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登徒”非 “左徒”
内容提要《史记》中的“左徒”、曾侯乙墓的“左徒”、宋玉赋中的“登徒子”互不相干，目前还没有可信文献资料能将它们联系起来。而《齐策三》“孟尝君出行国”中的“郢之登徒”，见孟尝君门人也要称“臣”，说明其地位低于公孫戍（士）。故“郢之登徒”不可能是地位远高于公孫戍的“左徒”。 关键词登徒，登徒子，左徒，孟尝君，黄歇，屈原 一、“左徒”、“左登徒”、“登徒子”略考 汤炳正先生说：“‘左徒’与‘登徒’是一个官职的两种不同的简称”（p49）；“楚国这个‘左徒’,当即‘左登徒’的省称。由于省‘登’字，称‘左徒’。其次，在先秦，楚国又有‘登徒’之称，如《战国策·齐三》有郢之‘登徒’，《文选·赋癸》有‘登徒子’。这个‘登徒’当亦为‘左登徒’或‘右登徒’之省称。省去‘左’‘右’，即称‘登徒’。……《齐策》只称‘登徒’，而《文选》则称‘登徒子’，这个‘子’宇或系后人不理解‘登徒’的本义者所增加。因此，号称渊博典实的《文选》李善注把作为官称的‘登徒’误为人的名称”。（p52） 汤老把“楚国的‘左徒’”、“曾侯乙墓的‘左登徒’”、“《战国策·齐三》‘郢之登徒’”、“宋玉赋中的‘登徒子’”这四者混而为一的推论，似乎难以成立。 （一）、左徒及其级别 1、左徒屈原 《屈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正如《惜往日》所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诗。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这是屈原任左徒时“王甚任之”，进行变法革新取得成效的的追忆。……“上官大夫与之同列”，说明左徒的地位与大夫类同。只不过受到怀王宠信，得以“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与左徒黄歇对照，这种优厚的待遇，不能作为左徒的职责共性。犹如历史上某些受宠的宦官专权，不能把它看作是应有的职责。 《新序•节士》：「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 这是屈原被“疏、放”前“东使于齐”的记载。 《屈原列传》：「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 这是怀王十六年“张仪诈楚”之前屈原被“疏”的可靠依据。一般认为怀王十年至十五年屈原任左徒。 屈原失宠后，在怀王十八年还再次出使齐国（《屈原列传》：“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说明屈原被“疏”后可能仍任三闾大夫，可见他任左徒时的级别不会低于大夫，有可能相当于上大夫。 2、左徒黄歇 左徒黄歇在楚顷襄王那里的待遇，远不如左徒屈原。与屈原相似的是他几次使秦，成功地稳定了楚国后期的局势。顷襄王二十六年（前273年），顷襄王以歇为辩，使於秦。黄歇上书说秦昭王，使秦与楚约为与国。黄歇使秦，初次展现其出众的才华，可能在回国后即被任命为左徒、太子傅。 《楚世家》：二十七年“复与秦平，而入太子为质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p344） 《春申君列传》：“黄歇受约归楚，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质於秦，秦留之数年。楚顷襄王病，太子不得归。……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问楚王之疾，返而後图之。’黄歇为楚太子计曰：‘……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p589-590） 左徒、太子傅黄歇“侍太子入秦为质”一待十年。可见，左徒是近臣，而不是重臣。 黄歇在楚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远远大于屈原。从史书的记载看，黄歇在任左徒时，并不是“兼掌内政、外交的要员。”（p54） 《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p344）故有人认为：左徒是“次于令尹的重臣”。 段熙仲先生曰：「“春申君冒生命的危险，救了太子回国为王，功大事难，因此不一定是循着通常的阶级升官，而有着逾格酬庸的意味的”。