁之战后曹操的战略重心转移到扬州。其实，以曹操的谋略，身赴扬州增兵作势，正是牵制东吴的兵力，配合荆州战区的战事。
荆州曹军在战斗力上仍保有绝对优势，参与南郡会战的曹操部将，除坚守南郡郡治江陵城的曹仁外，还有徐晃、乐进、满宠、文聘、李通诸人。徐晃先在荆南郡北部平山匪叛乱，而且协助曹仁守江陵。乐进、满宠、文聘、李通等人分驻南郡外围，接应援助曹仁、徐晃，对攻打江陵的孙刘联军构成大包围。
《三国志》中记载：
乐进：“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南郡诸郡山谷蛮夷诣进降。又讨刘备临沮长杜普、旌阳长梁大，皆大破之。”
徐晃：“从征荆州，别屯樊，讨中庐、临沮、宜城贼。又与满宠讨关羽于汉津，与曹仁击周瑜于江陵。”
文聘：“太祖先定荆州，江夏与吴接，民心不安，乃以聘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边事，赐爵关内侯。与乐进讨关羽于寻口，有功，进封延寿亭侯，加讨逆将军。又攻羽辎重于汉津，烧其船于荆城。”
李通：“刘备与周瑜围曹仁于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通率众击之，下马拔鹿角入围，且战且前，以迎仁军，勇冠诸将。”
满宠：“建安十三年，从太祖征荆州。大军还，留宠行奋威将军，屯当阳。”
上述史传虽然时间记载不明确，但对比一下，我们可以注意到，徐晃、乐进、文聘的传记中都一个“又”字。
这个“又”字非常关键，魏人修史讳言其败，“又”字之前，是曹操初得荆州时的事迹；“又”字以后，是赤壁曹军战败后，与孙刘联军刘峙时的事迹。
而且这些传记中都提到“击关羽”，如果不放在一起看，就看不出何时“击关羽”？甚至有的文章误以为“击关羽”是刘备入蜀后，关羽驻屯南郡期间的事情，但将上述记载结合考虑，又注意到“又”的含义，可以归纳出“击关羽”是两次战事：
其二，曹操败走中原后，周瑜、刘备攻南郡，关羽作为阻援部队，配合周瑜、刘备“绝北道”，乐进、文聘、满庞于汉津、荆城打败关羽。
顺便说说这个苏飞是谁？《甘宁传》记载了黄祖都督苏飞，帮助甘宁投吴，有恩于甘宁。孙权讨伐黄祖，苏飞为吴军所获，甘宁为其求情终免一死，而苏飞却逃离东吴。这个苏飞是黄祖部下，想必精通水军，从东吴逃跑后，很可能又逃回荆州。而当时正赶上刘表死，曹操南下，他很可能投奔刘备，与关羽同领水军。
而李通，当职的官职是汝南太守，虽然汝南不在荆州，但也参加了南郡会战，职责是接应曹仁。但《三国志》上只担李通手拔鹿角的勇猛，没有提具体时间，也没有提这次接应曹操是否成功。这些“迎曹仁”行动，未必是曹操从江陵退走时的接应。
曹兵实力强大，由南到北屯在江陵、当阳、夏水、襄阳等地，随时听令于曹操的统一布署，接应曹仁或发起联合作战。
值得注意的是，《蜀书·刘巴传》载：“曹公辟为掾，使招纳长沙、零陵、桂阳。零陵先贤传曰：曹公败於乌林，还北时，欲遣桓阶，阶辞不如巴。巴谓曹公曰：“刘备据荆州，不可也。”公曰：“备如相图，孤以六军继之也。”
何谓“孤以六军继之也”？“六军”从何而来？
而上文从《魏书》考证，赤壁之战后，参与与孙刘联军争夺荆州的恰有六位将领：曹仁、乐进、徐晃、文聘、李通、满宠。这是否就是曹操所说的“六军”呢？虽然是一种推测，但曹操既然说过“孤以六军继之”，而有史可查的，赤壁之战后参与荆州防守的将领就有六位。岂不是太巧合了？
因此，绝非某些人所说：周瑜为时一年只是打江陵城。实际上孙刘联军面对着的，是荆州战场复杂的形势，是曹军多路配合作战，南郡会战也必是相当复杂的过程。
