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外戚干政的例子数不胜数 外戚势力为何成为皇权的巨大威胁?外戚干政为何屡禁不止?
外戚干政是古代皇帝的外戚利用皇帝年幼或者无能把持朝廷政权的现象。中国历代朝政不乏外戚参与朝政的情况，但外戚干政之利弊常因皇权、宦官、士阀之间争权招致历代政权不稳危害社稷安定而为后世批判。
纵观中国封建历史，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的势力主要包括宰相、外戚、宦官、武将、藩镇等，而其中影响最大、范围最广，也最难于防范的就当属外戚势力了。何为外戚?顾名思义就是指外姓的亲戚，对于皇家而言只要是皇后、妃嫔的娘家或者太后的母家，都可以将之归为外戚的范围。
作为皇帝的“娘家人”，外戚在王朝建立和政权巩固上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万事万物都有两面性，只要时机成熟，这股隐藏在皇权背后的力量就会破土而出，上演一出“寻常不得见，偶尔露峥嵘”的历史大戏。
外戚在权力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我们比较熟知的当属芈月芈八子了。身为楚国公主的芈八子在嫁到秦国成为秦惠文王的姬妾后机缘巧合地成为了秦国的太后，也就是史上著名的秦宣太后。
很难想象在女性地位还很低下的战国时期，一个女子竟肩负起了秦国振兴的重任。宣太后果真是女中豪杰，她对内精修律历、稳定朝局，对外左右逢源、平灭义渠，为后世的外戚立下了标杆。
西汉时期，外戚势力进一步发展壮大。汉初吕后专政自不必说，如果不是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功臣派在吕后死后出手的话，汉朝政权甚至有落入吕氏家族手中的危险。而像汉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帝王也曾在助推外戚势力发展的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从窦太后的的侄子窦婴到王皇后的弟弟田蚡，从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到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汉武帝几乎将大汉王朝的军政大权都交于外戚之手。这种权力分配在汉武帝在世时自然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但无疑为之后汉朝江山的稳固埋下了隐患。
到了东汉，外戚专权的现象发展到了顶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属汉和帝的养母窦太后了。由于汉和帝年幼，窦太后临朝称制，成为大汉王朝的实际掌控者。在她的授意下，哥哥窦宪任侍中，负责发布诰命，掌管朝廷机密;弟弟窦笃任虎贲中郎将，统领宫廷侍卫，监视控制皇帝;弟弟窦景、窦环任中常侍，负责传达诏令、统理文书。
不仅如此，窦太后还把大批窦氏家族子弟和亲朋故友提拔为地方官员，从而形成了由中央到地方的庞大外戚关系网，对刘氏皇族构成了巨大威胁。
到了唐朝，外戚专权虽然不比汉朝来得那样普遍，但却在某一节点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其标志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武则天的登基称帝。这已经不仅仅意味着外戚势力对皇权构成威胁，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改天换日、抢班夺权了。
汉唐之后，由于吃一堑长一智，皇帝对外戚的态度逐渐由原来的依赖信任转为将之视为洪水猛兽，外戚作为威胁皇权的势力得到了有效的管束和控制，但也存在阶段性的反复，例如辽朝的萧太后、清朝的孝庄皇太后和慈禧太后等等。
要想弄清楚外戚势力为何做大?就要从封建王朝的权力构成和人性两个方面寻找原因。从权力构成来看，皇权是独一无二且至高无上的，但其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是和聚集在其周围的其他权力密不可分的。
事实上，皇权的行使是一套繁琐复杂的运行系统，而并非单独存在的。皇帝毕竟只是一个人，他对外发号施令、对他人产生影响都要借助围绕在皇权周围的子权力系统来帮忙实现。
所以我们会发现有宰相作为行政权力的代表颁布政令、管理群臣，有武将作为对外扩张和稳定局势的代表对外征伐、平息内乱，有宦官作为皇帝个人意志的代表打理内务、传送信息，有外戚作为“自家人”的代表形成统治集团、延续王朝统治，而这几种权力对于皇权的反作用就是我们熟知的相权独大、武将乱政、宦官专权和外戚干政了。
从人性来看，外戚势力能超过其他威胁皇权的势力屡屡“兴风作浪”也是有其内在原因的。一个人拥有的权力越大往往也代表着面临的风险越大，这点在皇帝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自古以来皇帝就是一个危险的“职业”，表面上睥睨天下、一言九鼎的皇帝实则面临着无处不在的危险和无比巨大的压力。
从皇帝的角度出发，无论将权力交给文臣、武将还是宦官，心里总是担忧和恐惧的。毕竟这些都是外人，是外人就可能怀有二心、就不可靠。同姓宗族固然是自己人，但皇家和百姓家不同，皇室是不存在单纯的父子兄弟之情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为了争夺皇帝宝座，历史上无数次上演了父子相残、兄弟相诛的惨剧，这是皇帝最忌惮也最竭力避免的。
由此看来，外戚势力似乎成为了皇帝可以信任和依靠的唯一选择。对于皇帝来说，外戚是家人、是自己人，它既不会像其他外部势力那样怀有二心，也不会像同姓宗室那样凶相毕露。外戚就是这样在权力构成和人性两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下野蛮生长，逐渐发展成对皇权构成最大威胁的势力的。
三、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外戚势力归于沉寂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通过品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外戚势力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往往伴随着以下两种情况的发生：一是皇帝懒政，二是幼帝登基。
武则天之所以能掌握权柄除了因为她过人的才学和高超的政治手腕，主要原因是唐高宗李治的软弱和放手给了武则天接触最高权力的机会。而东汉外戚的权势熏天则要归因于从汉和帝开始的幼主登基，这无疑给太后临朝称制及外戚势力的壮大以可乘之机，造成日后的混乱局面也就顺理成章了。
也许正是这种本被视作自己人的势力反而对皇权构成的威胁最大，后世统治者也慢慢提高了对外戚干政的警惕意识，开始有针对性地加以防范。比如清朝规定皇帝必须选择低于五品官员的女儿为妃、公主不嫁权势贵族等，都旨在通过改变婚假习俗的方式遏制外戚势力做大。
而满清在入关前采取的老皇帝去世皇后陪葬的祖制更是力求从源头上消除外戚干政的可能性，堪称治疗“外戚干政综合症”的一剂猛药。
所以我们看到，自唐朝以后封建王朝面临的主要威胁已不再来源于外戚势力，宋朝更多面临的是边患威胁，元朝时期相权势力一度抬头，明朝时期宦官当权时有发生，而清朝则受困于历史变革和时代变迁，已然走到了封建王朝的尽头。
综上所述，外戚作为封建王朝权力格局中的一股重要势力，具有很强的两面性。它既来源于皇权的信任和纵容又渐渐发展成对皇权的巨大威胁，既是帮助皇帝行使权力的重要力量又给皇权的行使带来了阴影和阻碍。
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外戚势力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归于沉寂。“尘归尘，土归土”，我们在回顾历史的同时更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到其背后深层次的逻辑和规律上，也只有这样才能品味出历史的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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