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刑法与刑罚基础--唐律
李渊建立大唐王朝后，法律制度基本上沿袭隋朝。为了避免因残酷的刑法而导致冲突，对刑法放宽了处理。到了李世民当皇帝时，李世民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参酌隋律，以“宽简”、“平允”和“画一”为原则，修改完善旧朝律法。确立了独立的风格和体系，是《唐律》的奠基。
《唐律疏议》最为简要精炼的一部律法，《唐律疏议》在历史地位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宋元明清大多依照唐朝律令。《唐律疏议》分为十二卷，五百零一条。一名例律，57条，总则。二卫禁律，33条，警卫皇帝，保卫宫殿等职责。三职制律，59条，官职的管理与惩戒。四户婚律，46条，户籍，土地以及婚姻家庭。五厩库律，28条，牲畜与仓库的管理。六擅兴律，24条，确保皇帝控制军队。七贼盗律，54条，惩治惩罚盗贼犯罪。八斗讼律，59条，斗殴（六杀）。九诈伪律，27条，具有政治危害的诈骗伪造犯罪。十杂律， 62条，涉及社会治安与市场的管理。十一捕亡律，18条，逮捕，监禁，押送人犯。十二断狱律，34条，审判程序与法官的责任。
《名例律》中记载了五刑制度，由轻到重分别为：笞、杖、徒、流、死，五刑。
“笞”的本意是用竹条或木条抽打他人，笞刑是以竹、木板责打犯人背部、臀部或腿部。笞刑分为五个等级，从十下到五十下，每加十下则加一等。《旧唐书》记载：笞刑五条，自笞十至五十；杖刑五条，自杖六十至杖一百；徒刑五条，自徒一年，递加半年，至三年；流刑三条，自流二千里，递加五百里，至三千里；死刑二条：绞、斩。大凡二十等。笞杖刑具都长三尺五寸。笞的大头直径二分，小头一分半。杖分两种：一种叫讯囚杖，大头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另一种叫常行杖，大头直径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行刑不能超过三回，总数不能超过二百。杖刑下后，行刑数不能超过所犯之数。
唐朝关于死刑的行刑时间有明确规定：从立春至秋分，不能执行死刑。
电视中经常看到如要杀某人，常是秋天以后。其大祭祀及致斋、朔望（初一，十五）、上下弦（初七、八上弦，二十二、二十三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断屠日月及假日，都不能执行死刑。唐朝法律最突出的地方就是贵族的特权即“八议”一曰议亲，二曰议故，三曰议贤，四曰议能，五曰议功，六曰议贵，七曰议宾，八曰议勤。像五品以上的官爵，以及皇太子妃大功已上亲，若是犯死罪，需由皇上来裁决，流罪已下就减一等。像九品以上的官位祖父母、父母、妻子、儿子、孙子犯了流罪已下，可以听赎。听赎的意思是被判应受笞杖徒之刑的，可以交纳财物赎罪。其赎法是笞十，赎铜一斤，杖一百，则赎铜十斤。自此已上，递加十斤，至徒三年，则赎铜六十斤。也不是什么贵族都享有此特权，犯“十恶”着不能“八议”。谋反，谋大逆，谋叛，谋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为“十恶”。又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的以及残疾人病人，犯流罪以下可以听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残疾人病人，犯杀人应该死刑的可以请皇上裁决；若涉及偷盗伤人的可以听赎。九十以上，七岁以下的，即使有死罪，也不能行刑。
有个河内人叫李好德，有疯癫的病史，经常妖言惑众，妄议朝政。
李世民就将他逮捕收监。大理寺丞张蕴古听说后上奏李世民，说李好德常年就有这个病，不应该制他罪。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奏李世民，说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刺史，张蕴古和李厚德关系不错，张蕴古说李好德的都是假话。李世民说：我常常听犯人说，蕴古你经常和犯人下棋，这次又偏袒李好德，你是在乱我法律。于是就把张蕴古斩于东市。斩了后李世民后悔了！又有交州都督卢祖尚，斩于朝堂，李世民又后悔了。下令：以后凡是执行死刑，虽下令杀了，但也要上奏三次。后来又实行五覆奏，执行死刑前两日两奏，执行日三奏。犯恶逆罪的，就一覆奏。