《战国策•韩策二》“史疾为韩使楚”：“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似乎令尹之下不是左徒”，“因此怀疑左徒官仅次于令尹的看法，而以为春申君的由左徒升令尹是破格酬劳而不是历阶而升。”」（p63）可信。 3、左徒可担任太子之师 史载左徒黄歇是“太子之傅”，左徒屈原也可能担任过“太子之师”。 有个旁证。《礼记·学记》曰：“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其“师”为“師、傅”，“长”为“官、长”，“君”为“国君”。故《橘颂》之“年岁虽少，可师长兮。”或可解释为，年岁虽少，已担任“師”（太子师）和“长”（左徒）。4、青铜器“左徒戈” 刘彬徽先生说：“1983年出土于山东营南县小窑乡。稍残，援长13.2厘米。胡部有阴刻铭文3字：左徒戈。……此为楚某一左徒之戈。年代约为战国晚期。” 此青铜戈并非有明确身份的出土文物组合中的物件，制作也不精美。故有人怀疑，它不一定是左徒“官”之戈，而是普通的左徒“卒”之戈。孰是孰非目前较难认定。（二）、曾侯乙墓的“左徒” 起先，裘锡圭先生依据“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推测：“‘左徒’疑即见于《史记》的《楚世家》、《屈原列传》等篇的左徒。”（p27） 汤炳正先生对裘锡圭先生“左徒”的存疑，“作进一步的探索”，提出：“”当即“升”的本字。而“升”字古音跟“登”字相同，可通假。故“左徒”即“左登徒”；“左徒”即“左登徒”之省称。 赵逵夫先生又提出，“”是“登”的异体字，应读为“登”。（p146）并认为：“左征尹”、“右征尹”是战国中期以前的称谓，“左（登）徒”、“右（登）徒”是战国后期的称谓。另外，楚之“征尹”、“（登）徒”即中原国家的“行人”。（p150） 周建忠先生则说：“第一，‘左徒’为楚国官职，既见于文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又见于青铜器铭文，有‘二重证据’；第二，‘左徒’就是‘左徒’，与曾侯乙墓‘左徒’、‘右徒’、‘登徒’、‘右征尹’、‘左征尹’没有关系。” （三）、宋玉《赋》的“登徒子” 1、“登徒子”是人名 宋玉的《钓赋》有：“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元渊”。《登徒子好色賦》有：“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两赋中的“登徒子”应当是同一个人。《钓赋》中，宋玉与登徒子并列，偕为元渊的弟子，故登徒子当为人名，不当为官称。再说，也未见先秦官名其后缀以“子”者。 汤炳正先生说：“‘登徒子’，这个‘子’宇或系后人不理解‘登徒’的本义者所增加。……《文选》李善注把作为官称的‘登徒’误为人的名称。”（p52） 那么，就先按汤老之意把《钓赋》“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元渊”中“登徒子”的“子”宇删掉，解“登徒”为官称。那就成为：“宋玉与登徒（之官）偕受钓于元渊”。 这显然与《钓赋》的文意不符。可见汤老之“‘子’宇系后人增加”论，依据不足，还是李善的把“登徒子”解为“人名”融通。 再从《登徒子好色赋》看，只有把“登徒子”解释为人名才能融通。如果按汤老之意把它改为《登徒（之官）好色赋》不但文理不通，而且与正文内容不符：“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 毛泽东先生也说过：“登徒子娶了一个丑媳妇，但是登徒子始终对她忠贞不二”。可见“登徒子”是人名、是特称，不能改为通用的“官称”。 《登徒子好色赋》并非深奥难读、易起歧义之文，两千多年来大家公认“登徒子”是人名。如果没有偏见，决不会把文献中指示“人”的“子”字强行删除，为“登徒”是“官称”的观点开路。 既然“登徒子”是人名，那么汤老的“表示官级通称的‘大夫’与表示职守别称的‘登徒’连举而称‘大夫登徒’”（p53）就更不能令人信服了。 2、“登徒子”是“楚都迁陈”后，顷襄王身边的“大夫”。 从《钓赋》“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元渊，止而并见于楚襄王”看：《钓赋》有可能是现存宋玉作品中最早的一篇。其时宋玉成年不久、初见楚襄王。他“以‘钓’喻政，力谏楚襄王以贤圣、道德、仁义、禄利、泽罚为具，行‘大王之钓’治理楚国。” 刘刚先生考证：环渊“大约在公元前284年前后回到楚国，隐于陈郢附近，以钓为事。