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的抗战贡献：有效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
1937年10月．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合作抗日的协议．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战争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继承和发扬红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光荣传统，挺进华中敌后地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战斗中发展壮大，成为华中抗日的中流砥柱，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
1938年4月间，新四军由分散在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集结编成。5月12日，就在皖中巢县(今巢湖市)的蒋家河口发起了首次战斗。新四军始终积极寻找战机，英勇歼灭敌人。8年抗战，新四军共计对日伪军作战24600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00余人．俘虏日伪军124200余人。另有投诚、反正的日伪军60800余人。
需要特别指出，新四军的上述战绩，是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
首先，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新四军组建时只有10300余人，各种枪6000余支，许多战士只佻手持梭标、大刀进行战斗。经过逐步发展，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新四军才达到21万余人。而驻在华中的日军有16个师团26万余人，拥有各种火炮、坦克、飞机、军舰、汽车等。这支装备精良的侵略军，用来对付新四军的约九个半师团即百分之五十九。华中尚有伪军23万余人，主要是对付新四军。新四军依靠正确的战略战术，依靠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依靠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才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其次，新四军战斗的华中。战略地位特别重要。1939年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1940年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从此南京成为日伪的军事指挥中枢和政治统治中心。上海、杭州、徐州、武汉、合肥等中心城市及其周围地区，也是日军必须全力确保的占领区，是连接华北和华南的交通枢纽。新四军危及日伪心脏，因而遭到了日伪频繁发动大规模“扫荡”。将军事清剿、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欺骗结合起来的“清乡运动”，更是日伪专门用于华中的毒辣手段。
再次，华中又是国民党力图恢复统治的发迹地。国民党中的反共顽固派，并不将新四军看作共同抗日的战友，而是看成争夺华中的对手。新四军组建之初，他们就划定活动地区，极力限制和排挤。皖南事变以后，他们公然称新四军为“奸军”，不仅完全断绝了枪弹粮饷的供给，而且不断发动进攻，使新四军处于日伪军和顽军的夹击之中，不得不分兵进行反顽自卫作战。
第二，光复大片国土，建立了八个抗日民主根据地
新四军在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基础上，光复国土25．3万余平方公里，建立了地跨苏、皖、鄂、豫、浙、赣、湘七省的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八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人口3400余万。占华中沦陷区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新四军从侵略者铁蹄下解放大片国土，其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平方公里来估计的。华中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是日伪赖以生存的人力和物资补给基地。新四军将日伪的后方变成了前线，变成了支持抗日作战的根据地。这就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企图。
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与华北敌后的八路军互相呼应，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互相配合，陷日军于腹背两面挨打、首尾难以兼顾的不利处境。在战略防御阶段，新四军“担任着配合主力，配合正面，配合战役，配合会战的伟大任务”，成为“吸引敌人、扼制敌人的铁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尤其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正面战场两军对峙，敌后战场成为抗击日军的主战场，新四军成为抗战的主力军之一。新四军最多的时候迫使16万日军和23万伪军固守华中占领区而不得脱身，从而牵制了日军对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行动，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压力，起到了据局部而扼全局的作用。