三、孙刘配合作战
根据历代战争中的经验，做为攻城、攻点战役，攻方兵力一般要是守点兵力的好几倍。而孙刘联军攻取南郡时的情况如何呢？
曹操派在荆州的具体兵力虽不得而知，但有六位名将参战，不论总兵力，不是曹仁、徐晃驻守江陵的人马，都不可小视。
而赤壁之战孙权给付周瑜的兵力只有二万多，赤壁之战胜又把韩当调到舒县等地，接应占山为王、反对曹操的袁术旧将陈兰、梅成等人。刘备兵力不足两万，还要分出一部分夺取和维护江南四郡。两军的总兵力，估计与江陵守军力持平，而远远不敌荆州曹军总兵力。
面对这种形势，孙刘联军的共同战术设想是攻点与阻援相结合。
《周瑜传》引《吴录》曰：“备谓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为从夏水人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
由此可见，周瑜主攻江陵，刘备、关羽做为阻援部队，协助周瑜断曹仁北归之路。切断江陵与襄阳之间的联系，使曹仁处于孤立地位，不得不争取突围退兵。
两军还互换了部下，周瑜分派二千人给刘备，刘备把张飞派到周瑜麾下，更加巩固了双方的合作。
刘备一支队伍比较机动，从史料年看，他曾为做断后部队，也曾围攻江陵。刘备主动协助周瑜的目的，是为了争夺南郡地盘。他似乎并不认真执行断后任务，而是在南郡西北部发展自己的势力，任命了临沮长杜普、旌阳长梁大。
刘备为什么急于在这时发展？因为夷陵已经被吴军抢占，只剩临沮一带是进益州的道路。后来关羽为吕蒙所败逃回益州路上，就是在临沮附近麦城为吴军擒杀。不过，杜普、梁大都被徐晃所败，刘备自然失去了新得之地。
四、周瑜作战布署-第一阶段
周瑜的布署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派甘宁占领夷陵，引曹仁分兵去救，削弱曹仁兵力，并趁机在长江以北建立大本营。
第二阶段，逐步消灭南郡、江夏境内各地曹兵的有生力量，与刘备军互相配合，切断江陵与援军的联系，从阵地战逐步转为围城战，使江陵成为孤城，迫使曹军退兵。
先说第一阶段。
赤壁之战孙刘联军追讨曹兵至南郡，然后在江南岸集结，周瑜先派几千人试锋江陵，曹仁表演一番精彩抵御战。
“瑜将数万众来攻，前锋数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将牛金逆与挑战。贼多，金众少，遂为所围。长史陈矫俱在城上，望见金等垂没，左右皆失色。仁意气奋怒甚，谓左右取马来，矫等共援持之。谓仁曰：‘贼众盛，不可当也。假使弃数百人何苦，而将军以身赴之！’仁不应，遂被甲上马，将其麾下壮士数十骑出城。去贼百馀步，迫沟，矫等以为仁当住沟上，为金形势也，仁径渡沟直前，冲入贼围，金等乃得解。馀众未尽出，仁复直还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数人，贼众乃退。矫等初见仁出，皆惧，及见仁还，乃叹曰：‘将军真天人也！’三军服其勇。”
《三国志集解》中，姜宸英在此评注道：“此有饰词，仁岂公瑾之敌哉？”吴军本来就是做试探性进攻的，以侦查敌情为目的，自然稍试辄退。虽然在魏书的粉饰下，曹仁似乎得了一回便宜，但以后，曹仁的后处境就渐渐不妙了！
吴军一方，甘宁提出建议“径进取夷陵”，被周瑜认可。周瑜与甘宁的这一共同谋划，有非常的战略远见。
其次，夷陵进入益州的通道。当时曹、刘、孙三方都有进占益州的打算，谁先得夷陵，就先得取益州的机会。曹操初定荆州，益州牧刘璋已派张松向曹操做出归顺表示，所以当时的益州名义上是服从中央的。而东吴占据夷陵，意味着曹操对益州的影响力大大降低。
