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余八路军保兵工厂战5千日军：伤亡百余毙敌上千
左权将军女儿左太北7月3日在《参考消息》撰文纪念自己的父亲，抗战中牺牲的名将左权将军。左太北在文中写到，和父亲分别的时候，我还在襁褓中，还不会喊“爸爸”，但没想到，一句未喊出的“爸爸”，竟然成了我永生的遗憾。文章内容如下：
2014年8月29日，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左权，他是抗日战争中我党牺牲的最高将领。
年底，台湾军方发行了一份2015年抗战英烈纪念月历，在“国军少将”部分，父亲左权同样位列其中。
父亲作为一名抗日英烈，能得到国共双方的共同认可，我深感骄傲，也更加体会到了当年父辈为救亡图存慷慨赴国难、热血沃中华的悲壮与豪迈，体会到了他们无私奉献、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更体会到了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
“愿拼热血卫吾华”
1937年12月，在写给奶奶的家信里，父亲这样写道：“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降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头上。”因此，他“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推行所谓的“囚笼政策”。1940年7月，父亲协助朱德、彭德怀动员指挥100多个团，在华北地区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对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以交通破击战为主的大规模攻击，击毙击伤日军2万多人，破坏铁路470多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破坏桥梁、车站258处，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对日军造成了沉重打击。
1941年11月，在保卫黄崖洞兵工厂的战斗中，父亲指挥守山的八路军1200多人，与陆续增援达5000多人的日军，鏖战10个昼夜，共毙敌1000多人，其中大队长以上军官5名，我方伤亡166人，以6：1的辉煌战绩，开创了中日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纪录。此战被中共中央军委评价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一次最成功的模范战斗”。
我军的接连胜利让华北日军恼羞成怒，1942年5月25日凌晨，数万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辽县麻田以东的南艾铺一带。敌机开始疯狂地扫射投弹。彭德怀和父亲决定分路突围，父亲坚决要求由自己率部担任掩护和断后。
总部警卫连要护送父亲先走，被他一口回绝：“北方局和党校那么多同志需要我，我留在后面指挥，和大家一起突围！”他挥着手一边往前冲一边大喊：“同志们，不要怕飞机，冲过去就是胜利！”
“左参谋长和大家在一起”的消息迅速在突围人员中传开，鼓舞了大批人顺利突围。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后，护卫彭总突围的总部直属部队连长唐万成率部返回专程接应父亲，他还是拒绝了。
父亲率最后一批同志冲到距十字岭顶峰十几米处时，敌人炮火十分猛烈，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飞溅的泥土劈头盖脸扬了他一身。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他应该知道紧接着会有第二颗炮弹射来，他应先卧倒，然后一个侧滚翻，就可以避开第二颗炮弹，这个动作下意识就能做到。然而，他连腰都没弯一下，站在高地上一直大喊着指挥突围，完全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第二颗炮弹过来了，他的喊声戛然而止。
硝烟过后，他的身影从山口消失了！
父亲被炮弹击中头部，以身殉国，年仅37岁。
在父亲的公葬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墓前说：“给烈士们行礼并没有完事，今后还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报仇！第二件是报仇！第三件还是报仇！”
我以我血见忠诚
父亲在留苏期间，成绩优异，为人正派，威信极高。但在1928年的一天，父亲和一些留苏同志一起在宿舍吃了一顿中餐，被王明知道了，便说他们是“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疑”。自此，父亲被戴上了“托派嫌疑”帽子，接受严格审查，并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
1930年，父亲学成回国，进入苏区，而王明集团1931年在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他们把在苏联的旧账带回国内清算。父亲成为当年苏区肃反扩大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于1932年被撤销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之职，并被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
此后，父亲从未停止过申诉。直至殉国前的1941年11月，父亲还再次发电报向党中央申诉：“我可以以我全部政治生命向党担保，我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1942年春，彭德怀还专门给中央写了封信，说他可以证明我父亲对党无限忠诚。然而，父亲再也没能摘掉“留党察看”的“紧箍咒”，直至含冤殉国。
据开国中将苏静回忆，父亲牺牲后不久的一天，他在延安散步，碰巧遇到了毛主席，走到跟前，毛主席握着他的手，满含泪水地说：“左权同志牺牲了，前两天他还给我来过信，提到他的问题，我正要着手去解决他的问题，他就牺牲了，很遗憾。”
延安各界为我父亲举行了追悼会，朱德总司令写下了后来流传很广的悼念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烽火家书抵万金
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四，是最小的儿子。自从19岁离家求学后，整整18年，再也没有回过家。
