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大河内区”规划的历史地理渊源
2016年5月9日，越南总理阮春福批准了建立“大河内区”的决议。决议拟于2050年之前，将河内周边的永福、富寿、北宁、海阳、兴安、河南、和平、太原、北江九省并入河内市，成立新河内。我们称之为“大河内区”。“大河内区”中，原来之河内市、永福、北宁处于地理中心，同时也是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平、富寿、太原和北江是连接三面山区的接口；海阳、兴安和河南三省是陆地向海洋的过渡地带。“大河内区”的规划设想，引起了很多议论。在此，笔者也想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它做一点探讨。
古代越南地图
越南古代的政治地理结构，主要分为两种，一为圈层式，一为区块式，这两种结构往往并行不悖。以后黎至今为例，圈层结构早在黎初就已存在，根据《大越史记全书》的记载，顺天元年（1428）年黎利设东、西、南、北和海西共五道，五道之内又各辖数量不等的府县。此五道的设置，显系以升龙为中心，以道里远近为标准，是以陈荆和先生认为：“此种纯以京师为方位中心之区划，实以黎利之五道为创举。”其后的洪德二十一年（1490），黎圣宗定全国版图为十三处，京师四周为山南（xu nam）、山西(xu tay)、京北(xu bac)和海阳(xu dong)四处，此四处为内层，其余诸处为外层，亦呈圈层状分布。莫朝建立之后，将政区通名由“承宣”改为“路”，其政区结构则未甚变易。
阮廌
值得一提的是，现存的阮廌《舆地志》一书，当是以后黎朝这种区划为基本参照的，但同时掺入了一定的个人理想成分。在这本书中，作者将当时的黎朝分为两大圈层，内圈为“中都”，外圈为“藩”，与上文黎利的五道名目不同，书中的“藩”名为东藩、西藩、南藩、北藩。“藩”并非指藩属国，也不是正式的政区名目，而是阮廌对地方十三镇这种中央经制区的统称。中都“四方辐辏，居国之中”，四藩十三镇之地则呈圈状包其四周，这就种以中都为中心、向四方发散开去的同心圆构造。而在四藩十三镇内部，阮廌又进行了细化，将每藩属镇分为二到五个细小圈层，如东藩只包含首镇海阳和次镇安邦，而南藩则有山南、清化、乂安、顺化、南界五镇，很明显，这种圈内细划是以道里远近为标准的。
从《舆地志》所载的政区名目来看，此书可能是托名阮廌的，或者保守一些说，本书可能是后人对所谓阮廌著作的修改本，如李塔娜教授根据里面的地名后出现象，认为：“这部书是在17世纪中叶和18世纪初期，做过重大修改的一部著作，因而阮廌所写的著作只留下一具空壳。”李教授的结论颇为精当。但我认为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黎朝政区结构的面貌，因为从上述文本叙述结构来看，作者显然是以黎朝特别是洪德以后的政区为素地的，只不过在政区通名上做了改变。文本的叙述结构，或是制作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反映，或是在实际情况基础上做了一些变通，《皇越一统舆地志》、《大南一统志》属于前者，《舆地志》则应属于后者。如果说在《舆地志》产生之前，越南的政治地理思维还未得到明白晓示、“日用而不知”的话，那么此书的产生，无异于给后来者提供了参考范本。其后之广南国、郑主、西山国、阮朝都自觉的运用其中所体现的政治地理思维，来进行政区的布局和更动。中兴黎朝南北对立地图
区块状政区结构，在越南历史中表现得亦十分明显。从后黎朝的五道到东都和西都，此为政区区块结构的溯源阶段。中兴黎朝时南北长期并立、空间区隔，这种局面也深刻形塑了时人的政治地理思维，产生了内路（dang trong）和外路（dang ngoai）两大区块，这意味着政区区块格局的正式形成。西山朝占领了空前广阔的土地，将其一分为三，这就是今日“三圻”的原初形态。
阮朝建立后的大南一统图
阮朝建立之后，嘉隆帝分其国土为北城、南城和十二营镇三部，据大泽一雄的看法，此乃汲取了西山三分的经验，笔者甚为认同，嘉隆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体现了他对西山朝诸多方面的明斥而暗取。但在行政制度上，阮朝摈弃了西山的藩王出镇制，而代之以重臣委任制，可说更适宜于当时的形势。明命时期分国土为直畿、南圻、北圻，1835年又增加了镇西城，因此自此至明命去世时，阮朝实际上是四区制，直到绍治时期，复立高蛮国王，镇西城建制撤销，阮朝才又回归三区制。法属时期则分越南为东京、安南和交趾支那三部分，亦是施行三区制。后来越南经历了南北二分，直至今日，仍是施行三区制。
由此可知，从后黎朝至今，越南政区的区块结构的内涵一直在发生变化：从二区制发展到三区制，再到四区制，再回归三区制，再变为二区制，而后再次回归三区制。这也表明，三区制是最符合越南的空间形态，也是最适合越南人的政治地理思维的。
