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李煦曾派人赴日本刺探情报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族世代供职江宁织造，从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开始，三代四人，干了六十年。这个差使，表面是替皇家织造采办绫罗绸缎，实则是康熙安插在江南的耳目，肩负着搜集江南情报乃至笼络士人等任务。这样的工作，也只能由皇上的心腹来承担。
曹玺是康熙保姆孙氏的丈夫，身份相当于康熙的“奶爸”，自然是信得过的人。继任者曹寅（雪芹的祖父）少年时给康熙当过“伴读”，跟康熙的关系既是君臣、主仆，又是同窗、“奶兄弟”，还有什么关系比这更“铁”吗？
另两家织造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担任苏州织造的李煦，不但同是康熙的“奶兄弟”（其母文氏也是康熙的保姆），同时还是“国舅爷”——他的一个表妹嫁给康熙为妃。李煦又是曹寅的大舅哥，与曹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杭州织造孙文成，据说也与曹玺之妻孙氏有瓜葛之亲。这三家织造，很有点《红楼梦》中四大家族的味道！
正因如此，康熙有何特殊任务，总是先想到这三家亲信。康熙三十九年（1701）岁末，李煦忽然收到康熙密旨，命“三处织造会议一人往东洋去”——即派人到日本走一趟。
李煦与另两家会商，决定派杭州织造“乌林达”莫尔森前往（“乌林达”又作“物林达”，是职务名称，即司库小吏）。莫尔森于第二年六月出发，考虑到当时宁波港中外商船较多，容易走漏风声，还特意选择当时尚不繁华的上海港扬帆启航。而康熙对此事也格外重视，在李煦奏摺上批示说：“知道了。回到日即速报！”心情急切，可见一斑。
到这年十月，李煦有奏摺报告：“莫尔森于十月初六日回至宁波，十一日至杭州，十五日至苏州；十六日即从苏州起行进京。”看他一路马不停蹄，显然是要向康熙当面汇报——只是此行的目的、莫尔森的见闻以及汇报内容，史无记载，只留下李煦这几封语焉不详的奏书。
有人猜测，莫尔森此行是为探听日本人动态，为康熙制定后来的海禁政策做参考。不过康熙严申海禁又是十五六年以后的事，不知与此次行动有何直接关联？
从此事中，我们唯一能了解的，就是“大清国”情报工作的粗放与落后。要了解一个世代纠葛不断的邻国，全凭皇上脑子一热，吩咐毫无专业知识的裙带僚属去办理。而僚属委派的“干员”同样是外行（司库）。此人不知对日本有多少了解？能听懂日本话吗？六月出发，十月即回，刨去行程，在日本逗留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又不曾与日本高层直接接触（从秘密出发的情况即可知晓），完全是走马观花，又能获得几多有价值的情报？
相反，日人对中国的情报收集，却是一贯而高效的。记得小时候还见过一些老旧墙壁上剥脱残损的日本“仁丹”广告。据老人讲，这些广告在三四十年代曾经遍布中国城乡，其实是日本奸细为入侵中国而画的路标——我对此始终将信将疑。
不过有一件事却令我记忆深刻：多年前曾在报纸读过一篇回忆文章，作者在文革中参加单位组织的“拉练”（是一种备战演练活动，即背着背包长途跋涉，有时要走好多天），一天傍晚，队伍来到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野，天寒地冻，眼看几十口子就要露宿荒郊了。连长（那时都是军事编制）打着手电查看一张老地图，发现有条小道直插一个村落。问带路的老乡，竟懵然不知。
没办法，连长只好按地图指示，带队沿着那条被荒草遮蔽的小道硬闯，竟于午夜时分进了村，避免了寒冬露宿的厄运。——后来才知道：这张地图是从前缴获的日本侵华部队作战地图！而这条小道，也只有村里最老的猎手知道！
眼下日本人企图吞并钓鱼岛，全国人民群情激愤！怎么回击这个老对手？还是那句老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先像对手了解我们那样了解我们自己，再像对手了解我们那样去了解对手，这才是制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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