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叹息中的汉末形势
忠臣也靠不住
◆ 姜鹏
《资治通鉴》“跑题”
《资治通鉴》长篇叙述某重大历史事件时，经常会发生“跑题”现象。在第五十九卷谈到何进谋诛宦官而引起的混乱时，也出现了这一现象。这一部分的叙事，以袁绍说何进尽诛宦官起，以董卓入朝任司空终，中间穿插着宦官和外廷势力的火并、少帝与陈留王（即后来的汉献帝）流亡宫外等复杂的历史场景。但在完成这一单元的叙述后，《资治通鉴》并没有急于进入对董卓专政的描述，而是插入了一段关于汉末名士蔡邕的文字：
初，蔡邕徙朔方，会赦得还。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邕谤讪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积十二年。董卓闻其名而辟之，称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惧而应命，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为侍中。
介绍了因得罪权贵而流亡江湖多年的蔡邕，在董卓的威胁和安排下重入仕途，并得到了快速迁升。在这段文字之后，《资治通鉴》才正式开始叙述董卓专政。从结构上看，蔡邕的个人遭际横亘在诛杀宦官和董卓专政这两起汉末重大历史事件之间，显得有些突兀。虽然蔡邕重入仕途和董卓有直接关系，但属于末节细事。若把这段文字删节或腾挪，在董卓任司空之后，直接进入董卓专政时代，文脉似乎更通顺些。《资治通鉴》以顾惜纸墨著称，为何在这里没注意到这点？
《资治通鉴》很多看似错乱的地方，实有深意寓焉。此处的“跑题”，是否也隐含了编辑者文字以外的深意？这段文字和前后两大历史事件相联系的线索是董卓。编者是否想通过蔡邕和董卓之间的关系告诉我们什么？读者不必着急，只需耐心阅读至下一卷，即第六十卷叙及蔡邕生命终结处，再回过头来理解这段文字，就会发现，这是《资治通鉴》编者为解析汉末形势留下的一则精妙伏笔。
对于蔡邕来说，不仅这次重入仕途和董卓有直接关系，最终他也因与董卓的这层关系而丧生。
董卓自中平六年（189）入洛乱政，胁献帝西迁，至初平三年（192）在长安被王允、吕布联手诛杀，前后历时三年。当刺杀董卓得手的消息传回王允居所时，蔡邕恰好在座。因谋杀董卓的计划是在王允、吕布的秘密策划下实施的，而一旦成事，无疑是当时政坛最具爆炸性的新闻。故对此毫无心理准备的蔡邕“闻之惊叹”。这本是正常人的一个正常反应，蔡邕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叹，叹丢了自己的性命。
听到蔡邕的惊叹声，王允勃然大怒，当即痛斥道：“董卓国之大贼，几亡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疾，而怀其私遇，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资治通鉴》卷六十）王允认为蔡邕的这一声叹息，是因感念董卓的私恩而表达的伤痛之情。所谓私恩就是前文提及的，蔡邕是在董卓的直接关心下重入仕途的，并且晋升迅速。王允由此断定，蔡邕同属董卓逆党，不由分辩地将他打入大狱。
蔡邕这几年与董卓相处不错是事实，若要给蔡邕戴上一顶“逆贼”的帽子，则是莫须有。蔡邕最初也嫌恶董卓的名声，但慑于其权势而不得不加盟，其间曾设想逃亡而被弟弟劝阻。在和董卓的交往的过程中，蔡邕用自己的方式弥缝于权臣与王室之间。比如，曾经有人为了取媚董卓，劝董卓模仿姜太公，自称“尚父”。董卓犹豫未决，咨询于蔡邕。蔡邕答以“愚意以为未可”，董卓因而作罢。初平二年，长安地震。古人重灾害，强霸如董卓者亦难免惊恐，遂就教于蔡邕。蔡邕以为，这次地震是由“阴盛侵阳，臣下逾制之所致”，阴气代表大臣，阳气代表君权，强臣压制帝王这一人世现象感应天地，导致地震。并随即举出了一个董卓逾制越分的例子。当年春天郊天大礼，董卓为汉献帝的车驾作前导，但董卓没有坐符合大臣身份的车，而是用了皇太子、皇子才能乘坐的“金华青盖车”。这在礼制上当然是非常严重的僭越。因为有这样的事，所以才会引发地震。听完蔡邕这番话，董卓赶紧把车子换成“皂盖车”，这是一种符合二千石、中二千石身份乘坐的车子
