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重大事件，究竟该怎样看待“曹操墓之争”
新年元旦前后，随着曹操墓被宣布发现，这个注定要被反复争议的历史文化名角再次成了“渔樵笑谈”的热门话题。一场关于曹操墓真伪的争论，不经意间在网络上，甚至在整个新闻舆论界勃然兴起，经久不息，已然这成为中国文化领域中重大的事件，并且引起比邻国民和海外传媒的注意。
面对这场不期而至的争论，众多网友共饮“一壶浊酒”，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文化兴趣；而一些考古专家尝到的则是一杯苦酒，怎么也难以咽下。有人兴奋，有人叹息；有人感到意外，有人认为不正常。于是媒体言论和文化话语开始进行思考和评价：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场争论？怎样看待这场争论，这场争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又究竟何在？
是的，这确实是我们应该想清楚弄明白的问题。
有的考古界专家认为，这本来属于考古界的事情，现在搞得争议这么大、这么广泛，完全是新闻炒作的结果。这显然是他们在为自己开脱，不能成其为一说。而有的媒体言论和权威话语又认为，网友和民众之所以对一项考古成果如此质疑，是因为政府的公信力透支、以致群众什么都不相信了的社会心理造成的。这样，就把这场争论上纲成了政治问题。
作为一个热心并参与了争论的网友，我认为这种看法牵强附会、根本不符合我们网友和民众的真心，曲解贬低了这场争论的本来意义，而且很容易误导舆论，转移方向，必须加以辩说。
我是浏览了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杨锦麟先生的博客才重视这个问题的，他在最近一篇题为《曹操墓真伪考验公信力》的博文中写道：“海外媒体发现，目前中国大陆有关曹操墓真伪的争论早已超出考古的范畴。联合早报引述《中国青年报》昨天发表的评论文章，点出了问题的症结。认为与其说公众在怀疑证据，不如说在怀疑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公众在经历“周老虎”，“躲猫猫”等一次次被忽悠，一次次失望之后，地方政府信用被透支殆尽，以至于在发布“曹操墓”这一类还算靠谱的信息时，公众也本能地拒绝相信。”
他接着告诉我们，西方媒体进而把“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拔高到整个“政治层面”，用于应证他们的政治偏见。例如有一位郑永年先生就在文章中危言耸听地说：“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层面看，中国似乎已经形成了‘马太效应’……整个社会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
这倒是真有些出人意料之外！
作为一个惯看秋月春风的白发老者，我无意和杨先生较真，何况是他个人的博文。我反倒要感谢这位“读报人”向我们传递了他山之石。不管“海外媒体”如何“发现”，人家利用的还是我们内地媒体的言论。我也不是要指责内地媒体和言论家，因为我们确实存在有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缺失的问题，媒体应该有这样的政治高度和政治敏感。问题的关键是，曹操墓的争论与政府公信力究竟有多大干系，我们能不能把所有的网络舆论热点都用政治凸凹镜来聚焦。
实事求是地讲，曹操墓的真伪之所以引起众多网友和社会公众如此关注，我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历史文化情结。是因为曹操是历史知名人物，更是中国文化名角，“其生前死后都足够精彩”，民众几乎家喻户晓、人人乐道。在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曹操墓的发现再次激起广大民众固有潜在的历史文化兴趣，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责任意识，这丝毫不足为怪。曹操墓的发现不但在中国内地引起公众广泛兴趣，而且在韩国，日本也议论纷纷，这正是文化传统和心理的共振现象。韩国、日本人有希望曹操墓是真的，也有提出怀疑的，难道他们的怀疑也是因为对河南安阳政府不信任吗？曹操墓的争论同“周老虎”“躲猫猫”等社会事件的性质并不一样，只能从文化的视角加以观察，而不能随意拔高和扭曲。