以此推论，宋玉从环渊‘受钓’，当在环渊返楚之后，即在公元前284年之后，或更晚些‘受钓’之地当在陈郢一带。”刘刚先生认为：“宋玉约生于楚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 按刘氏的考证，“宋玉从元渊（环渊）‘受钓’”时尚未成年。 《钓赋》中，宋玉以“大王之钓”冷落了登徒子的“玄洲之钓”。登徒子就在襄王面前短宋玉“性好色”（见《登徒子好色赋》）。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假如宋玉讲不出道理，楚王就要炒他的鱿鱼。说明楚襄王与宋玉接触不久，对他还不了解。宋玉说：东家之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说明宋玉当时是个“体貌闲丽”的未婚青年。可见《钓赋》与《登徒子好色赋》所记的皆为宋玉初见楚襄王之事，两者是紧接相连的。宋玉的善辯赢得了楚襄王的好感“于是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 《登徒子好色赋》曰：“是时，秦章华大夫在侧”；“且夫南楚穷巷之妾，焉足为大王言乎？”（意思为：况且南楚章华偏远之地的女子，那能拿来在大王前面说呢！）这个“秦章华大夫”，或许就是封于“原楚章华宫所在地”的“秦大夫”。说明“章华”早己是秦国的国土，这当是“楚都东迁”以后的事。其二，只有楚都东迁“陈城”（今河南淮阳县），“章华”在楚都西南，才可称其为“南楚”。故此说可作为楚都已经东迁的旁证。再有，“东家之子，嫣然一笑”“惑、迷”的不是郢都未迁时贵族集聚的郢、鄢、鄂……。而是郢都东迁前并不闻名的、楚国东北部“陈城”附近的“阳城，下蔡”，这也暗示“宋玉侍楚襄王时”楚都已经东迁陈城。 汤炳正先生说：“可能宋玉笔下的‘登徒’，是别有其人的‘右登徒’，并不是‘左登徒’黄歇；其次，更大的可能性是：宋玉是在托言讽谕，如子虚，乌有之流。并非实有其人，只不过是借用这个空头官衔以呜不平”。（p56-57） “宋玉笔下的‘登徒’，并非实有其人”，可能性很大。但是，汤老把“登徒子”的“子”删掉，判断为“右登徒”；把“左徒黄歇”增宇为“‘左登徒’黄歇”，以适应“登徒为官名”的观点。如此“删、增”似乎欠妥。 小结： 1、《史记》中的左徒（屈原、黄歇）属大夫（或上大夫）级别。左徒的特点之一是学识广博，善于辞令的外交官或兼太子师。没有任何信息证明“左徒”是“省称”。 2、曾侯乙墓的“左徒”，目前尚难以与“左徒”关联。楚国官制比较复杂，出土物中大量楚国官名目前尚不知其等级与职守。 3、宋玉赋中的“登徒子”是人名（或是宋玉笔下虚构的人物）。起先登徒子与宋玉同为元渊的弟子，后来是顷襄王身边的“大夫”，其职守与“登徒”无关。
二、“郢之登徒”不是“左徒黄歇” 《齐策三》“孟尝君出行国”是“登徒”即“左徒”说者的重要依据。 （一）、“孟尝君出行国”原文 孟尝君出行国，至楚，献象床。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见孟尝君门人公孙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伤此若发秒，卖妻子不足偿之。足下能使仆无行，先人有宝剑，愿得献之。」公孙曰：「诺。」 入见孟尝君曰：「君岂受楚象床哉？」孟尝君曰：「然。」公孙戍曰：「臣愿君勿受。」孟尝君曰：「何哉？」公孙戍曰：「五国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闻君于齐能振达贫穷，有存亡继绝之义。五国英桀之士，皆以国事累君，诚说君之义，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床，所未至之国，将何以待君？臣戍愿君勿受。」孟尝君曰：「诺。」 公孙戍趋而去。未出，至中闺，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无受象床，甚善。今何举足之高，志之扬也？」公孙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宝剑一。」孟尝君曰：「何谓也？」公孙戍曰：「门下百数，莫敢入谏，臣独入谏，臣一喜；谏而得听，臣二喜；谏而止君之过，臣三喜。输象床，郢之登徒不欲行，许戍以先人之宝剑。」孟尝君曰：「善。受之乎？」公孙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书门版曰：「有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p564） 文中塑造了三个人物：孟尝君，廉洁大度，为扬已名，闻过则喜。