新四军不仅在战略上间接地配合和策应正面战场，而且还在战役上直接地配合和支援国民党军作战。
新四军首战蒋家河口，就是为了策应国民党军的徐州会战。当时，日军第十六师团的坂井支队，即坂井德太郎少将指挥的步兵第十三联队、骑兵第六联队、炮兵第六联队第三大队，由南向北进攻合肥，进逼徐州。新四军第四支队立即挺进皖中，袭扰敌人后方。1938年5月11日坂井支队刚由巢县出发，5月12日新四军就在巢县蒋家河口袭击日军，击毙日军20余人，迫使日军不得不从进攻合肥的部队中调回一部。日军的战史记载这次战斗说：“坂井支队因后方的巢县守备队受敌之攻击，派遣步十三的第一大队前去救援。”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围歼北移途中的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1月17日．国民党当局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即使在这种合作抗日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在皖南事变烈士鲜血未干的日子里．新四军仍然顾全大局，支援国民党军抗日。这年1月24日，日军发动豫南战役，集中第三、第十七、第三十五、第四十师团分三路向豫南挺进，企图围歼国民党军于平汉路以东地区。为策应国民党军作战，保卫中原大地，新四军第四师遵照中共中央和军部指示，从1月30日起即尾追日军西进。2月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新四军领导人，再次指出日军西进河南，“中日矛盾仍属第一”，新四军应与国民党军“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新四军第四师领导人：“敌至何处，我新四军即应至何处。目前敌快要占漯河，李仙洲有西撤讯，你们即应向平汉路逐步推进。”此电还提出了“援助一切友军”的口号。2月4日，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渡淝河西进，第十一旅渡涡河南下，2月10日收复蒙城，2月11日收复涡阳，沿西淝河继续进攻，给了日军出其不意的打击，支援了龟缩于新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
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是与新四军闹磨擦最多的反共顽固派。新四军的一些重要的反顽自卫作战．例如半塔保卫战，黄桥决战，曹甸战役，程道口战役，对手都是韩德勤。1943年2月，日军以第十五、第十七师团全部及第三十五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各一部，加上伪军第二十二、第二十八、第三十六师万余人，对苏北进行大规模“扫荡”。韩德勤惊慌万分，派人与新四军第三师谈判。新四军以抗日大局为重，不念旧恶，同意在日伪军“扫荡”韩部时，配合作战，牵制敌人。在韩部遇困难时，可向涟水、淮阴以南的新四军地区转移。2月12日，日军以南、西两线兵力合击韩部，同时分兵进攻新四军第三师。韩部一触即溃，纷纷逃入新四军根据地。新四军第三师奋勇进行反“扫荡”作战。第一、第二、第四师也在与苏北邻近地区同时发动攻势，牵制敌人。在新四军内线外线部队的合力打击下，日伪军被迫撤退，韩德勤部得以解除危局。
新四军和同盟国的美军也有共同抗日的合作。1944年8月14日至9月22日，新四军第五师接待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的代表、情报参谋欧高士少校及其随员，同他商谈了在武汉周围建立无线电网，接收和发送关于日军的情报，以及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时配合作战的有关问题。12月下旬，欧高士率情报参谋、报务人员、机务人员和翻译再次来到新四军第五师，设立英文联络电台。第五师协助设定了中文总台和各支台，负责收集鄂豫边区范围日军的机场、仓库、兵营、指挥部等情报，为美国空军的轰炸提供目标和校正目标。
1944年12月27日，粟裕率新四军第一师三个团渡长江南下，发展浙西，打通浙东。1945年4月7日，叶飞又率新四军第一师三个团渡长江南下，增强发展东南的力量。这一重大行动，最初的意图也是为了配合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登陆作战。以后由于战争形势发展很快，盟军没有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协同作战没有实现。
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曾在国民党军中介绍和推广。这是新四军对抗日战争的又一贡献。
曾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在回忆录中说：1938年7月6日，指挥徐州会战的李宗仁因旧创复发回武汉治疗。时在武汉的周恩来设宴招待他。“李在席间对新四军在津浦线南段附近英勇作战甚为嘉许”。后来，“在颁发武汉会战计划时，根据津浦线南段的经验，要求各部队在进行阵地战、运动战的同时，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以牵制日军，消耗敌人有生力量。”
曾任第五十军参谋处长的林华钧在回忆录中也说：抗日战争初期，“为了巩固江防，加强全军的战斗力，郭勋祺开办了军官训练班，聘请新四军领导人到训练班讲授游击战术，介绍新四军开展游击战的经验。”
