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精神”论
——兼及“《三国》精神”的当代意义
作为一部优秀的古代小说，《三国演义》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无疑是杰出的。然而，《三国演义》之所以数百年来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不仅于中国堪称名著，即便于世界文学宝库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窃以为，首要地还是由于书中主要正面形象身上所强烈表现出来的完美的道德风采和不懈的奋斗理念。笔者将这种体现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风采与理念及围绕这种风采与理念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与追求，概括为“《三国》精神”，并认为：这种精神无论对于现代理想人格的塑造还是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均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兹分别阐释、论证如次。
一、“《三国》精神”的元件构成
“《三国》精神”主要体现在作者所肯定和赞许的正面形象身上。这种精神由多种元件构成，最为重要的是如下三点：
（一）忠上、仁下、义友的道德品质
与西方“能力型”的理想人格不同，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是“伦理型”的。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尽管几经演变，但其倡导的依仁蹈义、看重名节的操守与忠上、仁下、义友的品质，已愈来愈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衡量人的贤德程度的标尺，一直成为整个社会的道德准绳。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就充分地赋予了他笔下的那些正面形象以这样的道德品质。 我们知道，“忠”是一种制约上下关系（其中主要是君臣关系）的道德观念，而“忠上”则又是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一贯倡导并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肯定的道德规范。关、张二人自与刘备“桃园结义”，即始终不渝地忠于刘备；诸葛亮自答应出山辅助刘备，恪尽职守，呕心沥血，以致积劳成疾，最后病逝在伐魏前线五丈原。关、张、诸葛之于刘备的这种关系，虽然在最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历代统治者倡导的“忠上”的道德规范，因而曾为明、清两代的上层当权者利用。但这种彼此忠诚、肝胆相照的关系，也同时体现了广大民众相互交往间的“互忠”，所以这种道德观念，千百年来才一直为下层的百姓所普遍推崇。 古代社会中，“仁”一直是理想人格的基本元件，是安身立命的根本要素，也是褒贬臧否人物的重要标准。孔子高唱“礼”和“仁”，“礼”的主张是意欲把社会纳入“有序”的状态，而“仁”的要求则是要加强个人的修养，做一个“仁人”，并且忠于内、恕于外，只有“天下归仁焉”，世界才会达到太平、安乐。刘备被称作“圣君”的典范，在他的身上集中了封建君主许多难得的优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礼贤下士与宽仁爱民。宁可失去得力臂膀徐庶，而不愿强其所难，是仁；置唯一骨血于不顾，而唯恐爱将赵云有失，是仁；当阳长坂被曹军追杀得落花流水，差点连性命也难保，却始终不肯舍弃十余万相随的百姓，则更是仁！刘备集团在与自身命运的抗争和图谋江山社稷的过程中所履行的这种“仁”的法则，蕴含了人们的向往与希望，所以也就自然而然地赢得了人们的支持与赞扬。
“义”，本是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家的道德观。至司马迁热烈歌颂侠义之士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使人倍增赞许之情。这种讲义气、共患难的行为与统治阶级的相互倾轧和狡诈阴险适成鲜明的对照，因而为封建社会中要求互爱、互助的小生产者乃至各阶层民众所接受，并逐渐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国演义》中的“义”所体现的当然也主要是作为小生产者道德观的“义”，但长期以来，看重然诺、祸福共之的行为依然为广大百姓所肯定和称羡，并一直被目为理想人格的重要因素和相互交际的法则。 综而言之，人，无不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与方方面面的其他社会成员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复杂关系。而“忠上、仁下、义友”，则囊括了对于上级、下级和朋友交往、交际间的几种主要关系的处事准则，体现着传统人格理想中的崇高道德品质。《演义》作者用其全部热情赋予了他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以上述品德，其赞扬、歌颂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二）刚勇、睿智、文武兼擅的杰出才能
