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与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
关羽生平
关羽，是魏、蜀、吴三国鼎立时蜀国的一员大将。出身于草根，刘备刚起兵时，他和张飞便被刘备所赏识，并缔结了生死与共的深厚情谊。
曹操东征时，刘备因势力悬殊投奔了袁绍，关羽被曹操所俘获。曹操深知关羽武艺超群，待之以厚礼。关羽不为所动。陈寿《三国志·关羽传》称：“羽叹（对张辽）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赤壁之战，曹操大败，刘备有了较多地盘，三国鼎立局面逐渐形成，关羽出任襄阳太守，并被封为荡寇将军，刘备据有西川，“拜羽董督荆州事”，把蜀国东南部的一大片都交给关羽全权负责治理了。马超投奔刘备，关羽很想知道其被重视程度，向诸葛亮试探，诸葛亮回信：“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因为关羽有长髯，故诸葛亮称之“髯”。此处说马超将与张飞“并驱争先”，远不及他关羽这样“绝伦逸群”。关羽对这样的答复非常满意。《关羽传》：“二十四年……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江泛滥，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曹操帐下司马懿等献计，与孙权联系，让东吴出兵，夹攻关羽，曹操采纳了此计，关羽属下南郡太守糜芳与将军傅士仁投降了孙权，江陵、公安均失守。曹操又派徐晃救援曹仁。关羽腹背受敌。“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
到了南北朝时，裴松之收集当时仍在流传的一大批史书注《三国志》，使原来的记载大为充实而增添了许多生动的细节。关羽的军功战绩，陈寿已经写得相当充分，诸史书中也未发现可以补充者。关羽被曹操所俘，随后报恩之后仍投奔刘备之经过，则采择了《傅子》：
（张）辽欲白太祖，恐太祖杀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叹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辽曰：“羽受公恩，必立效报公而后去也。”
裴松之有《按语》：“臣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必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
裴松之先引《傅子》，借曹操之口赞美关羽为“义”士。接着用按语的形式，赞扬了曹操的王霸之度，确认“不遣追”是成全关羽的“义”。
裴松之还发现《江表传》：“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虽然简略，却为关羽增益了些许儒将风度。
忠贯日月义薄云天
中国文化自有其深厚的历史传统，反映在人物评价方面，首先是其道德，尤其对待国家、民族、君王是否忠诚？对待友人、家属是否有情有意？用来衡量关羽，自然也是如此，简言之，即“忠义”二字。
《关羽传》对刘、关、张三人之关系记载颇详：“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关羽因地位不高，不可能直接与朝廷联系，他一切听命于刘备，而刘备既是关羽的上司，而且又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因此，关羽秉承刘备意志的所作所为，自然就成为关羽忠于汉室的铁证。
曹操与袁绍之间的战争乃是军阀的互相残杀，原无正邪可分，关羽被曹操所俘时，曹操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人们对关羽此时的表现非常谅解，作为他最后回到刘备身边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处理，不仅不上纲上线予以谴责，反而认为关羽通过了严峻的考验而赞扬备至。可以认为此乃一个十分特殊的案例。自春秋战国到清代，尚无任何近似的情况。
更微妙的是关羽在曹营时，继续为刘备尽全力保护其甘夫人、糜夫人。《先主传》：“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曹公尽收其众，掳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这确是事实。人们有了更多的谅解关羽的理由。
关羽的死固然有他主观上的原因，没有深切体会诸葛亮联孙拒曹的战略，守荆州时也缺乏一个主帅应有的冷静、细心，而陷于麻痹大意。但是他为此而壮烈牺牲。则做到了为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以说，关羽一生的事迹使他成为“忠”的典型。
如上所论，关羽之“忠”已被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所认同。但是，他的“忠”与任何一位臣僚将帅对君王之“忠”又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同起于草泽，而且“恩若兄弟”，刘备之事业有成，关羽所起的作用极大，刘备称王称帝，关羽依旧对之十分尊重。比照历史，刘邦、项羽共举义旗抗秦，秦被灭，汉楚相争，以项羽自刎结束争端。刘秀、严光为挚友，刘秀登上帝位，严光成了隐士，如刘备、关羽之始终“恩若兄弟”，的确是罕见的。其彼此之间所显示之高尚品质并非一个“忠”所能概括，更有“义”之内涵。