二，信息公布程序。是因为这个所谓“还算靠谱的信息”，首先在信息发布的程序上就很不靠谱。对于曹操墓的发掘确认，应该本着科学的态度进行。正如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所言，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应该是先公布全部的原始材料，然后作出权威判断，再由规定部门公布最后的结论。而此次“曹操墓”的信息公布，其仓促草率和权威性，一开始不能不让新闻媒体感到意外，也让公众哗然
三，证据存疑。专家们是先一口断定“是曹操墓”，而公布的证据却仅仅是支持这个观点的几个证据，而非全部材料。这个被多次盗掘的墓，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几块刻着“魏武王”之类字样的铭牌与石枕，所谓“证据链”上的有些环节，不但专家有争议，连外行都觉得可笑。这就不能不引发一场外行内行七嘴八舌的群众性考证，也可以说是意外地开了民主考古的先河。
四，专家态度。在空前的舆论监督和公众质疑下，考古专家们因循守旧很不适应。本来，即便是在考古界看来“证据已经足够”，也应该向非专业的广大公众详细说明，令人信服，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既手忙脚乱又霸道专横，一会儿斥责外行、一会儿埋怨新闻，一会儿气愤网友，这就不能不更加引起公众对专家的怀疑和非议，他们越摆学术权威，公众就越不买账，以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五，学术公信力。如果说到公信力，网友怀疑的也是学术公信力问题，跟政府无干。安阳方面想借历史名人进行经济开发的意图是很明显的，还有自称是学者的人帮安阳市政府算账，说能带来4。2亿元收入。安阳还要向国家申请巨额资金，还要征地，建立博物馆，发展旅游业。应该说，地方政府这些考虑也无可厚非，更不能扯到政府公信力的问题；但过早考虑这些，也难免引起了舆论对开发曹操墓的动机的质疑，并牵扯到一些社会问题。经济社会之下，曹操墓确认的经济社会价值很容易就超越了学术价值。公众当然知道，考古成果的鉴定绝对不是政府能说了算数的，人们担心的重点是，经济利益的考量会不会消蚀专业人士的学术良心，学术公信力是否受到资本的支配。即便是牵扯有经济利益，网友议论也根本没有涉及政府公信力问题。近年来，造假、剽窃、腐败等学术不端行为频频见诸报端，学术界的严谨性和公信力大为降低，本来使公众再也不敢轻信他们。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场争论并没有如同外媒“发现”的那样超出考古的范畴。曹操墓真伪之争是网友和公众历史文化兴趣的焕发，是公民责任意识表现，是对历史文化活动的舆论监督和民主参与。我们既不要把这场争论看作是不正常的咄咄怪事，更不能把这场历史文化之争归结为政府公信力问题、拔高到政治层面。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著名秦汉考古学家刘庆柱新近的说法还是值得欢迎的。他说，“从学科的角度看，曹操高陵的发掘和认定工作肯定有不足的地方”，“公布阶段性成果并不排除学术争鸣，相关学者都可以对阶段性成果发表不同意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促进对方多思考。但是，把非社会的问题炒作成一个社会问题，这有点过了。”
应该对他的说法加以补充的是，不仅是“相关学者”，包括我们这些草根网友和广大民众也应该都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以对我们民族和人民共有的历史遗产和文化成果开展学术争鸣。还应该包括新闻舆论的全方位监督。这应该成为已经改革开放的中国考古和学术研究的新气象。
如果要从更高的视角和更深的层面来看这场争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我到认为“真假之争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种质疑的精神不应当被抹杀”。—个关乎祖国历史文化的所作所为，如果没有任何人质疑，或许，这个社会才是不正常的。“质疑是一种提醒，提醒学术中人以学术为重，提醒考古人员诚实考古”。质疑更是一种民主权力，一个社会的活力。正如复旦大学考古学学者高蒙河所言，“现在的考古学已经到了专家不是唯一的解读者的阶段了，权威也不再被公众所坚信。”但是，“争论与质疑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帮助公众认清事实。”我们应该为国民出现这样强烈的历史文化兴趣和公民责任意识而感到高兴。
让我们对历史和文化多一些领悟和淡定吧。《三国演义》开头唱得多好啊，古今多少事，渔樵笑谈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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