到了武则天当政时，刑罚就严了。由于徐敬业的作乱，武则天怕动摇人心，实行以威制天下，进而引发的酷吏多了起来，条令条文也加深了。像万国俊、周兴、来俊臣、刘光业、王德寿、鲍思恭、王处贞、屈贞筠等都是酷吏。
这里面最臭名昭彰的就是万国俊、来俊臣所著的《告密罗织经》著名，此经是人类有始以来，第一部制造冤狱的经典，第一部由酷吏所写，揭示了奸臣何以比忠臣过得更好。周兴临死之际，看过此书，自叹弗如，竟甘愿受死；一代人杰宰相狄仁杰阅罢此书，冷汗直冒，却不敢喊冤；女皇武则天面对此书，叹道：如此机心，朕未必过也。此经以网罗前人，织成反状。来俊臣每次询问囚犯时，不问轻重，多数以醋往鼻子里灌，或者把人放到缸里，用火围起来烧。来俊臣又制作不同的枷锁，起名叫：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又让犯人睡在粪便肮脏的地方，周围的环境又苦又毒。到了开元初，又消减律令，开元二十五年，整整一年，刑部断了死罪人数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峤向玄宗说：大理办案的院内，很多年前就听说院内杀气太盛，以至于鸟雀不在院内落巢歇息，今年有喜鹊落巢了，特来恭喜皇上。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八月，即诛灭太平公主不久，唐玄宗宜布:“凡有刑人，国家常法。…自今以后，辄有屠割刑人骨肉者，依法科残害之罪”这是对酷更遗风的清理，也是立法上的一种进步开元以来，基本上废除了“屠割骨肉”的苛刑，按照“常法”实行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等。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四月，由于杖刑过重，致人殒毙，唐玄宗颁发了一道敕令:“比来犯盗，先决一百，虽非死刑大半殒毙。
言念于此，良用恻然。今后抵罪人合杖杖，并从宽。”改决杖一百为六十，定为常式。可见，这些法制上改革都体现了宽仁慎恤的原则，反映了开元立法的某些特点。完善死刑的审批程序，是贞观司法的重要措施。开元司法也有这一条，唐玄宗在《恤刑制》中宣称:“自今有犯死刑，除十恶罪，宜令中书门下与法官详所犯轻重，具状奏闻。”
但是，唐玄宗有时候“生杀任情”，从个人好恶出发轻易地决定处死。例如，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深秋，在通往兴庆宫的“复道”上，看见一个卫士将吃剩的饭菜倒在沟窦里。玄宗“怒，欲杖杀之，左右莫敢言。”同行的长兄宁王宪（原名成器）从容谏曰:陛下在“复道”上看见人家过失就要杀他，恐怕会弄得人人不自安。况且陛下厌恶倒掉饭食，为的是粮食可以养人。
现在以余食杀人，不是丧失了原先的本意吗！玄宗一听，“大悟”，蹶然起曰:“微兄，几至滥刑。”立刻释放卫士。当天，在兴庆宫里宴饮极欢，玄宗亲自解下红玉带，连同御马，送给了大哥。这个真实的故事既说明善纳规谏，更反映了防止“滥刑”的事实。浪费粮食是一种“过失”，但从法律上说，并不构成死罪。如果盛怒之下“杖杀之”，势必造成一柱错案，将使人人自危。
唐玄宗终于明悟过来，避免了如同唐太宗怒杀张蕴古那样的悲剧。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八月，武强（今属河北）令裴景仙索取贿赃达五千匹，事发逃走。玄宗“大怒，令集众杀之。”刚刚上任的大理卿李朝隐认为，“乞，犯不至死”，加上景仙曾祖是唐开国元勋裴寂，根据“十代宥贤”的原则，应改弃市为流刑。玄宗手诏不许。这里坚持有法必依，该斩则斩，该流则流，不轻罪重判，不以法随人，表现了法官忠于职守的品质。
唐玄宗下制曰:“朕垂范作训，庶动植咸若，岂严刑逞戮，使手足无措者哉？”于是，判处贪官裴景仙决杖一百，流放岭南。除了断案外，对待社会动乱事件的处置也贯彻了宽仁原则。就在裴景仙案不久，京城长安发生权楚璧拥左屯营兵叛乱事件，西京留守王志愔惊恐而死。当时，唐玄宗在东都洛阳，立即派遣河南尹王怡前往处理。“（王）怡禁系极众，久之未能决断。”
纵观整个唐朝的法律发现,等级森严,贵贱的不同法律也就不同。特权有特权的法律,贱民有贱民的法律。完全是赤裸裸的特权法!如果良贱相况,则良轻贱重;主奴相犯,则奴重主轻甚至不罚;主奴相隐,则主人无反,逆,叛罪,奴不得相告。如果那种幻想穿越到唐朝的人知道有这种刑罚，不知道还有没有兴趣想着穿越？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