从上述两个例子来看，蔡邕维护汉室的政治立场鲜明，只不过他同时得到了董卓的信任。而董卓对蔡邕的很多意见，居然能倾心接纳，也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文人重情感，对于一个长期共事，且还算能尊重自己意见的人，即便他身负万千罪孽，当意外得知他死于非命时，也难免扼腕叹息。故我们可以将这一声叹息，看作是蔡邕的性情流露。但王允也正是根据这声叹息，将他划入了“董卓反动势力集团”。
蔡邕下狱后，四方援救辐至。为蔡邕求情的理由集中在两点：一，蔡邕身为名士，极具人望，因为这点小事杀他，不利于政府形象；二，蔡邕是编修东汉历史的最佳人选，杀之则汉史难续。汉灵帝时，蔡邕曾与卢植等当世大儒共同供职于东观（东汉宫廷庋藏、校勘典籍，并负责历史著述的机构），撰补《后汉记》，后因遭世流离而未能竟章。此番得罪王允后，蔡邕自己也在狱中上书陈情，表达了“愿黥首刖足，继成汉史”的意向。谁知，正是“继成汉史”这一点，再次触怒王允，促使这位政界大佬发表了一通中国史学史上著名的言论：“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资治通鉴》卷六十）把司马迁的《史记》评作谤书，即典出于此。王允不仅把修纂历史看作是无意义的事，甚至认为这是有害的。最终，一切都未能挽回王允戮杀蔡邕的决心。不久之后，蔡邕即死于狱中。蔡邕的死，引发了另一位学问大家郑玄“汉世之史，谁与正之”的感慨。郑玄，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经学家，用怅然若失的语言伤悼同时代最优秀史才的无妄之死，意味深长。
通过蔡邕事件，大臣马日磾对王允的未来也作了一个预判：“王公其无后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资治通鉴》卷六十）执一己之固见，杀善人，废国典，对舆论毫无敬畏之心，如此作派，马日磾认为王允维持不了多久。
奸臣与忠臣
马日磾不幸说中了。蔡邕之死，给了各类和董卓有着或深或浅关系的人很不好的心理暗示。就当时形势而言，光杀董卓，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还有很多遗留问题亟待妥善处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董卓旧部。旧属董卓的将领们，有鉴于蔡邕之死，难以自安。而在蔡邕问题上果断冷酷的王允，在处理更为重要的董卓残余势力的时候，却犹豫不决，措置失当，最终引起董卓余部暴乱。不仅自身人亡政息，也把东汉王朝彻底带进了死胡同。
王允本来有充分的时间和手段处理董卓遗留问题，但机会被一次次浪费。有人建议以朝廷名义发布诏书，赦免董卓旧部，以起到安抚作用，王允先诺而后悔。又有人建议派宿将整编董卓旧部，为朝廷所用，王允也没接纳。吕布建议，干脆杀尽董卓余党，王允又觉得太残忍。
对那些董卓的老部下们来说，董卓被刺的消息无疑是晴天霹雳。最初的时候，他们同样心神不宁，完全弄不明白朝廷手上有什么牌，接下来又会打什么牌。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可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如此巨大的恐惧感，前路渺茫叵测。于是有部分将领主动跑到长安，请求朝廷赦免。但这些包裹着畏惧之心的和平请愿却被王允以“一岁不可再赦”的理由挡回，当年新春皇帝已经发布过一道大赦诏书，一年之内不能有两次大赦。此时，王允所体现出的在政治上的顽固与短见，与处理蔡邕事件时正同，所不同的是，他能成功逼死蔡邕，却拿不出良策应对这些兵匪。
时间在慢慢流逝，那些无法洗脱“董卓余孽”烙印的人们，都感觉头上悬着一把刀，随时可能掉下来。而朝廷始终没有公布如何处置董卓余部的方案。与此同时，朝廷将尽杀凉州人（董卓是凉州人，其部众也多为凉州人）的谣言哗然四起。谣言让他们联想到了蔡邕的遭遇。连蔡邕这样的人，都能因为一声叹息而枉死，董卓旧部余党更是人人不能自安。于是这些人由失措而惊恐，由惊恐想到了铤而走险。属于董卓阵营的谋士贾诩登高一呼：“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资治通鉴》卷六十）军队一路向长安，到达长安城下时已经集结了十万人。长安城应声而破，王允也在这场变乱中被杀。接下来，比董卓素质更低的军阀们开始把持朝政，相互攻伐。所以，王允杀董卓，并没有终结历史的糟糕局面，而是让糟糕走向了更糟糕。而这一切，马日磾似乎在蔡邕临死的那一刻就已经预料到了。
