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孕育的忠义英雄——论关羽形象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与诸葛亮、曹操一起，被清初小说评点家毛宗岗并称为“三奇”、“三绝”：诸葛亮“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堪称“智绝”；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堪称“奸绝”；而关羽则“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堪称“义绝”。
我曾经指出：“历史上的关羽，号称‘万人敌’，确是一员虎将、勇将或名将；然而，他还算不上军事家。就历史功绩、历史地位而言，历代超过他的名将比比皆是，如唐代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统帅郭子仪，功劳就比他大得多。但是，在后人的心目中，关羽的地位却凌驾于所有武将之上，在清代还高于诸葛亮，甚至高于‘万世师表’孔子。”对此，通俗文艺的美化与渲染起了很大作用。其中，《三国演义》对关羽形象的成功塑造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而更值得深入探讨的，则是关羽形象的文化渊源和文化意义。
一
历史上的关羽（？～219），本是刘蜀集团的头号大将。关于他的出身，史无明文，《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并无一字言及其家世，开篇便说他“亡命奔涿郡”，想来应该是出身于下层。汉灵帝光和七年（184）二月，黄巾起义爆发。他和张飞跟从刘备起兵，参与镇压。此后，他一直忠于刘备，不避艰险，深受刘备倚重。献帝初平二年（191），刘备任平原相（相当于太守），即以关羽和张飞为别部司马。建安三年（198），曹操擒杀吕布，刘备随之还许都，曹操表其为左将军，表关羽、张飞为中郎将。次年（199），刘备借率兵截击袁术之机，重据徐州，命关羽守州治下邳（今江苏邳州），行太守事（代理太守），自己则驻守小沛（今江苏沛县）。此时，关羽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已经无人可比。建安五年（200）正月，曹操亲征徐州。刘备大败，投奔袁绍；关羽被擒，曹操拜其为偏将军，不久又封为汉寿亭侯，礼遇甚厚。仅仅三个月后，关羽便毅然回到刘备身边。建安十三年（208），孙权、刘备联合抗曹，当时刘备的主要军力有两部分：一是“关羽水军精甲万人”，二是刘琦率领的江夏军万人。②由此又可见关羽地位之重要。赤壁大战后，刘备夺取荆州江南四郡———武陵、长沙、零陵、桂阳，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试图向北拓展。刘备、诸葛亮先后入蜀后，关羽镇守荆州，独当一面。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他随即率兵北上，攻曹操大将曹仁于樊城，消灭于禁所领七军，擒斩勇将庞德。一时“威震华夏”，以致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但因后防空虚，被孙权袭夺荆州，很快就败走麦城，同年十二月被擒身亡。
作为一员虎将，关羽在汉末三国时期就已声名显赫。其特点主要有三：
其一，勇猛善战，武艺高强。在官渡之战初期的白马之战中，他曾于万军之中一举斩了袁绍大将颜良，“（袁）绍诸将莫能当者”。这雷震霆击般的壮举，使他从此被誉为“熊虎之将”，与张飞皆有万人敌之称。
其二，性格“刚而自矜”———刚强而骄矜（自高自大）。刚强固然是优点，但也须看场合和对象，不能时时处处一味刚强，否则便有可能误事；骄矜则是一大缺点，对于独当一面的统帅或政治集团的领袖，甚至是致命的弱点。关羽的骄矜，对己对友都表现突出。对同僚，他以“老大”自居，时有盛气凌人之态。刘备平定益州时，勇将马超来归，“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按：张飞字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对部将，他不善含容抚绥，稍不如意便加训斥。“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对盟友，他缺乏应有的尊重，动辄恶语相加。“（孙）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孙权后来乘关羽北伐襄阳、樊城之机袭取荆州，根本原因是为了实现其全据长江，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战略目标，对刘备集团而言，固属背信弃义之举；但关羽不善与盟友相处，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其背盟提供了口实。而镇守江陵、公安的麋芳、士仁如果不是因为“怀惧不安”而投降，吕蒙未必能轻易得手，至少他们可以坚守到关羽回援，如此则荆州未必失守。所以，关羽骄矜的代价是极其惨重的。