再次，占领夷陵后，曹仁必分兵去救，利于吴军将曹仁偏师逐个消灭。而且夷陵地狭多山，曹仁的骑兵优势不能发挥。
投入南郡战场的曹军，显然有明显的骑兵优势。其一，曹仁既便在曹军诸将中也以骑马见长，从片徐州期间，“仁常督骑，为军前锋。”官渡之战期间，“使将骑击备。”（见《曹仁传》）其二，李通传提到李通在南郡战场上曾经“下马拔鹿角”，既然孙刘联军设置大量鹿角，也从侧面说明曹仁拥有大量的骑兵。而吴军的擅长，不仅是“南人长舟船，北人长鞍马”。由于东吴常年与山越作战，所以吴军山地战能力很强。把曹军引到夷陵这个地势封闭的地区，可谓关门击犬。
甘宁领数百兵卒，很快得手夷陵，曹仁派五六千人包围夷陵，甘宁向周瑜告急。这时吴军中很多人反对分兵请救，害怕分兵之后曹仁趁机来攻。这时吕蒙建议：“留凌公绩，蒙与君行，解围释急，势亦不久，蒙保公绩能十日守也。”吕蒙的建议支持了周瑜解夷陵围的决策，也为本营守将提出人事安排。甘宁与凌统有杀父之仇（说不定甘宁平素人缘就很差，所以众将都反对救他），留下凌统守本营，则将吴军内部两派系分开，各自承担重大责任，都不敢怠慢军职。而且这种安排不适合由周瑜提出，主帅提出则同偏袒一方之嫌，吕蒙的建议实际上是替周瑜解了围。
周瑜身赴夷陵救甘宁，既是事先的计划，也是非常大胆的决策，在谋略作风上，与曹操在官渡之战时舍本营而亲自领兵夜袭乌巢有些相似。果断出兵，迅疾取胜，敌军“所杀过半”，趁夜遁逃。吴军威风大行，趁机将势力范围扩张到江北。这一举动也影响到了益州，史载，当时益州守将袭肃便闻风向周瑜投降。
五、周瑜作战布署-第二阶段
在北岸相峙时期，曹操派遣多路人马由北向向，协助曹仁，并平定荆州各地民变（这些民办是否与孙刘联军有合应，已无史料可查）。孙刘联军互相配合实施攻点与阻援结合的战术，于是形了大包围中有小包围的的格局。
但是否刘备军承担了全部的阻援任务？答案是否定的。从“相为夏水截仁后”看，既是“相为”，可见刘备、关羽只承担部分“截仁后”的任务。同时由于刘备、关羽军力弱，这一期间多次战败。关羽曾被乐进、文聘、满庞联合击败于汉津，失去辎重，又在荆城败烧毁船只。刘备占领的临沮、旌阳等地则很快被徐晃收回。实际上，清剿南郡各地曹军的任务只能由吴军主要承担。
不仅如此，阻援失利很容易造成战局成胶着状态。“相为夏水截仁后”的设想，由于刘备、关羽的战败，造成整个南郡-江夏战场被切割成几个孤立的战术单元。
四境皆敌，联军内部又常不合作，虽然史书的记载也只是提纲携领，但可以想象为时一年有作的南郡会战一定是乱成一锅，局部小战不断，战事惨烈。
《周瑜传》载，“宁围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战。瑜亲跨马擽陈，会流矢中右胁，疮甚，便还。后仁闻瑜卧未起，勒兵就陈。瑜乃自兴，案行军营，激扬吏士，仁由是遂退。”
“克期大战”、“跨马擽陈”等表明这时的战争是阵地战，究竟是周瑜邀击曹仁，还是曹仁以攻为守，就不得而知了，这个约期大战发生具体时间更无从知晓。但可以认证的是，正是有了无数次阵地战的基础，才使周瑜得以将曹仁围困在江陵。
这段记载还说明周瑜个人在战局发展的中的重要性。周瑜受伤就曹仁就得了大机会，占了主动。周瑜重伤之下能做的也只是“案行军营，激扬吏士”，也就是露露面，说上几句类似“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的话，却竟然能使势态发生扭转。曹仁本来有很好的机会，但也只能“由是遂退”。不过这个“遂退”应该并非最终的退兵，而是某次战役的暂时退兵。
