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一个时代的文化标本
2009年注定将是一个具有多重意味的年份，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了这里。而刚刚上映的《赤壁》（下）显然可以作为一个文化标本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需要借助这部热映的电影来检视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我们的文化趣味以及我们对于历史和娱乐的看法。因而，我幼稚地请求大家停一停手中为了挣钱的活计、那些越来越多的信息和越来越频繁的人际交往，花半小时想一想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和文化状况。
真实何在？
《赤壁》（上、下部，下同）一经上映，就引来大量专业或非专业人士对于历史真实的大讨论，有的甚至口诛笔伐。这些讨论没有意义，作为一件文艺作品，作者充分拥有创作的权利。因而电影导演吴宇森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创作者。如果电影作品仅仅拘泥于某一文学作品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必要存在。萨特分析了书与电影的关系：“毫无疑问，书是最高贵的东西，是古老的形式；毫无疑问，我们最终必将回到书上来。……电影出于它的本性，便是诉诸群众的……我们必须学会用画面说话，把我们的书里的思想转换成这些新的语言。”假如电影《赤壁》有一个任务的话，那么首要任务就是以画面来展示历史和小说中的事件和人物。
而历史和小说又并不是统一的，这可以让电影《赤壁》自己寻找合适自己的装束。
关于赤壁之战的历史，说起来并不精彩。只不过经过罗贯中先生那支如椽之笔的腾挪跳跃才把这些凌乱材料加工成精彩绝伦的传奇。据学者沈伯俊先生考据：正史《三国志》中有关赤壁大战的记载非常零乱，材料分散于《魏书·武帝纪》、《蜀书·先主传》、《诸葛亮传》、《吴书·吴主传》、《周瑜传》、《鲁肃传》、《黄盖传》等不同人物的《纪》、《传》中，不仅头绪不够清晰，而且某些关键之处还彼此矛盾。如果没有罗贯中的创作，赤壁之战的故事情节就不会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定型。因而从这个角度上看，吴宇森完全有权利创作自己的赤壁之战，而不必处处依赖《三国演义》。
假如罗贯中再生，记者采访他对《赤壁》的看法时，我想他会引用托马斯·曼的说法：“至于我，我本人瞧不起电影——但我也爱它。它不是艺术，它是生活，它是现实……”
那么，真实何在呢？
作为历史，历史有它自己的存在方式。关于三国的历史，主要包含在《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后汉书》、《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书中。
但作为小说的三国故事，显然只是存在于罗贯中创作的那本叫做《三国演义》的小说之中。小说的本性是虚构。作者根据自己的创作需要，对历史材料取舍，加入各种民间说唱和话本传奇，加上想像，并由于自己的世界观、历史观而结构全书。它没有对历史负责的义务。
电影同样也没有对小说负责的义务。所有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均证明，忠实于原著的电影要么是失败的，要么是不存在的。电影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识破了运动的奥秘，作为出色的动作片导演吴宇森通过运动的画面再现赤壁之战，这使得我们一饱眼福。
作家应该写作，而导演则应该以电影影像来思考问题。文学作品与电影剧本在本质上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一个高明的导演必须要意识到。而那些二流导演无法搞清楚这个问题。塔科夫斯基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倘若剧本是一部辉煌的文学作品，那么它最好是维持其文学身份。如果导演仍然要用它来拍电影，那么首先必须把它变成可以作为有效工作基础的电影剧本。此时，它将成为一部新的剧本，其中文学意象已被电影影像所取代。