其三，义气深重，被誉为“天下义士。”“义”的基本含义是正义和合理的言行。关羽之“义”，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忠义彪炳。在长达35年的岁月里，关羽始终忠于刘蜀集团，坚决维护其利益。建安五年（200）初，他被曹操所俘，极受优礼。此时曹操身为当朝执政大臣（以司空行车骑将军，建安十三年始任丞相），关羽如果就此归顺，一般人是不会指责的（前有张辽，后有张郃，均系战败而降，成为曹操手下大将）；但他却不愿背弃刘备，一旦得知其下落，便毅然放弃荣华富贵，回归刘备。这种忠于共同理想的耿耿丹心，深受时人和后人的敬重。二是信义素著。在他归刘之前，曹操命张辽探其口气，“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於袁军。”知恩图报，信守诺言，明言相告，来去分明，如此坦荡胸襟，绝非常人可及。三是节义凛然。由于樊城未能及时拿下，曹操又遣大将徐晃率军救援，致使进攻受阻，孙权则乘虚袭夺荆州，关羽腹背受敌，北伐失败，退守麦城。这时，他仍企图夺回荆州。可惜势单力薄，收复无望，竟在突围时被擒，不屈而死。一代名将，终于为刘蜀集团献出了生命。
二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对关羽的崇敬之情仅次于诸葛亮，书中叙事，对关羽一般都不直呼其名，而是称其字“云长”，或者尊称“关公”、“关某”，显得十分特殊。罗贯中在史实的基础上，吸收通俗文艺的养料，并充分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把关羽塑造为“忠义”的化身，一个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悲剧英雄。为此，作品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非常成功的努力。
（一）竭力夸张关羽的赫赫战功，渲染其英雄气概。历史上的关羽，虽然武艺高强，但其战功不过是《关羽传》记载的斩颜良、围曹仁、败于禁、诛庞德几件。而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却通过一系列虚构性情节，大大夸张了关羽的战功，以突出其盖世英雄的形象。关羽第一次崭露头角的“温酒斩华雄”，便是一个典型的“张冠李戴”情节。历史上斩华雄的，乃是孙坚。《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写得明明白白：“（孙）坚复相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董）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罗贯中对史实作了较大改造，写诸侯联军讨伐董卓时，董卓部下勇将华雄扼守汜水关，先是斩了鲍信之弟鲍忠，继而打败联军先锋孙坚，接着又气势汹汹地到联军寨前挑战，连斩袁术部将俞涉和韩馥部将潘凤；在众诸侯大惊失色之际，身为小小马弓手的关羽挺身而出，奋勇请战，片刻之间便斩了华雄，当他提着华雄之头回到中军帐时，曹操为他斟的一杯酒尚有余温（第5回）。罗贯中巧妙运用侧面描写，层层烘托，虚实结合，把关羽的高度自信和高强武艺表现得十分传神。吕布被杀以后，关羽更是成了天下无敌的英雄。在白马之战中，袁绍大将颜良连斩曹操部将宋宪、魏续；勇将徐晃出战，斗了二十合也败归本阵。就在“诸将栗然”，曹操也“心中忧闷”之时——
关公起身曰：“某虽不才，愿去万军中取其首级，来献丞相。”张辽曰：“军中无戏言，云长不可忽也。”关公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跑下山来，凤目圆睁，蚕眉倒竖，直冲彼阵。河北军如波开浪裂，关公径奔颜良。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冲来，方欲问时，关公赤兔马快，早已跑到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斩于马下；忽地下马，割了颜良首级，拴于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河北兵将大惊，不战自乱。（第25回）
作品在层层铺垫之后，以紧凑的语言，将关羽斩颜良写得极为轻快洒脱，有力地表现了他的万夫不挡之勇。接着，为了与“斩颜良”配套，作品再次使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将原本与关羽无关的“诛文丑”之功加在他的头上：
张辽、徐晃飞马齐出，大叫：“文丑休走！”文丑回头见二将赶上，遂按住铁枪，拈弓搭箭，正射张辽。徐晃大叫：“贼将休放箭！”张辽低头急躲，一箭射中头盔，将簪缨射去。辽奋力再赶，坐下战马，又被文丑一箭射中面颊。那马跪倒前蹄，张辽落地。文丑回马复来，徐晃急轮大斧，截住厮杀。只见文丑后面军马齐到，晃料敌不过，拨马而回。文丑沿河赶来。忽见十余骑马，旗号翩翻，一将当头，提刀飞马而来，乃关云长也，大喝：“贼将休走！”与文丑交马。战不三合，文丑心怯，拨马绕河而走。关公马快，赶上文丑，脑后一刀，将文丑斩下马来。（第26回）
