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春秋大宴究竟都有什么讲究？
在我国历史上关于饮食文化，自古以来从个人到国家层面各个的宴席可以说有不少，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宋朝春秋大宴究竟都有什么讲究?
国宴，顾名思义，以国家名义举行的最高规格礼宴。早在《周礼》等文献中，就有奴隶制国家王室为招待贵宾而举行国宴的记载。历史上著名的《霓裳羽衣舞》，正是诞生于唐朝宫廷筵席之间。后唐玄宗于兴庆宫龙池，大宴宾客，诗人李商隐也留下" 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的千古佳句。 至宋代，“大宴仪”是皇帝在重要节日祭祀、宴请、册封的礼乐制度。每一次仪式中，都有乐工奏乐，此外口技、奏乐、舞蹈等，花样繁多。如此，一度延续至明清。
春秋大宴的举行地点，在其产生初期并不固定。宋仁宗天圣年间之前，或于广德殿，或于大明殿，抑或于含光殿举行。天圣以后，国朝“大宴率于集英殿”置办，春秋大宴自此确立了长期举办的固定地点——集英殿。
春宴或秋宴举办之前，会提前对集英殿装饰一番，以突显宴饮的隆重和欢悦气氛。
“有司预于殿庭，设山楼排场为群仙队仗，六蕃进贡、九龙五凤之状。设鸡唱楼于其侧殿上，陈绣帟、垂香球，设银香兽于槛内，布以文茵。”
集英殿作为宴殿使用之时，共分三个宴会场所：正殿、朵殿和两廊。正殿之上是五品以上的朝中要员以及宗室大臣，朵殿之内则是文武四品以上的官员，两廊则是升朝官、诸军副都头以上、诸蕃进奉使以及诸道进奉军将等低级官员。
集英殿大宴入殿的具体人数，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 年)正月曾有明文规定：大约有一千三百余人的庞大官员队伍，其中仅宴会的服务人员就有一千一百二十六人。相当于六个半人服务一个人。这还是在原来更加不可胜数人员的基础上作出的大量裁减，可见自春秋大宴成为定制之后到宋神宗熙宁前，宴饮规模更为宏大、壮观。
春秋大宴宴殿的陈设工作，由总管宫廷“乘舆、服御、膳羞、酒醴、次舍、器用”诸事的殿中监统筹负责。
尚舍，是殿中监属下掌管宫殿陈设的部门，主要负责“张设集英殿门之内”，置放皇帝专属“御座”于宴殿正中央，坐北朝南;尚酝，掌管酒醴之事，负责在御座的东侧摆放皇帝专用的酒樽与酒器;尚食，“掌理皇帝膳羞之事”，将皇帝的专用餐桌“御茶床”置于御座西侧。
酒具的陈设位置和御茶床的位置均是偏向宴殿之北。皇帝饮食所需物品陈设完毕后，相关人员也会负责“设群官酒尊酒器于殿下”，为预宴官员的入宴作好准备工作。
春秋大宴的座次分布，体现着官员在朝中的地位高低和恩宠程度，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宴饮席位的前后布置，主要依据官员的品秩高低以及与皇帝的亲疏关系而定。
正殿之上，以御座为中轴线，将整个宴殿分为东西两部分：
御座之东，大多为文臣之座，席坐摆放坐东朝西，距离御座越近的行列地位较高，越远的行列地位越低，从宴殿之西向东共分六列。
首列为三公、三少、左辅、右弼、太宰、少宰的座位;
第二列则是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太子三师在右丞之南”;
第三列为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太子三少、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学士、六曹尚书、金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资政端明殿学士、左右散骑常侍，三少以下官员位置则离御座更远，尚书以下官员位于第三列末座;
第四列座次依次是开封尹、六曹侍郎以及直学士，中丞“在直学士之南”;
第五列排列位次为宣奉、正奉、正议、通奉大夫、大司成、太子宾客詹事、给事中、中书舍人、通议大夫、左右谏议大夫、待御、太中大夫、太常卿、大司乐以及宗正卿;
第六列为厢都指挥使以及军都指挥使。
六列品秩不同的座次排布，其整体位置是御座之东、宴殿偏南方向。为方便工作人员于宴会中穿梭提供美酒佳肴，相互座位之间均预留一定的空间。以皇帝为至尊的宴饮等级制度下，座位均“西向北上”，以正面面向皇帝。