全世界有大量的文学名著纷纷被改编成电影，有一部分成功了，而大部分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我觉得比较成功的是德国拍摄的《铁皮鼓》，他改编自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的同名小说。这些电影来自文学名著的包括《战争与和平》、《简爱》、《双城记》、《鲁滨逊漂流记》、《西线无战事》、《洛丽塔》（电影名为《一树梨花压海棠》），甚至还有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卡夫卡的《城堡》。从艺术上讲，它们离文学作品的距离是相当遥远的。当然也有电影大大提升了文学作品的知名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飘》，也就是《乱世佳人》，因为影片的热映，把一部二三流的小说打造成世界文学名著。但事实上，它还是那样品位的小说，不过是有了更多的粉丝而已。
为了实现电影艺术的真实，导演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塔科夫斯基曾经这样描述他要拍摄的理想影片：“作者去拍摄数百万英尺的底片，有系统的追踪、记录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每一分一秒、每一天、每一年的生活，然后从这些底片中剪出两千五百公尺的影片，或一部一个半小时的电影。”而事实上，这样的说法是很难实施的。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诗人情怀。电影有其特殊的手段来实现其自身的艺术目的。电影有能力恰到好处地处理分散于时光中的任何事件；它绝对可以取材自声明中的任何事情。在文学中属于偶发的、孤立的事件在电影中就成为基本的艺术法则。
复制真实人生的感觉并非电影的主要目的，但是却能赋予电影以美学的意义，成为进一步严肃思考的媒介。塔科夫斯基在谈到真实时这样说：“对我而言，一件作品要真正忠实于人生，必须于精确描述事件的同时又忠实传达了感情。”艺术的真实就是生命的真实、生活的真实。
《赤壁》所展示的真实不管是否有力量，但确定无疑的是导演做出了艰辛的努力。最终，吴宇森给我们呈现的是他理解中的真实，他头脑里业已成型的赤壁之战。那些形象（曹操、周瑜、诸葛亮等人）复制了导演对于不同类型人生的理解，通过这种理解（可能是曲解）来赋予《赤壁》以电影上的美学意义。
要明星，还是艺术家？
《赤壁》是明星阵容，这是它能成为今日文化风向标的首要条件。导演吴宇森是金牌动作导演，又有闯荡好莱坞的成功履历。片中云集了极其豪华的明星阵容：梁朝伟、金城武、胡军、林志玲、张丰毅、赵薇、张震、尤勇、佟大为等，美术指导叶锦添也是当仁不让的大腕。
有人指责明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偶像，媒体应负主要责任。这并不是单单谴责媒体的事，关键是媒体所做的一切都是公众所关心的。媒体的各种新闻报道也是一种文化商品，人们需要购买这样的商品以满足所谓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看不到艺术家的身影，只是各种各样的“明星”，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作秀给公众看。因为我们这个消费主义的时代已然不再需要真正的艺术家和文化人了，精英文化的时代早已没落了。
安迪·沃霍尔（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才是这个消费时代里真正的“英雄”。在他成名之后，他公开地宣称：“现代商业社会需要的不是艺术大师而是艺术明星，因为人们已经没有时间去仔细打量像凡高这样的伟大艺术家了。”为了加强观众的记忆，沃霍尔选择了一些具有公众文化代表性的图像进行反复的制作，他知道如何利用这些东西使自己出名，因为他选择的那些题材都是出名的偶像（偶像被再创作后，仍然有巨大的消费魔力）或者其他公众十分熟悉的东西，比如玛丽莲·梦露甚至歌星猫王艾维斯等。1987年猫王去世后，他已经成为美国当代文化的一个新的精神偶像。像福克纳那样伟大的作家只能静静地蹲在文学史大楼的阴暗角落，等待着不速之客的造访。