在一般情况之下，“忠”乃上对国家、民族、帝王而言，如在承平时代，平民百姓之“忠”或“不忠”则不甚显著，而“义”则在平民百姓之日常生活中亦无处不在。“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被认为“义”的具体表现。按陈寿《三国志》，《先主传》与《关羽传》均记载关羽与刘备之甘夫人、糜夫人均曾同在曹营生活较长时间，《三国志》虽未透露较多细节，但根据关羽回归刘备后之情况考察，关羽在曹营对待甘夫人、糜夫人应该无瑕可击。被平民百姓更为尊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关羽在这一事件中，不仅表现为不近女色，还表现了“长嫂为母”的道德规范。也就是说，关羽的“义”有了全方位的表现，也成了“义”的典型。
“忠”与“义”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所在，关羽凭他的一生事迹同时获得了“忠贯日月”、“义薄云天”的声誉，古代名将无其数，廉颇、孙武、卫青、霍去病、刘牢之、郭子仪等等均不能比拟也。
各民族都崇拜的英雄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发展过程中，又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某些演变。“忠”与“义”固然始终是其主体精神所在，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内容上，在提法上却有所侧重，有所区别。春秋战国之后，孔子、孟子的理论体系相当周密而系统，自然而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孔、孟学说的继承则倡导三纲、五常之说，把“忠”、“义”细化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相处关系。
孔子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在思想上具有鲜明的特征，这种特征从历史长河来考察则成了局限性，当时其他兄弟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大都处于萌芽状态，因此，孔子在倡导“忠”、“义”的同时，非常注意“夷夏之大防”。每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都像任何一个皇朝一样，大力提倡“忠”、“义”，继承并发扬这个传统。对于“夷夏之大防”问题，他们自然不能接受，不能宣传，但也觉得很难加以批判，很难加以否定，于是作了冷处理，视若无睹。
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忠”、“义”，宣传“忠”、“义”，在选择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时产生了极大的困难。元代的耶律楚材是一代名相，他采择了宋代许多规章制度稍予更改而推行之，但在涉及历史人物的评价时，他只能尽可能回避。
但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思想意识不可能是真空状态，文学艺术作品不以某一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而必然会在民间产生出来。
而关羽这位三国时代的英雄，他的事迹不牵涉民族矛盾，成了民间的第一选择。元代的帝王、高官也觉得歌颂关羽、崇拜关羽对元代的统治丝毫无损，采取了默许的政策。
尤其微妙的是歌颂关羽者的人群中不乏民族思想比较强烈的知识分子，他们借关羽的忠于“汉”以发泄对元代统治阶级的反感，而元代统治阶级认为既然关羽所“忠”的“汉”为魏、蜀、吴的蜀汉，与灭宋兴元的那绵延多年的那场大血战无关，自然听之任之。于是，对关羽歌颂、崇拜一再升级。大量以关羽为题材的杂剧出现，原来被封为荡寇将军的关羽，竟然被称为关大王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把《三国志》和裴松之引注《三国志》的史料全用上了，把关羽塑造成为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英雄人物。
清代在军事上首先把各地拥护朱明的残部逐一肃清，接着用两手解决民族矛盾，一是大兴文字狱，在源头上防止民族思想的传播。二是想尽办法冲淡民族矛盾的客观存在。当时全国各地关帝庙、岳庙都不少，清政府将关帝庙予以妥为保护，有的并予扩展。岳飞是抗金英雄，老百姓对之十分崇敬。清政府知道如果拆毁岳庙，也会引起老百姓的愤怒，最终想出了一条计策，将所有岳庙予以改造，同时也供奉关羽神像。名称改为关岳庙。有的关岳庙被称为武庙，与孔庙的称文庙相呼应，干脆“岳”字也没有了。鉴于《三国演义》的艺术魅力以及在民间的深远影响，清政府组织翻译力量，把此书译成满文，在满族之间加以推广，用心可谓良苦。
很难说清政府那些措施和舆论在化解民族矛盾方面产生了多少实际效果。但是，关羽在老百姓之间，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确是加深加强了。
尤其在戏曲界，关羽成了被顶礼膜拜的唯一神灵。地位之高，超过戏曲鼻祖老郎神。扮演关羽的伶人事前并斋戒沐浴，以示虔诚。关羽一角在所有剧目中均不以武打取胜，而主要靠气势威严，仅《战长沙》与黄忠开打而已。戏曲界习称关羽为老爷，关羽戏为老爷戏，约定俗成，相沿成风了。