公孫戍，才思敏捷，假公济私，沾沾自喜。郢之登徒，卑俗怕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二）、汤炳正先生对“楚‘登徒’向孟尝君献象床的事件，新的理解”（p55）： 「“笫一，齐国的盂尝君到了楚国，在接待工作中送致象床的是楚国的‘登徒’。这个‘登徒’，过去在李善《文选》注的影响下。人们—直把他看成是人的名称。现在根据《屈原列传》的记载。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正是‘左徒’的份内任务。因此。可以证明这个接待孟尝君并且送致象床的‘登徒’，即‘左徒’之职；也就是曾侯乙墓简文所记载的在曾侯葬事中賻赠车马的‘左徒’之职。而且从‘臣，郢之登徒也’一语来看，在执行任务时对外宾讲话的语言环境中，首先应当自我介绍的是个人的官职与政治身份，而决不会突如其来地只称个人的名字是（p55）‘郢之某人’。显而易见，《齐策》的‘登徒’与宋赋的‘登徒’一样。都应当是官名而非人名。 第二．孟尝君相齐跟黄歇任楚顷襄王“左徒”的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当时孟尝君至楚，办接待工作的“登徒”，很可能就是“左徒”黄歇。他跟顷襄王在惧秦疏齐的外交方针支配下，表面上声称要赠盂尝君以极其珍贵的礼品"象床"，以敷衍这位声势赫赫，周行各国的外宾;而又从中大耍手段。说了不算，以免惹起秦国的注意。」（p55-56） 汤先生似乎没有把精力放在“文本”的阅读与分析上，因此这些“理解”，可能有违“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 试分析之 1、“郢之登徒”接待孟尝君了吗？ 《齐策三》郢之登徒见孟尝君门人公孙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伤此若发秒，卖妻子不足偿之。足下能使仆无行，先人有宝剑，愿得献之。」（p564）”这分明是“郢之登徒”与“公孫戍”的私下交易。 汤老却说：“齐国的盂尝君到了楚国，在接待工作中送致象床的是楚国的‘登徒’。……这个接待孟尝君并且送致象床的‘登徒’，即‘左徒’之职”（p55） “郢之登徒”见公孙戍，既不是“在执行任务时对外宾讲话”；更没有“接待孟尝君并且送致象床”。故汤老之论，似乎是对《孟尝君出行国》的误读。 汤老的：“试问，象这样有关赠送礼品的邦交大事，岂会如过去所理解的那样，由于一个名叫‘登徒’的一般官员怕负责任而擅自借故推脱、临时改变计划?”（p56）——这恐怕应该去“问”编写此文的古人！ 2、怎么看“臣……足下……”？ 汤老说：“从‘臣，郢之登徒也’一语来看，在执行任务时对外宾讲话的语言环境中，首先应当自我介绍的是个人的官职与政治身份，而决不会突如其来地只称个人的名字是‘郢之某人’”。（p55） 假如是在“接待外宾的语言环境中”，那么汤老的这个说法确有道理。但是，要了解历史人物，必须把他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考察。 先秦之时的外事等活动中，位卑者与位尊者对话，可自称“臣”等，称尊者可称“足下”、“君”等。 如: 《秦策二·甘茂亡秦且之齐》：“甘茂亡秦，且之齐，出关遇苏子，曰：‘……今臣不肖，弃逐于秦而出关，愿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我逐也。’”《赵四·齐欲攻宋秦令起贾禁之》：“谓齐王曰：‘臣为足下谓魏王……’” 《齐策三》公孙戍曰：“臣愿君勿受。” 这种称谓上的尊卑关系在《战国策》中贯彻始终没有例外。 “郢之登徒”见孟尝君门人公孙戍（相当于士）也要称“臣”称“足下”，说明其社会地位低于公孫戍。“郢之登徒”还作了与楚王献象床之决定相悖的小动作。这些卑下的言行，不可能出自“楚之左徒”（大夫或上大夫）。 3、《齐策》的‘登徒’与宋赋的‘登徒’一样吗？ 汤老说：“显而易见，《齐策》的‘登徒’与宋赋的‘登徒’一样。都应当是官名而非人名”。（p56） 此说也难以成立。 先秦的很多姓氏从官名而来，“登徒”有可能原先是官名，后来成为姓氏。 “《齐策》的郢之登徒”，只是个级别低于公孫戍（士）的小官吏。（这个“登徒”到底是官名还是人名，对理解此文，并不太重要，可以存疑。）而宋玉赋中的“登徒子”这个人，则是楚都迁陈以后顷襄王身边的“大夫”。 所以这两者既不能说“都是官名”，更不能说两者“一样”。 4、何来“大耍手段。说了不算”？ 