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条山战役插曲：蒋介石曾要求八路军出兵助战
事实上，重庆各方包括苏联军事顾问早就在提醒蒋，日本可能攻击陕西。
1941年4月11日，崔可夫就告诉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中国“应防(日军)侵攻昆明，及陕西同时并攻” 。日苏中立条约于13日签订之后，日军就开始大量增兵山西，徐永昌日记记载说，从4月14日起，“山西南部及豫北敌增兵之讯，几于无日无之，其气势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亦似敌必取洛阳西安者，洛阳判断如此，而情报亦确如此”。所以，4月21日徐就告诉蒋，不宜先下手攻陕北，因为此举可能“引出日寇渡黄侵陕”。但是，军方高层并没有认真、快速地作应战准备，参谋总长何应钦从4月7日到24日大多呆在西安(在洛阳呆了三四天)，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在作进攻陕北的军事部署。4月20日，何应钦在洛阳召集军事会议，指出：“晋南之敌，似将夺取我中条山，企图彻底肃清我黄河左岸之部队，尔后进犯洛阳、潼关，以威胁我第五战区之侧背，或西窥长安。 ”蒋介石也有相同的观察。
5月7日晚，十余万日军发动全面攻势，第二天战略重镇垣曲就失陷了。
6月初战役结束， 关于此次战役的结束日期，国民党编撰的战史有说5月27日的，也有说6月17日的;日军编撰的战史也说是5月27日。但徐永昌日记却记载说：6月3日，日军正式宣布晋南战役结束。中条山根据地失陷。
6月30日，蒋介石在总结与反思这场战役时说：“晋南损失与伤亡虽不如南京失陷时之大，然而危险与壮烈则过之” 。日军编纂的战史也说：日军“实施完整的包围作战，击灭了中国军主力。其战果乃在中日战争中所稀有” 。战争的激烈与惨酷程度可想而知。
面对日军的强大压力，为了让处于劣势且疏于准备的中央军保住中条山根据地，蒋不得不向中共求援。5月5日，在敌军开始攻击之前，蒋就“令(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请两日内答复，周答以即电延安”。
5月8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一)对于敌军进攻，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二)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三)我们要求事项：(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 ”此电的要紧之处在于，既要告诉国民党中共当然会配合作战，同时也要趁机提出要求，解决此前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毛指出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这一点还排在第一，说明毛非常重视此时国共团结对敌的必要性以及标举这种口号的重要性。
国民党在还没有收到中共肯定答复的情况下，又想借用社会的力量将中共的军，激中共出兵。5月8日下午，在党政军联席会报会上，刘为章“提议发动各机关各团体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如果中共部队不策应作战，显然系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众意旨，是自弃也，且其结果将引起共党内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战，则足以协力打击敌军，亦国之幸也”。而刘为章之所以有此提议，则是因为蒋介石“嘱其与周恩来谈话” 。根据当时绝大多数的情况看，延安发给重庆的电报基本上是第二天甚至第三天才能转达给国民党，而毛泽东的复电是8日才发出的(具体上午还是下午，无从得知)。也就是说刘为章在开会报会时，应该还没有收到周恩来的答复。又，梁漱溟说中共“自己有电台，在化龙桥近处的山上，每日午后四时，晚十时，天明五六时，和延安通电三次”。刘为章有此提议，或许不是蒋明示的，但亦不能排除蒋有所暗示或提示。
需要注意的是，徐永昌对蒋让刘为章找周恩来面谈这种方式是很不赞成的，认为“蒋先生此种作风一如孙老二(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而唐纵则认为“提议发动各机关各团体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体现了“委座之贤能诚不可及也”。也就是说唐纵赞佩的是用激将法这种方式，因为它借用的是社会的、民间的力量;而徐永昌反对的是由军令部次长面谈的方式，因为这是官方行为。当然，所谓刘为章“面询”云云，至少在毛泽东听来，肯定是一种反问或质问，所以称之为激将法;其实，徐永昌或崔可夫也认为是质问。
徐永昌5月9日的日记就记载：在会报会上，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就“藉委员长质周语，会报时提议命令十八集团云云”。徐永昌更反对用直接下命令的方式来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
5月9日的会报会上，会议由多数人议决：“一、令卫立煌指挥朱德作战;二、以蒋委员长命令并叙日人乘我内部磨擦将侵洛、潼，十八集团如尚不放弃抗战，应即加入作战。”徐永昌对此很不赞同，他说：“共军不加入作战，国军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协将置委员长前令于何地?如必取第二案者，应仍加入一句，即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战命令。”此处徐永昌提到的“委员长前令”就是1940年7月16日蒋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往“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的命令，所以徐永昌认为即使此时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也必须“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战命令”。会议结束之后，徐永昌觉得如果“即对该军下令，必贻后悔”，特再次电话告知蒋介石：“(二)我们应告周恩来以前日之话是警告性质，彼亦有军誉与人格及对国家的良心，这次敌人进攻，十八集团打敌不打敌，即证明其与敌妥协不妥协。(三)同时亦不必令卫立煌指挥之，因周恩来自会知照朱、毛。(四)我们真要对之妥协，亦必待敌人此次攻击过去平息后再与商讨，不应在敌人进攻时示弱也。”此处的第二点很值得注意，因为徐永昌明示其后半段是蒋添的，也就是说蒋也同意不直接命令八路军配合作战，但要提醒中共：你亦有军誉与人格及对国家的良心，这次八路军打不打日军，就是中共与日军妥协不妥协的证明。蒋采用的仍然是激将法。而且，蒋“完全同意将二三两条即电话为章办理”，因为第二天早晨刘为章又约定周恩来见面。虽然这时蒋介石已经得知中共的答复，并认为这是“中共藉此要胁，应以淡然处之”，依然命令刘为章再次约见周恩来，可见他是非常急于“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