张辽、徐晃双战文丑，未能取胜，而关羽不到三合便将其斩了，对比之下，关羽的神勇愈加突出。此后的“过五关斩六将”、“斩蔡阳”、“水淹七军”等情节，也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虚构成分，甚至全属虚构。这一连串战功，把关羽的勇猛无敌和英雄气概表现得极其充分。
关羽的英雄气概，是他精神世界的自然流露，不仅表现在矢石交飞的战场上，而且表现在其他各种场合，“单刀赴会”和“刮骨疗毒”便是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
历史上的“单刀会”，见于《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肃住益阳，与（关）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在这里，鲁肃显得理直气壮，关羽则比较被动。罗贯中对史实加以改造，先写东吴摆下“鸿门宴”，为关羽与鲁肃的见面设置了严峻的背景；然后写关羽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单刀赴会，在充满杀机的环境里从容不迫，谈笑自若；再写关羽随机应变，一面让周仓发出接应信号，一面挟持鲁肃到江边，安然返回，使东吴方面的精心策划化为泡影，鲁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关羽乘风而去（第66回）。于是，这一回便成了刻画关羽有勇有谋、敢作敢为性格的精彩篇章，突出了他那压倒一切的豪迈气概和震慑对手的大将风度，使“单刀赴会”成为千古传颂的英雄壮举。
历史上的“刮骨疗毒”，则见于《三国志·蜀书·关羽传》：“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不过，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医生，却根本不是华佗。因为此事大约发生在建安二十年（215）左右，而华佗早在建安十三年（208）便被曹操杀害了，根本不可能去为关羽治伤。罗贯中在元代《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巧妙运用颠倒时序、移花接木的艺术手法，把历史上那位不知名的医生变成了神医华佗，生动地表现了关羽非凡的意志和蔑视世间一切困难的气概，为塑造这个“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的艺术形象添上了浓重的一笔。在艺术上，作者善于层层蓄势，使本来并不复杂的情节显得起伏有致，借以逐层表现关羽的英雄气概。华佗的反复试探，写得一波三折，而手术的过程则一泻而下。这种写法，与“温酒斩华雄”中关羽出马前的层层铺垫有异曲同工之妙。另一方面，作者善于运用映衬和对比的艺术手法来刻画人物。其一，华佗本是一代奇才，他那刮骨疗毒的方法也很奇特，恰恰遇上关羽这个奇人，三者相映成趣，遂成小说史上的一段佳话。其二，在刮骨之时，用将士们“皆掩面失色”来衬托关羽的“全无痛苦之色”，使关羽的坚忍性格愈加生色。其三，通过华佗来衬托关羽：华佗一开始就是“因关将军乃天下英雄”而主动前来，治疗完毕盛赞“君侯真天神也”，最后坚决推辞任何报酬。对比他当年为东吴将领周泰治伤时的被聘而往、受重酬而去，这就从侧面表现了关羽那令人倾倒的性格力量。
（二）着重突出关羽“义重如山”的品格。关羽待人处事的原则，集中体现为一个“义”字。这个“义”，既包含对刘蜀集团的忠诚，对“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誓言的恪守，也包含“有恩必报”的人际关系准则。作品中表现关羽这种“义气”的情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千里走单骑”，另一个是“华容道放曹”这就是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大加称赞的“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
历史上关羽的辞曹归刘并不复杂，归刘的路程也不算遥远——当时刘备是在许都南面的濦强（今河南临颍东）一带袭扰曹操后方，距许都不到二百里，步行三四天即可到达，骑马则只需一天或略多一点时间。罗贯中驰骋艺术想象，通过丰富的情节，把这一过程写得十分曲折动人。首先，作品竭力渲染曹操对关羽的敬重和优待。曹操“以客礼待关公”，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时而赐金银，时而送美女，时而赠战袍，时而送宝马，真是关照备至。其次，作品时时强调关羽虽然备受优待，却始终心系刘备，一再表示只要知道刘备下落，便一定前去寻找。再次，作品在层层蓄势的基础上，正面描写关羽得到刘备的准确消息后，立即挂印封金，写书告辞曹操，独自保护着二嫂，踏上了寻找刘备的千里长途（第25回～26回）。这种不恋高官厚禄，不图荣华富贵，不顾危难艰辛，重然诺，轻生死，始终忠于桃园之盟的高风亮节，如同青松傲雪，皓月当空，足令后人千秋敬仰！