汤老说：“‘左徒’黄歇。他跟顷襄王在惧秦疏齐的外交方针支配下，表面上声称要赠盂尝君以极其珍贵的礼品‘象床’，以敷衍这位声势赫赫，周行各国的外宾;而又从中大耍手段。说了不算，以免惹起秦国的注意。”（p56） 郢之登徒“不欲行”这件事，既没有不让孟尝君知道的预谋，孟尝君的门人公孫戍更没有隐瞒真象，马上就告诉了孟尝君：“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汤炳正先生，把小官吏“郢之登徒”私下的小动作，判断为：左徒黄歇跟顷襄王，“从中大耍手段。说了不算”。如此偏离原文的想象，很难令人信服。 5、“郢之登徒”跟“黄歇”搭不上关系 汤炳正先生曰：“孟尝君相齐跟黄歇任楚顷襄王‘左徒’的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当时孟尝君至楚，办接待工作的‘登徒’，很可能就是‘左徒’黄歇。”（p56） 廖化津先生对此有所商榷：“按《孟尝君列传》及《六国年表》，齐湣王三十年(楚顷襄王五年，前294年)，孟尝君出奔，召回后即‘谢病，归老于薛’，再没有到国外去。直至齐襄王新立(楚顷襄王十六年)不久，孟尝君卒。据《楚世家》，顷襄王二十七年，黄歇才以左徒侍太子于秦，距离孟尝君‘归老’已经二十二年。可见孟尝君至楚送象床的‘登徒’当不是黄歇。” 我们假定，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年）春申君被李园害死时约六十岁。考烈王元年，春申君三十六岁。顷襄王三十六年（前263年），左徒黄歇三十五岁。顷襄王二十七年（前272年），左徒黄歇侍太子完入质於秦时，二十六岁。“顷襄王以歇为辩，使於秦”时（约前273年），黄歇约二十五岁。再向前推21年，即前294年孟尝君“卸任齐相”离齐赴魏，这时的黄歇还是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从时间上看，左徒黄歇不可能与任齐相的孟尝君会面。再从空间上看“郢之登徒”，当是“郢都”之“小官吏”，与左徒黄歇所处的“陈”不是一地。更不用说黄歇任左徒时大部分时间都“侍太子于秦”。可见，“郢之登徒”跟“左徒黄歇”搭不上关系。 其实，只要根据汤先生所引用的《淮南子·兵略训》之文：“然怀王北畏孟尝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强秦，兵挫地削，身死不还。”（p56）就可以判定，“孟尝君相齐，跟黄歇任楚顷襄王‘左徒’的时间”是不一致的。——孟尝君相齐主要在楚怀王之时和顷襄王初年。与约在顷襄王二十七年才任左徒的黄歇，不是同时代之人。 6、“郢之登徒”、“左徒”、“左徒”三者互不相干 汤炳正先生说：“可以证明这个接待孟尝君并且送致象床的‘登徒’，即‘左徒’之职；也就是曾侯乙墓简文所记载的在曾侯葬事中賻赠车马的‘左徒’之职。”（p55） 从社会地位上分析：“郢之登徒”的等级低于公孫戍（士），不会是左徒（大夫）。 从时间上看，孟尝君在前306年左右当上齐相，假如齐相孟尝君访楚，其时黄歇多半还未出生（至多是个婴幼儿）。更说明《齐策三》中的“登徒”不可能是左徒黄歇。 至于曾侯乙墓的“左徒”，目前并没有可信文献资料能证明它与“左徒”相关。 可见，汤先生的“证明”并不成功。 核实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实失真、文献依据不足，尔后的一切都是流沙上的建筑。汤老的《“左徒”与“登徒”》一文，不但文献依据不足，还有多处史实失真，这对于具有深厚“小学”功底的汤炳正先生来说，实在出人意料……。
align="center">三、“郢之登徒”不是“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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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赵逵夫先生说：“《齐策三》中所写‘郢之登徒’乃楚之左徒。……这个左徒是谁呢？我以为是屈原。”（p138）此篇“当系于周慎靓王三年（前318，即楚怀王十一年）。此前一年，齐楚燕赵韩楚共同支持公孙衍为魏相，山东六国形成联盟，此年五国合攻秦（齐国未参加攻秦），楚怀王为纵长。孟尝君出行五国，正是齐国与五国结好之后；楚送孟尝君象牙床，乃是怀王着意受买各国执政者以维持纵长地位的表现。” （p134） >只是，赵先生所说的孟尝君至楚的时间与史籍所记不符。 > >前面已经证明：《齐策三》的“郢之登徒”等级低于公孫戍，不会是左徒。 >下面再从齐相孟尝君可能“至楚”的时间，与屈原任左徒的时间来看，这两个人有没有可能碰面？ >