“大河内区”构想，是圈层结构和区块结构思维的耦合体，它是在区块基础上，通过对政区圈层的简化而实现的。所谓的“区块基础”，即三区制中的北区（即北城、北圻）。“大河内区”所包含的九省一市之地，基本处于红河下游平原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詹姆斯•斯科特考察东南亚国家的平地政权，对于超过三百米高地的山民统治乏力，而此处的“大河内区”诸地正是位于三百米以下的均质平原上，其内部通过繁密的河网和人工工事连成一体，对外则通过现代航运技术与域外保持联系，可以说是一块“内联外接”的完整地域单元。
所谓“对政区圈层的简化”，即由于这一地区的京族人口占绝大多数，且政治经济趋同性很明显，因此适宜于采取高度近似的统治方式，表现在政区圈层上，即适用于单一圈层。单一圈层，分为单一的直接统治圈层和单一的非直接统治圈层两类，显然大河内区的倡立者更倾向的是前者。这也造成了政区圈层结构的简化。尽管政区设置的精髓在于“因人而治”、“因俗而治”，但在对特殊“人”、“俗”的考量方面，大河内区可谓是天然的低风险。
从该地区历史政区的设置来看，“大河内区”也是有其合理性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后黎朝升龙--五道和升龙--四处的设置外，西山朝时期，阮惠为了安定后黎故地，在红河流域建立北城。西山的北城的军事性色彩十分浓厚，因此在安定黎朝故地和防范清国方面较有成效。但正如《左传》所言：“武大不在边。”以重臣代镇北阃，操诸镇大权于一手，日久之后易生大患。且从行政层级上来看，此时地方政区为城-镇-府-州、县-总六级，层级较多、吏员滋弊，难免会造成行政效率的低下。
阮朝建立之后，因袭了西山的北城建制，同时进一步细化，分为“内五镇”和“外六镇”。“内五镇”包括山南上下、山西、京北、海阳，“外六镇”包括谅山、太原、兴化、安广、高平、宣光之地。今日的“大河内区”，基本上就是“内五镇”外加太原、安广之地。阮朝北城和西山北城存在的问题，如出一辙。嘉隆七年（1808），阮福映又将北城的设置经验推广到南方，在南方六镇设置嘉定城，崔秉旭先生的研究已经揭示出，嘉定城的独立性较之北城更胜一筹。皇帝直接控制的只有广德、广治、广平、广南四营。
是以明命十二年（1831）和十三年（1832），先后废除北城和嘉定城，而代之以行省制度。在亚历山大•伍德赛德看来，行省所设之总督，实际上是原有总镇权力分化的结果。笔者认为这一点可能尚需再界定，因为总镇权力分化与总督获授权力，在权力性质上其实是异质的，它牵涉到政区结构的变化、行政部门的调整、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等诸多方面，并非权力分解那么简单。行省制度的设置，是中央加强地方控制的一种体现，在政区上，带来的客观结果是河内做为大区的肢解。但河内的行省化，又并不代表着大区制的终结，在北城和嘉定城撤销不久的明命十五年（1834），明命帝下令以“广南、广义为南直，广治广平为北直，平定至平顺为左畿，河静至清葩为右畿”，实际上是将原有的边缘大区移植到了中部首都区域。相比与嘉隆时期的直隶四营，明命的直畿建制，使得皇帝直接控制的范围增大了近两倍，直畿地区实际上成了京师的辐射带，用现代话语命名的话，实际上构成了“大顺化区”。以今日首都河内为中心的“大河内区”之设置，也应是借鉴了这种“大顺化区”直畿制度的。
中圻“大顺化”
大河内区在地理上是以红河均质平原为基础，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地理单元，在政治上借鉴了历史上直接统治区的设置经验，采取了直辖区扩大化的方式，来升格政区，并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因此是有其合理性的。但由于省制已经施行多年，人们的政治地理思维已经相当固化，且旧有行政制度具有强大的粘着性，因此大区制的推行势必阻力重重。即便最后得以推行，随着时间的演进，也会不可避免的产生曾经的多种问题。而周边省区，可能会充当基础物资供应者的角色，在得到大区的反哺方面遇到困难，如此就易于形成泵吸效应，将周边地区的活力逐渐抽干，届时或许又是下次分区“轮回”的开始了。
参考资料：
阮朝国史馆：《大南实录》。
李塔娜(litana)：《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
大泽一雄：《对阮朝总镇制度的考察》。
崔秉旭（choibyungwook）：《明命时期的南部越南（1820-1841）》
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woodside）：《越南与中国模式》。
詹姆斯•斯科特(jamesc.scott)：《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陈荆和：《越南东京之地方特称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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