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在”与“行走”
《宋史·地理志》中说，当初北宋皇室南渡，原本不过是将杭州作为一个暂时的所在，即所谓“临安”或者“行在”，因此最初亦无任何大兴土木的营造计划。“建炎三年闰八月，高宗自建康如临安，以州治为行宫，制度皆从俭省，不尚华饰”。之所以“不尚华饰”，并非是皇帝是一个清净简朴的人，或者崇尚一种清净简朴的生活方式，而是因为他并没有将杭州，真正视为自己疆土的政治权力中心。之所以没有这样看，原因却不简单，显然有多方面的考量。至少对祖宗以及臣子们来说，算得上是一种说得出口的“解释”，也可以说是一种“借口”，再说得难听点，甚至也是一种“敷衍”。 或许是在这样一种“解释”之下，初到杭州、惊魂未定的北宋皇室，从一个繁华的北方都城，来到这虽自称“三吴都会，自古繁华”的郡治杭州，如何安顿得了。但又不好意思马上就大兴土木、营造宫殿，以供奢侈享受，还要为那些一天到晚在进言北伐、收复疆土的主战派朝臣们一些安慰。于是乎，后来的文献中，竟然出现了宋皇室临安杭州之后这样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车驾初至临安，霖雨不止，叶梦得等言：州治屋宇不多，六宫居必隘扎窄。而贵为天子的大宋皇帝，竟然有如此通情达理之回覆：亦不觉窄，但卑湿耳。然自过江，百官六军皆失所，朕何敢求安。 一个与天下臣民共患难的天子！所以《行在所录》中会有这样的记载： 绍兴元年十一月，诏守臣徐康国措置草创，有旨，仅蔽风雨足矣。时修内司乞造三百间，诏减二百。二十八年，增筑皇城禁中，间有营建，率因事立制，务在简朴，列朝相承，罕所增益。 真实的情况是否如此呢？ 明杭州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帝王都会》中说：“绍兴、淳熙之间，颇称康裕，君相纵逸，耽乐湖山，无复新亭之泪。”也就是说，日子一旦稍微好过了一点，不管是这种所谓的“康裕”是仅限于杭嘉湖平原地区，还是在稍微扩大一点，但苟且偷安的南宋朝廷实际所辖区域，都显示出没有一个皇帝愿意过紧日子、当苦皇帝。如果当皇帝都不能享受，还有谁会争抢著去觊觎皇权呢？ 于是便有了士人林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的讽喻，亦有了“如何只说临安路，不数中原有几程？”之类的议论。其中所言，无非是南渡皇室显然已经将临安行在，当作了可供偏安的“久在”。甚至因此也连累到西湖，论者“以西湖为尤物，比之西施之破吴也”。 其实，湖山何罪之有？不过无辜牵连，受累成了替罪。而之所以会有如此议论，多数不过是为当初一个“临安”“行在”所蒙骗。或许在南宋皇帝的内心深处，那个北方的都城，曾经的繁华所在，早已经不过是过眼云烟了，哪里里有眼下实在的享受来得真切呢？由“行在”，倒又让人联想到“行走”。“行在”是天子，“行走”则是臣子了。天子“行在”，不过是骗人，臣子的“行走”，也不过是天子恩施安慰哄骗臣子的一块巧克力而已。譬如已经逊位多年、只能隐居在紫禁城里的小皇帝溥仪，为了学英文，请了苏格兰人庄士敦为师傅。皇帝的师傅，自然还需要一些头衔，于是便有了“毓庆宫行走”的谕赏，还可以坐一种两人抬的小亮轿（“二人肩舆”）。就连被挑选来宫中陪读的人，也被谕封为“内廷行走”。 在赏赐者那里，这是一种权力与恩宠的象征，而在被赏赐者那里，这是一种荣耀。赏赐者乐得有这种显示与象征，尤其是在其权力已经衰微的时候；而被赏赐者也乐得有这种“殊荣”，因为这实在是他们忠心奉上的一种机会。所以，被赏赐者一般也并不轻看这种“荣耀”。就连明达如王国维这样的学人，不过为了一个“南书房行走”，而在清室风雨飘摇的自沉一池死水之中。 在一个自己无法把握的体制性礼仪制度中，“行在”也罢，“行走”也罢，其实都是当不得真的。一旦你当真，就要赔上你的性命，前者有岳飞，后者则有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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