《三国演义》以魏、蜀、吴三个军事集团兴盛衰亡的历史演递过程为结构主线，以连绵不绝、波谲云诡的战争风云为中心事件，以龙争虎斗、各显神通的各色人物为重点对象，从而展开了它的叙述、描写视点。既然如此，那么其笔下的主要人物当然就必须具有武勇、睿智的个人能力与斗勇、斗智的角逐本领。纵观全书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欣赏刚强勇武，崇尚智慧谋略，同时更激赏智勇兼备和文武双全。
1．对刚强勇武的欣赏 在《演义》所塑造的众多艺术形象当中，一提起勇力过人、刚强威武的虎将，我们马上就会想起关、张、赵、马、黄以及吕布、许褚等人。现仅以吓破敌胆的张飞为例，略作论列。
张飞，是《演义》中最惹人喜爱的一员猛将，长得“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性情刚烈，勇武过人。虎牢关下挑战勇冠一时的吕布，葭萌关前恶斗“有信、布之勇”的马超，均是大战多少回合不分胜负，真正称得上是“强者之间的对话”。至于“大闹长坂桥”一段，人们更是熟悉。
《演义》作者不仅对他所心仪的蜀汉阵营中张飞等人的刚强勇武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崇尚与赞美之情，即对于其他军事集团中的武艺超群之人，如许褚、典韦、太史慈、丁奉等的威猛骁勇也均表现出欣赏之意。从这里，不难看出作者的尚武精神以及在当时特定的时代条件下人们对于超常的“力”的推尊。
2．对智慧谋略的崇尚
作者在欣赏武勇的同时，崇尚智谋。这方面的例子，小说中俯拾皆是。譬如第三十九回“博望坡军师初用兵”一节：此前，刘备虽殚精竭虑，并有关、张两位世之猛将的倾力辅佐，仍辗转飘泊，无安身之所。经“三顾草庐”，终于请出谋士诸葛亮。但诸葛亮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刘备心里没谱。恰在此时，忽报十万曹军杀奔新野而来，而刘备方面兵士不过数千，形势万分危急。只见诸葛亮成竹在胸，调度有方，安排妥当后，有一段对话颇有意味： 云长曰：“我等皆出迎敌，未审军师却作何事？”孔明曰：“我只坐守县城。”张飞大笑曰：“我们都去厮杀，你却在家里坐地，好自在！”孔明曰：“剑印在此，违令者斩！”玄德曰：“岂不闻‘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二弟不可违令。”张飞冷笑而去。……（众将）都疑惑不定。
“疑惑”归疑惑，“冷笑”归冷笑，但事实是：上述精密的谋划赢得了战斗的胜利，直把个曹军“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它如第四十五回“群英会”中的周公瑾将计就计，借曹操之手杀掉了两个深谙水军之妙的水军都督，不动一卒一将即除去心中大患，这谋略岂不抵得上千万个精兵？再如第三十三回里的“郭嘉遣计定辽东”，曹方未动一兵一卒，而数日之内，公孙康即遣人将袁熙、袁尚的首级送至，这计策，又岂是远途跋涉、艰苦征战就一定能够达到的呢？智谋之于致胜的作用由此可见。
3．对智勇兼擅的由衷赞美
罗贯中欣赏战将的刚强勇武，崇尚谋士的智谋韬略，对于智勇兼备的全才则更是由衷地赞美。当然，上述的欣赏、崇尚与赞美并不是无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作者心目中的“德操”与“正义”。论刚勇，那吕布何等了得：号称“万人敌”的关羽、张飞与刘备三人联手，尚奈何他不得，简直可以算得上是“三国第一条好汉”。但此人勇而无谋，见利忘义，反复无常，轻于去就。因之，作者在刻划这个角色时，常流露出鄙弃之意。论计谋，那司马懿又是何等过人；但至少在作者看来，他的谋略却是主要用在了玩弄权术上，即便在曹魏方面的内部争斗中，他也算得上是心术不正。因此，尽管司马懿才智过人，但作者是并不对其持肯定态度的。 那么，作者究竟是欣赏、赞美何等的刚强、睿智与文武兼擅的人才呢？一言以蔽之：正义第一，德操第一。
试以赵云论之。毋庸讳言，对于刘备集团，作者倾注了最大的热情，而赵云又是作者最为激赏的人物。谈起勇猛，我们很难忘记第四十一回“单骑救主”那场恶战：“赵云自四更时分，与曹军厮杀，往来冲突，杀至天明”，“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刺剑砍，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员”，就连在景山顶上观战的曹操望见这位所到之处威不可挡的勇将，也不得不发出“真虎将也”的由衷赞叹。说到智谋，小说第七十一回有一段“据汉水赵云寡胜众”的文字，说的是赵云救出劫烧魏军粮草被困的黄忠等人后，曹操亲率大军追来。赵云因见己寡敌众，遂叫兵士“将营内旗枪，尽皆倒偃，金鼓不鸣。云匹马单枪，立于营门之外”，巧妙地摆了一出“空营计”。曹军果然疑神疑鬼，“操先拨回马走。只听得后面喊声大震，鼓角齐鸣”，“曹兵自相践踏，拥到汉水河边，落水死者，不知其数”，结果蜀军大获全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赵云还具有政治远见：事一，刘备自领益州牧后，“欲将成都有名田宅，分赐诸官。赵云谏曰：‘益州人民，屡遭兵火，田宅皆空。今当归还百姓，令安居复业，民心方服；不宜夺之为私赏也。’玄德大喜，从其言。”事二，刘备欲起倾国之兵为关羽报仇之时，是赵云第一个出来劝阻说：“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话虽短，但很有力，颇能显示出他极高的政治眼光。也正由于赵云不仅勇冠三军，智谋出众，而且赤胆忠心，更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所以千百年来，这个人物才深受人们的尊敬，直到今天还被当作是智勇双全的常胜将军来称颂。（二）现代理想人格的构建