公众为什么只喜欢肤浅的艺术品呢？在沃霍尔的著名作品《绿色的可口可乐瓶》和《玛丽莲·梦露印刷肖像连画》中，我们看到一种廉价的毫无创造性的复制。沃霍尔以此表明，大众的审美兴趣、生活兴趣和美学标准正被批量地复制，毫无个性。正像他所说的，每个人的外貌相似，行动也相似，我们正越来越变得一样。
无可否认，传统的“生产偶像”正被“消费偶像”所取代。所谓生产偶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意义中的精英分子，指那些在政治、科技、工业和文化等领域内取得成就的传统形象。而所谓消费偶像，则指娱乐业人士，如电影明星、歌星和体育明星。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消费偶像已经成为全世界传媒的主要传记形象。
消费偶像的出现不但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也反映了人们社会心理的变化。消费偶像的个人私生活成为人们兴趣的焦点，而这些偶像的人际关系及其家庭背景是个人私生活的重要内容。不同于生产偶像的创造性和奉献精神，这些消费偶像完全是“索取型”的，他们伸手向社会向公众要名要利。最为可怕的是，消费偶像的精神世界是空虚的，他们的性格是“没有历史灵魂”的性格，是苍白的。
在消费文化时代，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其实他们本身也是一种消费品。这些偶像不是激励人们去追求精神世界的提升，而是相反，它只能导致人们被动的接受，进而激发起某种好奇心和娱乐性的满足。对消费偶像的受众来说，消费偶像的一切似乎皆是“专门为你而作”，他们以此来拉近和受众的心理距离。譬如《赤壁》中那些所谓雷人的台词，难道不正是从属于当代大众的趣味吗？
毋庸置疑的是，《赤壁》正是这样的一个文化消费品——一个产生于21世纪初中国的消费品。从它的投资机制和制作机制看，它是为大众而诞生的一个产品。艺术不是它的初衷，同时也不一定必须要实现某种艺术理想。
大众文化好不好？
我曾经在一年内见到朋友就问：你有没有用纸和笔写过信？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是没有。最近几年的国民阅读调查也显示，国民的阅读量在急剧下滑。纸质书写的时代已经远去，纸质阅读的时代同样也变得苍白，日趋淡薄。与此同时，以报纸、影视和互联网为载体的媒体时代早已无可辩驳地来到我们的生活中。
大众的文化获取和文化趣味越来越广杂，同时更为浅薄，时尚、流行、通俗成为其主要特征。而电影已然成为大众最为关注的媒介方式，它们往往投资巨大，制作精良，明星云集，偶尔也承担了导演的艺术尝试和梦想。
作为小说家、戏剧家的贝克特曾经拍摄过一部名为《电影》的影片。该片仅22分钟，全片没有对白。有的人说它单调沉默、惨不忍睹；有的人说它诗意盎然，是真正的艺术电影。作为电影的《电影》显然有它的可取之处，但并非上乘之作。贝克特的处理手法多少有些过分雕琢，从头至尾给予某种暗示，暗示着影片正在追求着什么深沉的东西，让观众觉得谁要是认为该片沉闷，谁就不能欣赏真正的“严肃艺术”。当然，这是贝克特关于“纯电影”的一个神话。而今天，作为大众文化媒介的电影必然要跨越这一藩篱。
《赤壁》与《电影》正相反，大制作、大导演、大明星，热闹喧哗，酣畅淋漓。可以说，《赤壁》就是一个当代电影的典型。说典型并不是说它是艺术的，是值得尊重的；而是从它本身能够更大程度地映射当代文化状况的角度而言的。
也许再过若干年，我们再回头看《赤壁》，就自然而然地把它看作2009年中国民众文化趣味的切片，就会把它与这个特定的时代文化状况画上一个约等于号。
《赤壁》从一个侧面反映时代的喧嚣，人们对物质的追求，需要娱乐但不需要艺术的基本走向，对于轻松幽默的需求，对于精神生活的有意摒弃，以及其他或优秀或恶劣的文化特征。
我们无法回答大众文化是好还是不好。在一定意义上，大众文化的总和就是我们生活的真相，是我们在这个世界折射出的精神状况。
小子斗胆，把活生生的电影《赤壁》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标本来看待，藉以检视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和文化状况，实在是件并不愉快的事。而观看《赤壁》是件愉快的事，它会让你忘记我上面所说的。请现在就出发吧，去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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