> （一）、孟尝君任齐相的时间（前306年-前2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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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世家》：前310年“魏哀王九年，与秦王会临晋。张仪、魏章皆归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张仪、犀首（公孙衍）、薛公（田文）。楚相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谁而君便之？’昭鱼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 >前310年的田文已称薛公，说明田文约在前310年（齐宣王十年），继位为“薛公”。 >楚相昭鱼恐薛公“相魏”，说明薛公尚不是齐相。 >
>再从《楚世家》看：怀王二十（～二十三年？）“齐之所信于韩者，以韩公子眛为齐相也”。说明其时齐相为韩公子眛。 >
>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八章有：“薛公相脊（齐）也，伐楚九岁，功（攻）秦三年。” 可作孟尝君约在前306年当上了齐相的旁证。 >
>晁福林先生曰：“所谓‘攻秦三年’当指孟尝君从秦逃归后联络齐、魏、韩三国共攻秦以后的三年，实当前298—295年。翌年，即前294年是为孟尝君离齐赴魏之年，也就是帛书所谓的‘王弃薛公’之年。所谓‘伐楚九岁’的始年，当从三国伐秦的前298年上溯九年，即前306年。是年秦相甘茂出奔至齐，翌年，秦加强与楚关系，楚‘倍齐而合秦’（《史记·楚世家》）。孟尝君主谋伐楚，当始于此时。我们说‘伐楚九岁’当从齐、韩、魏三国伐攻秦的前298年上溯，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战国策·西周策》‘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章的记载。是章载韩庆对于孟尝君语谓，‘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而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 （p131） >
>前294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离齐奔魏）。 >
>结论：田文约在前310年，继位为“薛公”又称孟尝君；约在前306年当上了齐相。此后，“伐楚九岁，攻秦三年”（前306年至前296年），到前294年孟尝君离齐奔魏。其间并没有机会访楚。故“孟尝君出行五国”多属虚构之辞。谬文远先生曰：“综观孟尝一生，足迹未涉楚境，此章疑亦依托之语。”（p109） >
> （二）、屈原任左徒的时间（前319年-前3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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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亮夫先生说：“原之被谗，当在十四五年之间也。” >
>怀王十五年（前314年）“战国形势”的焦点是天下诸侯“反齐救燕”。 >
>《战国策•赵三》：“齐破燕，赵欲存之。乐毅谓赵王曰：‘今无约而攻齐，齐必雠赵。不如请以河东易燕地于齐。赵有河北，齐有河东，燕、赵必不争矣。是二国亲也。以河东之地强齐，以燕以赵辅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齐。是因天下以破齐也。’王曰：‘善。’乃以河东易齐，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赵，请伐齐而存燕。”
>《孟子•梁惠王下》：“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
>《战国策•魏策一》还有“楚许魏六城”——楚国欲以六城为代价，换取魏支持，以联合魏赵“伐齐存燕”。此记不一定准确。但是，它反映出怀王十五年楚欲连魏反齐的史实。 >