人类正处在世纪之交，新的世纪必将是社会飞速发展和相互间的竞争更趋激烈的世纪，而个体素质的高低又势必会愈发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否较好地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要的重要标尺。人格尤其是健全人格的构建，则又是提高自身素质、适应社会需要的根本问题。所谓健全人格，即人格的理想化。人格的建立不能脱离开民族个性的传统性。笔者认为，将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与西方的理想人格相对照，对于现代理想人格的构建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看重人的道德完美的民族，所以中国传统理想人格推崇的是伦理型的圣人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实现圣贤人格的奋斗途径。而其中，“修身”是基础，是关键。这虽然与以能力为本位的西方理想人格相比，在看重人的能力因素方面不无缺失，但关注道德的磨砺，对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评价尺度是重义轻利的，当义、利发生矛盾时，应当舍生而取义。这与以重利轻义为主的西方的人格价值取向，简直又是相互对立的。尽管西方社会价值观所认为的人的生存价值在于争取和实现自己的权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事功求利是生存的目的，其中不无合理的成分。但不顾“义”的对于利的热衷与追逐，所造成的人际关系的冷漠与友爱的遗落，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新的时代下，如能将中国传统的“义”，赋予重己及人、为国奉献的新的内涵，必会有利于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优秀品质的铸塑。 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把崇高的德行作为第一要素，把“义”当作做人的首要标准，把顺应天意、天人合一作为最高境界。所以，修身养性、自察内省、严格自律便成了人格修行的主要渠道。“德行”、“义”、“顺应天意”在过去的时代固然有其具体的内容和特定的含义，但是，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实际需要出发，似也不应该将它们的含义仅仅局限在传统的层面上，而应该将其推广开来，使其具有更为宽泛的意义，以对现代理想人格的构建起到滋育与借鉴作用。
（三）“三国精神”与人生价值的实现
时代呼唤英雄，时代造就英雄。人类社会的任何杰出人物，都是时代的产儿，更是时代的宠儿。东汉后期，统治者昏庸腐朽，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黑暗一片，于是爆发了黄巾起义。黄巾起义在朝廷和地方武装力量的联手屠杀下最终失败了，但紧接着却又出现了群雄割据、混战争霸的局面。社会生活遭到了极大破坏，老百姓饱受战祸的扰乱，人民渴盼国家的统一，渴盼能够有一个安定的生存环境。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的呼唤之下，产生了一大批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这是历史的必然。笔者之所以提出“三国精神”这一命题，并对这种精神的体现者予以充分的肯定，主要就是因为这种精神的体现者们倾听了时代的召唤，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愿，以饱满的热情去努力拼搏，去建功立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今天的人们自然不能亦步亦趋地去做一个诸葛亮式的实行先王之道、圣贤之德的贤才君子，或是关、张式的纵横海内、搏击风云的勇将战神，但是，人类的思想精华却又是能够跨越时空的界限，长期地显示着其应有价值的。尤其在目前，我们更应该鼓励人们树雄心，立大志，完善道德、增长才干，为国家的昌盛和民族的复兴，去拼搏，去进取，施展才华，建功立业，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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