至于“华容道放曹”，完全是《三国演义》的虚构。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历史上的曹操败退华容道时，虽然境况十分狼狈，死者甚众，但并未遇到任何埋伏，自然也谈不上被关羽“义释”的问题。《三国志平话》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谋，编织了曹操三次遭到截击的情节，其中第三次是被关羽拦住去路，曹操软语求情，关羽以“军师严令”拒绝，曹操只好强行“撞阵”，由于关羽突然“面生尘露”，曹操才侥幸逃脱。罗贯中对此情节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创造出一个深刻表现关羽内心世界的精妙篇章。当关羽率领的五百校刀手挡住去路时，曹操“止有三百余骑随后，并无衣甲袍铠整齐者”，而且早已精疲力尽，毫无战斗力。在此绝境下，曹操只得软语央告，动之以情。此时的关羽，陷于理智与情感的巨大冲突之中。从忠于汉室，忠于刘备集团的立场来看，曹操是图谋篡逆的“汉贼”，是刘备集团的死敌，绝对不能放过；但从个人关系来看，曹操又是除刘备、张飞之外的关羽的平生知己，对关羽可谓恩深义重，他实在很难用自己的手去捉住曹操———
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回身时，曹操已与众将过去了。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第50回）
作品描写关羽感情的起伏变化，真是一波三折，宛曲有致。
对于关羽的放曹，今人多持否定态度，认为关羽为了一己私恩而背叛了原则。然而，对于《演义》中的关羽，这却是由他的性格所导致的必然行动。按照“士为知己者死”的古代观点，关羽此举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尽管放曹违背了刘备集团的根本利益，刘备却原谅了关羽。事实上，罗贯中对关羽由此体现的“义”是肯定的，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颂扬道：“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毛宗岗在其修改本中也称赞道：“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由此可见，“华容道放曹”体现了古代士文化的价值观，为塑造关羽这个“义绝”典型写下了最浓重的一笔。
（三）多方表现关羽“刚而自矜”的性格。作为一个典型的“忠义”英雄，关羽区别于其他英雄的性格特点是“刚强”和“骄矜”。刚强使他在长达35年的征战生涯中战胜了重重艰险，建立了累累功勋，成为天下闻名的勇将。骄矜则使他傲慢自大，目中无人；功劳越大，声望越高，骄矜越甚。正是由于骄矜，他忘记了诸葛亮谆谆嘱咐的“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战略方针，任性而行，使自己陷于两面受敌的危险境地；正是由于骄矜，他轻信了陆逊假意奉承之辞，低估了东吴的力量，轻率地调走了荆州大部分守军，给吕蒙、陆逊以可乘之机；也正是由于骄矜，他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一再拒绝王甫等人的正确建议，直到突围时还不顾王甫“小路有埋伏”的警告，说什么：“虽有埋伏，吾何惧哉！”（第77回）终致被俘身亡。因此，所谓“大意失荆州”，实际上是“骄傲失荆州”。尽管他对刘蜀集团忠心耿耿，却被自己那骄矜的性格一步步地推向悲剧的结局，成为一个失败的英雄。当然，失败的英雄仍然是英雄，关羽以自己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坚毅言行，为自己的英雄交响曲谱写了最后一段悲壮的乐章，仍然具有响遏行云的力量。
总之，关羽的艺术形象既以其历史原型为基础，而又大大超越了其历史原型，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关羽的悲剧，不仅是其个人的命运悲剧，而且是刘蜀集团的历史悲剧。由于关羽的失败，刘蜀集团仅余益州之地，诸葛亮《隆中对》提出的先跨有荆益，再伺机两路北伐的战略构想再也难以实现。因此，关羽的悲剧，成为刘蜀集团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教益。
三
对关羽的崇拜，肇始于隋唐，形成于宋元，鼎盛于明清。在《三国演义》问世之前，民间已有关羽崇拜，佛教、道教也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神化关羽，宋元统治者则通过给关羽加封以突出其“忠”。而在《三国演义》问世以后，根据《演义》改编的戏曲、曲艺等艺术品种，又不断地强化关羽的超人形象，并把对关羽的崇拜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地区。正是多种社会因素的合力，把关羽推上了神的高位，让芸芸众生顶礼膜拜。
