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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朝代是士大夫的“享乐园”

发布时间:2013-09-02 栏目:专题 投稿:冷酷的含羞草

士大夫”出现于战国,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并由此形成了一个特殊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真正成为士大夫“乐园”的,应该是大宋王朝。

虽然隋唐时期便有了科举制度,但真正成为选拔官员的唯一途径还是在宋代以后。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进一步推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试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径,这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士大夫”群体必然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

宋代正式形成的“士大夫阶层,也在大宋一朝其乐陶陶。理由有三:

其一,宋朝官员薪饷最高。

中国古代的“秩禄”制度,等级森严,不允僭越。

秩是官秩,表示官位的高低;禄是俸禄,是朝廷发给官吏的薪饷

宋朝百官的俸禄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最为优厚,月薪饷最高的达400贯(一贯为千文,一贯相当于300元人民币),即月薪12万人民币,是汉代的10倍,清代的2至6倍。

除俸钱外,还有禄米,每月最高者多达150石。宋神宗时每年收入钱6000万贯,仅官俸便占去四分之一。

因而,宋朝绝对是士大夫的乐园。统治者给官员的待遇特别优厚,大小官员锦衣美食,生活奢华。可谓为官数载,一世荣华。

我们不妨晒晒大宋朝官员薪饷

·正一品官,月领禄米150石(一石米约值400文,折算成60000文,相当于人民币1。8万元),俸钱12万文(相当于人民币3。6万元),仅此两项,便相当于人民币5。4万元。外加每年绫20匹,罗1匹,绵50两,算起来又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从九品官,月禄米5石,俸钱8000文,外加每年绵12两。

宋朝的不少官员还能领取两份薪饷,即兼官兼俸,名曰“职钱”。如王安石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身份判江宁府,既领取宰相级官员俸禄,还能拿到州府级官员的薪水。两者相加,数目更是可观。

有方家曾作过一估算,宋代宰相、枢密使等高官仅年俸钱,便相当于北宋中期24000亩土地的收入。

其二,宋朝官员福利特好。

除以上薪饷外,宋朝官员享受的各种福利补贴名目繁多,计有茶酒钱、厨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

官员家中役使的仆人之衣食及工钱也由政府“埋单”,每个仆人年花费约3000文,而一品大员府上往往有仆人上百名,累计起来,也是一笔巨额开支。

宋代公用钱借贷利息与职田的收入,除由部门长官支用外,大部分进了部门“小金库”,隔三差五发放给官吏们,成为收入的一部分。

宋朝官员出差或赴任时,可以凭朝廷发的“给卷”在地方上白吃白住,甚至领用粮食衣服等。

宋朝还设立“祠禄之制”,即由国家在风景名胜之地,建宫筑祠,供部分德高望重的高级官员进行定期疗养。一切费用均由国家承担。

优厚的待遇,使得宋代官员很少有自愿致仕(退休)的,很多官员年逾七十仍不想让位。有的为延长任职期限,竟改动或虚报年龄。

因此,朝廷只好强迫官员致仕,对年满七十的老官僚,不予考课,不给升迁。官员致仕时,往往给予加官晋级,类似当今公务员的“即提即退”。

宰相级的官员致仕后,仍可参议朝政,商讨军国大事,继续做“高级顾问”。官员自动致仕的,其子孙可以“荫补”一定的官职,致使“官二代”从政者众多。

宋朝还特设祠禄官,凡高级官员致仕,便让其担任道教宫观名义上的长官,不必到职视事,仅借名领取俸禄。愿回原籍养老的,官员与家人可以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成为地方上的绅士。 其三,宋朝官员享乐无限。

宋代更是一个享乐无限的时代。

开国皇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便公然向文臣武将倡导:“多积金钱,厚自娱乐。。。。。。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

大宋的最高统治者极力鼓吹享乐主义,劝百官以声色自娱。

于是乎,宋代官僚士大夫蓄养家妓成为一种时尚,几乎普及化、大众化。

时人有言:“两府两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

南宋王懋《野客丛书》则说:“今贵公子多蓄姬媵。”

“姬媵”即侍妾,蓄置家妓或侍妾多为淫乐,或教之歌舞,或使之侑酒,以为宾客之欢。

史载,当年苏轼“有歌舞妓数人”,欧阳修有歌妓“八九姝”,杨震“有十姬”,张渊“买佳妾二十人”,韩侂胄有“爱妾十四人”,李允则有“家妓百数十人”。。。。。。

他们置姬妾以娱声色,日日置酒相乐。

《清波杂志》有载:“士大夫欲求保富贵,动有禁忌,尤讳言死。独溺于声色,无所顾避。”

太医出身、曾任昭庆军承宣使的王继先,家中“屋宇台榭皆高广宏丽,都人谓之‘快乐仙宫’”,生活极度奢侈。他与其子王悦道分别蓄养临安府名妓刘荣奴与金盼盼,日夜淫乐。又专探下户妇女有姿色者,百般作计,必强取之,以为侍妾。全然不顾别人已有婚姻。

有的士大夫甚至残年时仍嗜酒色,沉湎失度,每睡须婢歌吹齐鼓,方就一梦。

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与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是中国古代妓业最繁荣的城市。当年的临安城更有“色海”之艳称。

在如此世风下,宋代便出现两大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

一曰僧道蓄妓。宋代的僧人、道士们似乎也不敢寂寞,纷纷蓄养家妓或置侍妾。

据《清异录》记载:汴京大相国寺的僧人包养妓女,还美其名曰“梵嫂”。

宋徽宗时,汴京各道观的道士也“皆外蓄妻子,置姬媵(妾),以胶青刷鬓,美衣玉食者,几二万人。”

二曰尼姑做妾。据《宋史》卷三十七所载: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公元1196年),时任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大儒朱熹,共罗列十大罪状,其中包括“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

沈继祖指控朱熹贪色好淫,曾经引诱两个尼姑作自己的小妾,出去做官时还带在身边招摇过市。

之后,朱熹在上表认罪时承认自己“纳其尼女”等等数条,表示要悔过自新。

朱熹是否“纳尼为妾”,虽有所争论,但宋代士大夫中确有挑选尼姑做妾之事似不存疑。否则沈继祖不会给朱熹扣上一个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屎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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