而远在湖南的奶奶，一直盼着儿子回家，盼得望眼欲穿，从抗战胜利盼到解放战争胜利，没人敢告诉奶奶父亲已经捐躯的事情，直到1949年夏，挥师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奉朱德总司令之命，到家乡看望奶奶。
得知儿子殉国的消息后，奶奶请人代为撰文悼念儿子：“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两个月后，奶奶也与世长辞。
1940年5月27日，我出生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抗日前线的烽火硝烟中。当时也是抗日前线打仗打得最厉害的时候，父亲忙于战事根本顾不上我和母亲，只好在我出生仅三个月不满百天的时候，把我和母亲送到了延安后方。
日本鬼子的炮弹夺去父亲的生命时，我还差两天过两岁生日。父亲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十分模糊，对父亲的了解更多是来自他生前写给母亲的信件，以及遗留下来的文章。
我人到中年才知道父亲对自己的爱。42岁那年，我收到了“文革”抄家后被发还的物品，其中有父亲在抗战中近两年间写给母亲的11封信。每一封信，父亲都大段大段地提到他心爱的女儿。通过父亲留下的家书，我才更加深切地了解父亲，更理解他和爱他。
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也许是因为职业习惯和工作需要，父亲总给人感觉是一个感情内敛、沉默严肃的人。仅存至今的几张照片中，他总是嘴唇紧闭，军容极为严整地站在照片一角。
只有一张照片例外。这是父亲与女儿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全家福”。在这张照片中，父亲抱着未满百日的我，身边坐着年轻漂亮的母亲刘志兰。在浓浓的天伦之乐中，父亲露出了难得的笑容——34岁才娶妻，得女已是中年，父亲是真正的开怀而笑。这是一张临别前的照片，母亲即将带着我回到延安。照相后，父亲在村口与我们挥别。但那一别，即成永别。
父亲一个月仅5元津贴，还有抽烟的习惯，但只要有机会，他就把攒下来的钱托人给母亲带去，带来的还有一些给我的战利品：一瓶鱼肝油丸、一包饼干、一袋糖果……
提到女儿，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刚毅无言的父亲——铮铮硬汉，完全被“溶化”掉了！
细腻的父亲给花朵一样的宝贝闺女买花布，让人给女儿做衣服、织毛衣毛裤，再让回延安的同志艰难地带过封锁线……只是因为许久没见过女儿，不知道一两岁的孩子到底长得多快，做出来的衣服有大有小。
夏天，他给我带来热天穿的小衣服；冬天，他记挂着小家伙别冻坏了手脚；每次我病了，焦急的父亲反复在信里念叨：“急性痢疾是极危险的”“有了病必须找医生”——在敌后极为艰苦的环境下，父亲在指挥八路军进行战斗、研究军事理论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
看看这个不爱讲话的人在信中对女儿的爱称吧：小鬼、小家伙、小宝贝、小天使、小东西……舐犊之情，跃然纸上。对女儿的爱，纵使远隔70多年，依然还在散发着烫人的热量。
牺牲前3天，父亲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想象着与妻女团聚的情景：“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
从未喊出的爸爸
和父亲分别的时候，我还在襁褓中，还不会喊“爸爸”，但没想到，一句未喊出的“爸爸”，竟然成了我永生的遗憾。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烈士，但并不明白这个词的具体含义。我只是奇怪，大家都热热闹闹的时候，那个叫做“爸爸”的人怎么不在。
1942年，母亲给父亲拍电报，问如果日本人轰炸延安怎么办。父亲回信说：“我如此爱太北，但如果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处理她。大胆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多再给你受累，不再妨碍你的学习及不必要的行动为原则。”所幸的是，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够幸免于难，但父亲却不在了。
父亲的牺牲给了母亲很大的打击。年仅25岁的她，怀着巨大的悲痛独自抚养女儿，坚强地学习和工作。与爸爸仅仅一年多的幸福生活成了她心中永远的思念和永远的痛！后来在编辑《抗战家书》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到，父亲深深地爱着我们母女。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将是多么幸福的一家啊！
我曾想，如果父亲老了，自己能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他外出晒晒太阳，都是很幸福的。但是，这种普通人都品尝过的幸福，烈士的孩子们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他们甚至没有机会当面亲口叫出那么普通的几个字：爸爸、妈妈。
前些年，我开始沿着父亲走过的路行进。第一站就来到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一个位于太行绝顶的小村子。
几十年前，我就出生在村里的奶奶庙。不经意间，小院中已经聚集了很多老人。忽然，老人们齐声高唱四段歌词的《左权将军之歌》。曾抱过我的房东，相隔了半个多世纪，又一次抱住了年逾花甲的我。我心想，这个怀抱要是父亲的，该有多好。
退休后的这十多年，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寻访父亲战斗过的土地、研究和整理有关父亲的资料上。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在我的心中都会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父亲左权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有一身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正因为他是民族的英雄，中国人民会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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