为什么各个社会阶层、各种社会力量都如此钟情于关羽？最根本的原因，是关羽作为“义”的典范，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
中华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伦理型文化，历来重视道德伦理的修养和道德楷模的尊崇。早在西周初期，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便提出了“德”的概念。《尚书·武成》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尚书·君奭》曰：“王人罔不秉德。”《尚书·蔡仲之命》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都强调了“德”对于确立统治合法性的决定性作用。《周易·坤卦》曰：“君子以厚德载物。”则把“德”视为所有“君子”共同的伦理追求。因此，合格的统治者必须“敬德”，而敬德的关键在于“保民”。这种敬德保民的观念，成为维系西周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到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礼崩乐坏。这固然为巨大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契机；但在无休止的彼此攘夺之中，崇德修礼之风受到严重冲击，道德的重建也成为时代的迫切需求。于是孔子高举起“礼义”、“仁义”的旗帜，毅然承担起文化传承与道德重建的使命。《礼记·礼运》曰：“礼也者，义之实也……仁者，义之本也。”这比较准确地概括了“礼”、“仁”、“义”三者的关系。《礼记·儒行》曰：“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表明了儒家坚持“仁义”之道的决心。而在《论语》中，有关“仁义”的论述更比比皆是。战国时期，孟子继承孔子而又自创新义，将基于民本思想的“仁义”学说发扬光大，并较好地阐述了“忠义”的关系。经过两汉四百年的长期培植，“仁义”思想、“忠义”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全民族普遍认同的文化心理。这种以“仁义”为根本宗旨，以“忠义”为道德规范的共同文化心理，深刻地影响着关羽的人生目标和人格养成。他之“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⑤决非偶然。通过毕生的实践，关羽终于成为汉末三国时期公认的“忠义”英雄。而在他身后七八百年的北宋时期，道德重建再次成为时代的迫切需求，“忠义”观念进一步深入社会各个阶层。于是，在关羽的“勇”、“刚”、“义”三大性格特点中，“义”得到了特别的重视和褒扬。这一代代相传、逐步嬗变、不断丰富的文化心理，乃是关羽形象的文化渊源。
诚然，对“义”这一概念要作具体分析。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人们的“忠义”观难以越出封建思想的藩篱，但其中也确实融合了人民群众的观念和感情。中华民族历来把“义”区分为“大义”和“小义”。所谓“大义”，是指人们公认的根本的政治原则和道义原则。作为政治原则，它实际上等于“忠”，虽然常常指一心不贰地为封建王朝奔走效劳，但也常常指对国家、民族的忠贞不二，对理想、事业的矢志如一，鞠躬尽瘁；它有时是封建纲常的代名词，有时又是坚持真理、鞭挞邪恶的同义语。作为道义原则，它强调为人正直，处事公道，不畏强暴，扶危济困，体现了广大民众对平等互助、患难相依的人际关系的真诚追求。所谓“小义”，则指胸襟狭隘，昧于是非，只顾一己私利，忘记甚至损害国家、民族利益，践踏他人利益。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谈到，关羽的“义”，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忠义彪炳，二是信义素著，三是节义凛然，尽管统治者可以加以利用，但也基本符合广大劳动人民评判是非、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在抗击外敌入侵、维护民族尊严之际更是如此。因此，关羽的“义”，就主导方面而言，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具有跨越时代的价值，值得后人批判地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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