曾任苏北挺进军参谋长的包毅回忆说：“1943年3月，占据扬州、泰州等地的侵华日军山本旅团倾其全旅团的兵力，并在南通日军一部的配合策应下，加上汪伪军5个师1个旅，共集中了2万兵力，百余艘汽艇，分水陆两路，向国民党鲁苏战区第2游击区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由于敌我兵力悬殊，这一仗对我十分不利。正在我们进行战前研究、难下决心时，联抗黄逸峰司令员主动通过陈振送来重要建议，希望我军改变过去反‘扫荡’的办法，跳出小圈圈，转移到联抗根据地及新四军苏中军区去，避免因地区狭小、回旋困难和兵力弹药不足而招致损失。”
新四军的游击战经验，甚至引起了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重视．列入了军队教令。1939年3月10日，叶挺、项英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送呈了一年来工作报告和《对敌作战说明书》。5月10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批示：“此报告颇有价值，可供我军战术研究之资料。如军令部无此同样之报告，可将此全份送军令部。”6月6日，军令部次长刘斐批示：“报告内容依据实战经验得来，可供我游击各部队之参考，拟摘要列入教令。”6月7日，蒋介石致电叶挺、项英：“三月十日工作报告暨说明书均悉。所陈各节颇有见地，已令择列教令，以供我游击各部队之参考。”
新四军的游击战经验还传播到国外，成为盟军在敌后坚持抗日作战的借鉴。
1942年5月19日，菲律宾人民抗日军中的华侨组成一个支队，命名为四八支队。取这个番号，就是表明以新四军和八路军为榜样。支队成立之初，对于菲律宾的岛屿能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曾有激烈的争论。他们学习八路军、新四军的经验，分析菲律宾的具体情况，认为岛屿虽受地域限制，但多山地、森林，依靠人民的支援，完全可以打游击。从此，四八支队转战十四个省和马尼拉市，进行大小战斗两百余次．共计歼敌2000余名。支队也从52人扩大到700余人。
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埃文斯·卡尔逊也将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经验带到了太平洋战场。抗日战争初期，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任情报官员的卡尔逊到过中国的许多战场。1940年夏秋之交，他到皖南访问了新四军。他对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十分赞赏，多次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应援助八路军、新四军。1942年以后，卡尔逊参加太平洋战场作战。在他指挥的第二突击支队，运用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经验，开展岛屿游击战，成功袭击马金(Makin)岛。
第六，振奋抗战精神，鼓舞胜利信心
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坚持斗争，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精神．鼓舞了军民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这同样是新四军对抗日战争的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初期，新四军是逆着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大溃退的浪潮，毅然挺进敌后根据地的。当人们面对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军攻势而陷入失败情绪之中时，新四军以首战告捷、连连取胜的行动．在沉闷的沦陷区炸响了一声声春雷，使得中国军民的精神为之一振，动员了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年投入支持抗战、参加抗战的行列。
汉口《大公报》1938年7月6日报道新四军在苏南的战斗时说：“民众抗敌情绪，益加兴奋。”
香港《星岛日报》1938年8月1日报道新四军在皖南的战斗时说：“民众渐渐地镇定了，抗战情绪也日趋高涨。”
上海《大美晚报》1938年8月27日报道日军在苏南、皖南进行“扫荡”，接着说：“唯新四军则决心拼死抵御日军之压迫。据闻仅南京东南约三十英里处之句容一带，即有武装农民四千名，专心致志与新四军合作。”
上海《文汇报》1938年9月4日报道日军向溧水、溧阳进攻，同时指出：“新四军因得人民协助，颇占优势。”
这种情况在外国报刊上也屡有反映。苏联《真理报》1939年8月24日评论说：“新四军的活动增强了敌占区老百姓的胜利信心。这一点十分重要。”
新四军的战斗，也给了国民党军官兵以鼓舞。林华钧在回忆录里有一段叙述：“善于游击战的新四军，经常活动于安徽芜湖、当涂和江苏南京附近，扰乱日军的后方，牵制日军的行动，从而掩护了第五十军的侧后背”，“大大鼓舞了五十军的士气，增长了五十军官兵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新四军的影响还传播到了国外。许多国家的华侨报纸，特别是东南亚和美洲的华侨报纸，多次报道新四军的战斗。参加新四军的华侨沈尔七、许振文、陈子谷先后返回菲律宾、泰国，通过演讲、展览等方式宣传新四军的胜利。杰克·贝尔登、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汉斯·希伯等外国记者．或深入抗日前线，或通过各种途径，撰写了不少关于新四军的新闻通讯。中国的抗日战争自始至终得到了海外华侨的支持和多方面的国际援助。这是抗日战争得
以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英勇战斗，对这种支持和援助的兴起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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