六、孙刘双方的战后利益划分
到了建安十四年底，曹仁损失惨重，不得不弃城突围回到襄阳。孙权任命周瑜为南郡太守，治江陵。程普为夏太守，治沙羡。
南郡会战历时一年有余，曾有人批评周瑜“花一年时间才打下来”，但分析过南郡会战的双方力量对比，周瑜能用一年时间夺取南郡（也包括部分江夏郡），的确是军事上极大的建树。
赤壁之战后，刘备、孙权借机发起多支反攻力量，大都为曹操所败。孙权先后在合肥、濡须战败，韩当赴庐江郡接应陈兰、梅成被臧霸击败，关羽的“汉水别动队”为曹军所败，刘备名为断后，实为抢地盘结果也是无功而返。而刘备、赵去南下征四郡为传檄而定，四郡只也是做出顺归的表示。所以，赤壁之战后孙刘两家多次针对曹操的反攻中，只是周瑜是唯一的胜者。
而在曹操一方，曹仁不但没有因战败受罚，反而表彰他征战经年，辛苦维持南郡，“太祖益壮之，转封安平亭侯。”
正因如此，夺得南郡使周瑜名威一时。同时，在与盟友利益争夺中，南郡会战使东吴成为最大的得利者。
刘备虽然得到江南四郡，但四郡地处偏远，没什么战略意义。刘备本人驻守长江南岸的油江口，并不能控制四郡，除令赵云驻地桂阳郡防备叛乱，诸葛亮驻在长沙临烝“调赋税”，刘备在江南四郡几乎没有驻兵，驻守四郡的仍然是原有兵吏。所以，四郡吏长并不诚心归服，叛乱时有发生，曾发生过武陵太守金旋和桂阳太守赵范和谋反事件。
吴军一方在赤壁之战期间，驻兵占领了江夏郡的夏口等地，和南郡的东部。南郡会战期间周瑜在刘备军的配合下占领了夏口汉水流域，和南郡大部分（南郡北部襄阳等城外仍在曹军占领下）据有南郡、江夏的大部，可以意味得到荆州，所以时人常以“抚定荆州”称颂。“扬国威德，华夏是震，蠢尔蛮荆，莫不宾服。”（《周瑜传》）“曹仁退走，遂据南郡，抚定荆州。”（《吕蒙传》）
刘备协助周瑜发兵，但不能得其地，自然很不服。后来建安十九年关羽与鲁肃在就荆州问题谈判时的一段话，就能体现出刘备当时的想法：“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而足下收地邪？”
但南郡已经被东吴武力占领，于是刘备采取的“政治攻策”。他先上表刘琦为荆州刺史，不久刘琦病逝，刘备被部下“推”为荆州牧”，把江油口改成公安为治所。
这时，刘备一方面上表孙权为“徐州牧”，暗示孙权放弃荆州向扬州发展。同时以谈判的方式，以“地少不足安民”为由向周瑜要地，但周瑜仅将南郡长江以南分给刘备。
南郡大部（包括曹操新设的临江郡，即夷陵一带。不包括北部襄阳、宜城一带。）
江夏大部（不包括北部上昶一带）
长沙郡北部（下隽、汉昌、刘阳三县，为孙权赐周瑜的奉邑）
武陵郡一部分（周泰驻岑，而后来是否在周瑜以南岸地资刘备时退出该地，则不得知）
南郡长江以南
长沙郡南部
武陵郡
零陵郡
桂阳郡
因此，所谓“划南岸地”，并非传统观点所说的，东吴的势力范围只在江北。因为，江夏郡的江南部分为东吴所有。周瑜奉邑州陵、下隽、汉昌、刘阳四县，除州陵属南郡，为长江之北，其余三县属长沙郡，为长江之南。此外，甘宁驻守夷陵期间，已有益州将领投吴，很可能三峡一定长江南岸也在吴军范围内。
“划南岸地”没有对两家的既得利益格局造成什么改变。这种利益分配，是周瑜在孙权认可下做出的，也是孙刘双方从战争开始前，在分工时就已经形成的格局。南郡会战使东吴获得荆州腹心地带、荆州长江水道的控制权，也获得了进占益州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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