正殿御座之西，所排列的大多数是武臣座席，与御座之东的文臣位置相对而立，均是稍偏宴殿之南。
座次共分为五列：位于首列的是亲王和使相;第二列为枢密使和太尉，“太尉在枢密之南”;第三列首位是节度使，“左右金吾卫、左右卫、诸卫上将军在节度使之南”;第四列是节度观察留后和观察使;最后一列则是厢都指挥使与军都指挥使，“防御团练使、刺史在军都指挥使之南”。座位的前后左右仍预留一定的空间，“并东向北上”。
外国使节若参与春秋大宴，所隶属国家不同，使节的座次也相应有所差别：“大辽、夏国、高丽、交州使副及诸番国首领在阙，即大辽使副在上将军之南，大辽使位次，节度使位稍却，副使又稍却;夏国副使位在东朵殿南楹间;高丽、交州使副在西朵殿。”
因诸卫上将军的位次在正殿御座之西第三列，大辽使副在上将军之南，也位于正殿。夏国与高丽、交州使副则均位于朵殿之东西侧。其随从人员以及番国首领自然处于两廊席位之上。
显而易见，辽国使者的预宴级别均高于西夏、高丽、交州等国使节，这也是国家实力强弱所决定的。加之，宋辽盟约互为兄弟之国，宋朝辽使的政治礼遇自是要高于其他邦交稍疏之国。
关于春秋大宴举行的具体月份，史书载其为“春秋之季仲”，即农历的二月与八月。实际上据现存史料的诸多记载，春秋大宴在具体举行的日期上，非局限于史书所规定的农历二月和八月，农历三月和九月也时有举行。故而，春秋大宴的含义因时间上的变化需要一个全新的界定。
春秋大宴，应是宋朝每春秋季节(农历二月或三月、八月或九月)，皇帝赐宴臣僚、外使可并预的以君臣宴乐为主的大型官方宴饮活动。
宋代春秋大宴，由春宴与秋宴两部分组成，秋宴在宋朝首次举行的时间略早于春宴。唐代即已出现“秋宴”一词，诗人白居易曾在《苦热喜凉》中提及秋宴一事：
经时苦炎暑，心体但烦倦。白日一何长，清秋不可见。岁功成者去，天数极则变。潜知寒燠间，迁次如乘传。火云忽朝敛，金凤俄夕扇。枕簟遂清凉，筋骸稍轻健。因思望月侣，好卜迎秋宴。经夜无客来，引杯还自劝。
诗人以秋凉身寒、望月思友，感叹身单寂寥、无知己好友共话秋宴，只能引杯自酌、凉无限。由此而见，在唐朝人的世界里，“秋宴”概指个人在秋季置办的小型宴饮活动，或作家宴，或宴请宾朋，仍属私宴范畴，与官方宴饮活动的概念截然不同。
秋宴作为古代社会官方宴饮内容而存在，始于宋王朝时期。建隆元年(960 年)八月，宋太祖大宴广德殿，“太祖朝，长春节二月，故止设秋宴。此盖其始也。”
宋太祖设秋宴，首宋代秋宴发展历史的序幕，此后秋宴便一发不可收拾，频频现于宋太祖朝：“开宝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并设秋宴于大明殿。”备受宋太祖亲睐的秋宴，以披荆斩棘之势迅速登上天水一朝的历史舞台，为世人所瞩目。
与秋宴的轰轰烈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春宴的相对沉寂。这是由于宋太祖长春节(二月十六日)寿宴与春宴的举行时间相撞，圣节大宴的重要性远胜于春秋宴，只能选择将春宴搁置不行。故宋太祖在位时期，是秋宴独放光彩的时代。
春宴，与秋宴一样，在宋代以前同样以私宴的性质而存在。赵匡胤建宋代周后，春宴即以春季筹办的国家大型宴饮活动迈入宋代官方宴饮制度行列，以“国宴”的规格与昔日民间“春宴”身份相区别。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九月，“大宴大明殿，春宴自兹始也。”
春宴的产生应当庆幸赵匡义与其兄赵匡胤生日的季节差别，导致其不再因客观原因而遭搁浅，以完整的姿态展现于世人面前，从而打破了宋太祖一朝寂寥沉默状态。
太平兴国后，宋朝“止设春宴”，历史的巧合再次出现，春宴刚刚崭露头角，秋宴即遭搁浅，无法继续自身的辉煌。且秋宴暂免的因由与春宴完全类同，乾明节寿宴因宋太宗的诞日(十月七日)在十月份举行，与秋宴碰期。故宋太宗朝，只设春宴，不置秋宴。
宋太祖、宋太宗两朝因圣节大宴与春秋大宴相冲突的缘故，春宴与秋宴在建国初期未曾同时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宴饮缺憾在宋真宗时期得以弥补。
咸平三年(1000年)九月，“大宴含光殿。真宗朝，圣节外始设春秋二宴，自此为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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