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新兴的士阶层是否直接破坏了世官世禄制度？
在春秋初期，卿、大夫的封邑，由于土地尚未充分开发，经济贤展不快，加以各宗族的人口还末过多繁衍，因此没有形成独立盼割据力量。到了春秋中后期，形势发生了变化，各诸侯国内卿、 大夫的力量强大起来，他们所统治的封邑，在诸侯国内也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割据独立的小国，并且也在互相兼并。有些势力较大的卿、大夫，甚至操纵了诸侯国的政治，国君反而成为傀儡。
卿、 大夫的专权和互相兼并，一般是以公元前546年晋、楚弭兵会议为界。在此以前的列国形势，主要是诸侯称霸和对小国家的兼并；在此以后，主要是大夫专权和大夫之间的互相兼并。这个发展标志着旧制度的崩溃和新势力的崛起。卿、大夫专权和兼并，成为春秋后期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此时，周王朝的宗法实际上已没有多少约束力了。而原来处于贵族最低层士的崛起并对各国政治生活发生了重要作用。这也是西周宗法统治秩序崩溃的一个突出标志。
为了适应兼并和争霸的需要，诸侯、卿、大夫便在自己的宗族成员中，选拔一些人当武士。其中有些地位较高的士，充任了贵族的家臣，成为帮助贵族管理政事的官员。因此，士和上级贵族之间政治上的统属关系就比较密切，宗法上的血缘关系随之逐渐淡薄了。
那些帮助卿、大夫治理国家的士，当上了卿、大夫的家宰、宰。他们在家臣中地位较髙，实际上成为卿、大夫治理中央和地方事务的官僚，势力越来越大，经常利用自己所掌的权力，来与卿、大 夫相对抗，甚至威胁到国君的安全，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现象。比如鲁国季氏的邑宰南蒯，长期统治季氏的都邑费，后来，当他以费邑为根据地起兵反叛季氏时，手下还有一批自称是他臣僚的下级官员，可见南蒯取得了相当于大夫的身份。
在孔子的学生中，就有很多出身低贱的人当上了季氏的邑宰、家宰。掌握了季氏政权的就有子路、冉有、仲弓、子羔等人。春秋前期，诸侯、卿、大夫和士之间有着严密的宗法统治关系，上级贵族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又是宗法上的大宗。
而在春秋末期就不同了，在季氏手下执政的子路等人，并不是鲁君或季氏的宗族成员，不存在宗法血缘关系。同时，他们领取俸禄的制度也已经不是西周、春秋时期的世禄制，即不是食邑而是实物。例如原宪做季氏宰，季氏想给他粟900石，原宪谢绝了；子华出使齐国，冉有为他的母亲代领俸禄，结果冉有给了他家粟5秉；孔子去卫国，卫灵公问他在鲁国得的俸禄多少，孔子回答：得到粟6万石。卫国便同样给了孔子粟6万石的俸禄。
可见，世禄制度已开始改变了。孔子和他的学生虽在鲁国当了官, 但他们的官位也不再是世袭的了，例如孔子在鲁国当了官又丢了官；子路当了季氏的官后，又跑到卫国去当官，这时的世官制度也 已受到了破坏。
从上述的情况看，由于旧的宗法秩序的动摇，出身低贱的新兴的士阶层参与了政治并执掌了政权，出现了一批菲宗法性的、无封邑的、不是世官世禄的、没有独立割据和武装力量而直接受卿或大夫指挥和调动的官僚群，开始了从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过渡。士的兴起，成为春秋晚期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色。士阶层的崛起，使奴隶社会发生了一次大变革，进入一个新时代。
但西方的秦国，是在周平王东迁以后才受封为诸侯的。它长期与戎、狄混杂居处，文化比较落后，这使秦国有一些与东方诸侯国不同的特点：它在国内没有建立分封卿大夫的制度，所以西周 那一套贵族内部的宗法等级秩序，没有那么明确地表现出来；嫡长子继承君位的制度也不巩固，因此，在贵族内部经常发生王位之争。由于秦国较少受到西周奴隶社会宗法统治的约束和影响，它可以更快地吸收东方的先进文化，并迅速地赶上和超过东方各国。到秦穆公时，秦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秦国强盛局面的取得，是由于秦穆公在创建霸业的过程中,特别注意选用能官吏的结果。
经过春秋时期的兼并战争，到了战国时期，就形成了齐、楚、魏、赵、韩、秦、燕七个大国的争雄局面。七国之中，齐、魏、赵、韩的地主阶级，在春秋战国之交，就取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秦、燕、楚 三国的地主阶级，在战国前期也通过不同形式，逐步取得了政权。新兴的地主阶级，登土了历史舞台，它们要推翻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在选官制度上彻底冲破了奴隶社会宗法制的世官世禄的传统，实行一套适应地主阶级政权需要的选官制度。而在当时，各国普遍推行的主要有军功、养士和客卿三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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