这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穿插在《资治通鉴》第五十九卷那两大历史事件之间的蔡邕小插曲，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让蔡邕在董卓专政之前出现，正是为了与下卷蔡邕之死相呼应。而以蔡邕生命中这最后几年的际遇为线索，牵出董卓和王允的比较。用老百姓惯用而又简单明了的两分法，董卓是奸臣，王允是忠臣。奸臣董卓让汉末形势变得糟糕，但他还容得下蔡邕。忠臣王允却容不下一个蔡邕。王允诬修史为作谤，体现出他的独断专横不亚于董卓。逼死蔡邕，则增加了董卓余党的疑惧心理，把他们推向了朝廷的对立面，这又体现了王允在政治上的短见。正是这种度量、局器，使得东汉历史在他手里变得更糟糕。看来忠臣并不比奸臣更可靠。
其实，董卓时代被迫加盟政府的名士，不止蔡邕一人。董卓秉政之初，即有人建议他“矫桓、灵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董卓接纳，随即派人着手从事“沙汰秽恶，显拔幽滞”的工作，征召荀爽、陈纪、韩融、申屠蟠四位处士。荀爽未及登程，又遣人就地拜为平原相，行至宛陵，迁为光禄勋。到任后视事三日，进拜司空。从被征召，到拜登台司，前后九十三天。这一经历与蔡邕三日之间周历三台很相似。陈纪和韩融也分别得到重用。只有申屠蟠不肯合作，董卓最终也没拿他怎么样，以七十余岁高龄寿终乡里。
董卓固然残暴专横，他征集这些名士，甚至不惜用一些强制性手段来迫使他们就范，但这一行为本身说明了，董卓内心深处有被主流舆论接纳的渴望。而这一心理成立的前提，是他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知道自己和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差距。虽然董卓这么做，本质上是想利用名士们的声望缓和舆论，收拢人心，和他的专制相比，只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董卓愿意这么做，说明在董卓的内心深处，对舆论是有敬畏的，他也知道这些名士的价值在哪里，所以他还要做点装饰功夫。董卓对待这些名士，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都让我们看到，他毕竟还是一个有所畏惧的人。一个有畏惧的人，总比毫无顾忌的人好。
董卓谋议废立之初，遭士人反对，卢植曾当廷予以驳斥，激怒董卓。董卓盛怒之下，意欲斫杀卢植。蔡邕等人出面解劝，卢植方得免。后袁绍起兵关东，以讨董卓为名。为避锋芒，董卓抛出迁都之议，又遭到公卿们的反对，杨彪、黄琬等当世名公纷纷起而责难。被董卓看重、欲委以副相国重任的朱儁，也因此事和董卓发生激烈争执。董卓以“卿勿妄言，且污我刀”，向朱儁发出威胁。但董卓的威胁，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当听到盖勋“昔武丁之明，犹求箴谏，况如卿者，欲杜人之口乎”的告诫时，还是不得不自抑谢过。最终董卓虽然依仗手里的暴力工具成功地把朝廷“驱赶”至长安，却也不曾靠杀戮持异议者来巩固己见。纵观这段历史，平时残暴成性的董卓曾对很多名士发出过的口头威胁，却始终不敢以刀枪杜绝人口。
反观王允则不同，“忠臣”身份的自我定位，使他有恃无恐，自信真理在握，不假他虑。故当年卢植得罪董卓，蔡邕能救；而当蔡邕自己得罪王允时，无人能救。如马日磾所言，刚愎自用，毫不顾惜舆情，杀善人、废国典，以正义的名义。
检查我们对这段历史的通常理解，董卓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王允因敢于冒着巨大风险勤王除贼而名垂青史。《三国演义》中还特有“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一回，以文学手法凸显这对忠奸矛盾。但就史论史，以蔡邕的命运遭际为标尺，衡量董卓与王允，又当作何论？看来品评历史人物，不能光看贴在表面上的忠奸标签。蔡邕在王允座上的这一声叹息，叹送了自己的性命，却也叹出了忠臣王允的原形，叹出了汉末形势无可挽回的江河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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