>怀王十五年，“燕王哙七年，子之南面行王事三年”，“将军市被、太子平谋攻子之，不克。构难数月.齐章子伐燕，杀哙，子之亡。三十日而举燕国。” >
>而此时怀王要“伐齐而存燕”，屈原多半不会赞同。燕国内乱，乃由燕王哙让国于子之引起。这又为楚谗臣提供了“属贞臣而日娱”可能引发内乱，与王、与国不利的例证。上官大夫等人就利用这个机会“共谮屈原”。最后至使“王怒而疏屈平”。 >
>“从楚怀王十六年之前的国际形势和屈原的外交政策方面看，屈原被疏，当在怀王十五年齐国破燕之后，楚国首谋联合赵、魏伐齐之前。”（p20） >
>结论：屈原任左徒的时间，约在怀王十年至十五年（前319年-前314年）。 >
>（三）“郢之登徒”不是“左徒屈原”
>
>孟尝君约在前310年继位为“薛公”；约在前306年当上了齐相。 >
>即便前306年当上了齐相的“孟尝君出行五国，至楚”，屈原已在前314年，被“疏”失职，两个人并没有机会碰面。
>这就进一步证明了《齐策三》中的“郢之登徒”，不可能是屈原。
>
>赵氏之文中还有一些不能自圆其说之处。 > >例如：
align="left">既说“公元前318年。这时孟尝君虽然尚未继封”；田文的父亲，齐相田婴“靖郭君失宠于王”。又把“孟尝君出行五国”系于前318年,说在齐国尚无职权的田文,是“正掌握齐国大权的孟尝君”。
>
>既说：“楚送孟尝君象牙床，乃是怀王着意受买各国执政者以维持纵长地位的表现。” 又说“田文出行五国在五国伐秦之前”。——而“在五国伐秦之前”根本就没有“纵长”，如何“维持纵长地位”呢？ >
>赵氏还说：“楚之左徒不得不以不露痕迹、不影响双方关系的办法，提醒孟尝君”。此说显然与《齐策三》所记不符。此人与公孙戍一见面就亮出了“郢之登徒”的身份；而公孫戍则告诉孟嘗君：“郢之登徒不欲行，许戍以先人之宝剑。”——何来“不露痕迹”的办法呢？ >
>一切问题只有放在特定的时空中才能正确说明。“登徒乃左徒”论，不论是指黄歇，还是指屈原，其时、空、情节都与史实不符。
>
注释:
>汤炳正《“左徒”与“登徒”》《屈赋新探》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p48-57。
>《“左徒”与“登徒”》《中华文史论丛》1981 03
>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 1988年10月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3月。
>刘向《新序•节士》
>段熙仲《楚辞札记》《文史哲》1956 12(总)52 p63
>《礼记》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p368-369]
>裘锡圭《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文物》1979第7期。p25-31
>赵逵夫《屈原和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周建中《屈原仕履考》《文学评论》2005 02 ]
>吴广平编著《宋玉集》岳麓书社2001 08
>刘刚《宋玉年世行迹考》《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05):p48-54
>熊人宽《〈招魂〉——屈原遐想“自招其魂”》
>
>何建章《白话战国策》岳麓书社1992年3月
>廖化津《屈原决不是「传说人物」——驳屈原不见于先秦典籍说》《云梦学刊》1991 （02 )：p7-11
>晁福林《孟尝君考》《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4期
>谬文远《〈战国策〉考辨》中华书局 1984年7月
>《山带阁注楚辞》]
>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align="left">田耕滋《屈原被疏原因探幽》《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p20）
> >（作者：熊人宽）
蒋骥曰：“本传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云云，其非同时，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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