此时，不仅蒋介石急，就是前方指挥官卫立煌也很急。5月1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说：“关于卫立煌要求配合作战，请拟一部署计划电告。 ”同一天，卫立煌也致电彭德怀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毛泽东说的是卫立煌要求配合作战，而不是蒋介石要求配合作战，这说明卫在5月10日之前已与中共联系过，而且此举很可能没有告知蒋，不然蒋不会在5月9日还同意“不必令卫立煌指挥”朱德，并让刘为章在5月10日再次约见周恩来，自己又于11日亲自约见周恩来。抗战期间卫立煌和中共方面有比较密切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却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疑虑，认为是一种很大的内部威胁。详细情形笔者将另文专论。蒋告诉周恩来：“只要你们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敌人一恐慌，一定会恢复原状”，“你们如配合行动，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有了成绩后自然发给”，“各地反共捉人，要使他们安心，我一定命他们放人” 。大概周恩来的回答较为积极，所以蒋判断“中共对晋南战事或能望其参加击敌也” 。可以说，蒋已采用了命令的方式，只是采取的是“口头告知”式的命令，而不是用文电下命令。这两者间有重要的区别。1940年12月9日的王世杰日记就记载说：蒋命令新四军限期移往黄河以北的命令“系以口头告知第十八集团军驻渝代表叶剑英，其尚未用电者，或系略留伸缩之余地也” 。由此可知，蒋即使不得不下命令，也很注意下命令的方式。
最迟在5月14日，“朱德亦已与卫立煌通电，将夹击敌军” ，也就是说八路军已正式答应出兵配合作战。但直到5月20日左右，蒋还没有得到八路军为配合作战而切实行动的讯息。当天，王世杰的日记也记载说：“晋南战事，我方损失颇重。共产党军队迄今仍无协同国军作战之行动，军部方面甚愤慨。”
5月21日，蒋约集各军政大员商议中条山撤兵问题，考虑到“敌以大兵力围攻，而共产党军队复在后方相牵制”，“乃商定酌留两个军交阎(锡山)留守晋西，另酌留一部在晋南及胶东地区游击，余均撤退渡河南岸”。
《大公报》发表社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内称：“晋南战役，业已经过半个月之久……而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则系事实。”“在国家民族的大义名分之下，十八集团军应该立即参加晋南战役……我们谨代表国民舆论，作热诚激切之呼吁!”
当天晚上，周恩来即致函《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与王芸生，“负责”地敬告他们：十八集团军必定对敌作战，而且，“在贵报社论发表一周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即为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袭占，停止通车;其他敌区战事尚在发展，只因远在敌后，电讯联络困难，此间遂不得按时报道”。同时，“十八集团军作战地界，奉命不与友军混杂，免致引起误会。我们现在仍守漳河之线，未入林县一步” 。此处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周恩来说的因“电讯联络困难”使得前方战报不能及时予以报道;二是八路军有意要与友军划界作战，以免混杂而引起误会，而且是“奉命”如此。
23日，《大公报》将周恩来的来信全文发表，并再次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前天的评论，其实只一句话，就是期待十八集团军将协同作战的事实尽速表现出来。我们愿声明，只要有此事实，就满意了，且并不苛求或奢望一定有大的战果” 。由此可知，《大公报》在意的是一种事实：中共出兵打击日本的事实，而并不在意其战果。这种事实恰可以证明中共与日军有没有妥协，这一点正是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以后朝野各界最怀疑中共的地方，也是蒋介石说如果中共不打敌，则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着眼点所在。5月23日，黄炎培等人公电毛泽东等，“请速与中央军协力抗敌，御西犯敌军，间执谗慝”。也就是说，中间派确实出来说话了，呼吁中共出兵助战。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强调八路军必定对敌作战，因为中共深知如果不打日军，将给自己的政治形象带来严重的伤害。
23日的《大公报》社论还敦促中共“拥护国民政府”。2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这是国民党的第二个将军(第一个问我们是否配合作战，第二个问我们是否拥护国家中心，都是向我们将军)。毛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暂时置之不理 。
25日，《新华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刊发了前述周恩来写给《大公报》的信，毛泽东认为这是对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反将一军。
28日，《解放日报》又发表社论《谣言与烟幕》，针对国民党说中共不打敌，以及日方制造的“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等谣言予以驳斥。可见双方都很重视运用宣传来巩固本党的政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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