各宗教都信仰的圣贤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曾经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尤其儒家与道家，前者以孔子、孟子为代表，后者以老子、庄子为代表，都影响了很大一部分人。到了汉代，情况更趋复杂，信奉道家思想的道教开始形成，释迦牟尼的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传播也很迅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受到中国文化主体精神的影响，必然会有不同程度的吸收，而形成了各种流派。儒家并未形成儒教，但是由于文化内涵上的重大差异，与道教、佛教也必然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冲击、互相渗透。关羽在其中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应该说，关羽并未皈依任何宗教，也不是任何文化的代表，但是，正是由于这一点，道教、佛教和儒家都曾企图借关羽在民间的重大影响以壮大自己的声势。
北宋哲宗绍圣二年，关羽故里解州关帝庙，被钦赐匾额“显烈”，徽宗崇宁元年被封“忠惠公”，大观二年，进封武安王。主要是管理祠庙的道士，一再向朝廷上奏，说关羽的种种显圣事迹。尤其那时解州盐池曾一度干涸，无盐可晒，后来又逐渐恢复的。道士向朝廷上奏，称系蚩尤作乱，殃及盐池。幸关羽率神兵战胜蚩尤，功绩甚大。朝廷自然要扩建庙宇，重塑神像。真正得到实惠的则还是管理庙宇的道士。道教的势力也因之大为增长。
明代、清代很多皇帝都是虔诚的道教膜拜者，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关羽加封，每一次加封，不是通过关羽的后裔或族人，而是通过道教组织，所以对关羽的每一次加封，都是道教势力的一次扩展。
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当然佛教并不崇拜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但也有人想出了把佛教与关羽相联系的办法。元代罗贯中著《三国演义》，对之有所反映。写关羽被吕蒙、潘璋所杀害后，魂魄不散，到了玉泉山，在云端显圣，向普净法师喊话：“还我头来”。普净法师于是向他说教，如果要还头颅，那末过五关所斩六将之头颅又该还谁呢？一席话点化了关羽。这故事非常巧妙地向人们暗示关羽也是佛教徒了。
元代以来，佛教庙宇中供奉关羽的不少，山西蒲州（永济）的普救寺，明、清两代都供奉关羽，不过不在中轴线上，而是规模较小的殿堂。据记载，扬州附近明、清两代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对此，关羽的后裔也没有提出交涉，道教认为佛教供奉道教的神灵感到激动。
在儒家方面，孔庙中所供奉的是孔门七十二贤人，亚圣孟子等，后世的儒学大师则是朱熹等人。虽无关羽，但事实上关庙已被称为武庙，和供奉孔子的文庙相提并论了。
但是，关羽的崇拜者总觉得《江表传》的记载应该认真地宣传一番，这想法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左氏传》不是一般的书，而是和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史书载，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惺。原因在于《春秋》对历史人物的评断，非常严格，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其标准则是“忠”、“义”为主的一系列道德规范也。诠释《春秋》的有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三大家，而以左丘明的《左氏传》（即《左传》）最权威。如今关羽喜爱此书，正好证明关羽的“忠”、“义”乃是孔子的理论、学说的实践者。而且关羽的被杀固然有种种复杂的原因，但他为“忠”、“义”而悲壮地为刘备殉职却是事实。从这一角度观察，关羽的喜爱《左氏传》确实应大书特书。
很多关帝庙中的关羽塑像大都手执《春秋》在阅览，而不是挥舞青龙偃月刀在作战。规模大的庙宇还为此专门建造一座春秋楼。上世纪60年代，画家还以关羽秉烛夜读《春秋》之图为蓝本来创作关汉卿肖像，可见其影响之广。
事情发展到此，关羽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为儒家、道家、佛家都尊奉的圣贤。除此之外，再无第二人。
结语
如上所述，关羽一生事迹，可谓惊天动地。最后为刘备、为蜀（汉）殉节，亦甚悲壮。古人赞扬他忠贯日月、义薄云天。得到了汉族、蒙古族、女真族所建立的皇朝的褒扬。现在贵州的地戏颇受布依族、苗族同胞的欢迎，云南的关索戏也被各族同胞热爱，这两个剧种都以演出歌颂关羽军功战绩节目为主。不仅旅居海外的任何民族的华人都崇敬关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也都有类似的信仰和风俗习惯。我在澳大利亚时，亲眼看到悉尼市区一个警察局的派出所供奉关羽，而且点上了一对蜡烛。
研究关羽，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更是对中国文化主体精神的深层次的探索，不认识彼此之间的关系，研究就会进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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