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品格在传统文化中的定位
司马迁是以一种惜英雄重英雄的笔触来表现项羽的“英雄品格”。《项羽本纪》载太史公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项羽虽然最终未能成就一代帝业，但是集结了当时各方诸侯势力灭秦并进行分封，已有主宰天下之实，故李德裕《项王亭赋序》曰：“自汤武以干戈创业，后之英雄，莫高项氏。”
项羽的精神代表了一种狂飙突进式的“英雄品格”，这种品格更透射出司马迁对人事与天道的思考，《史记·太史公自序》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关于“天人之际”，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史记（下）》一书中就说：“所谓‘天人之际’者，‘人事’和‘天道’中间应有一分际，要到什么地方才是我们人事所不能为力，而必待之‘天道’，这一问题极其重要。”
钱穆所讲之“分际”也是司马迁《史记》里所要探寻的规律。诚然，司马迁已注意到人在重大历史转折中的作用并非完美无缺的，故其对人事与天道的探索，便带有强烈的历史哲学的自觉思考，也往往夹杂着一股悲壮的力量，项羽无疑便是这种力量的代表，《史记》的宏大叙事之所以夺人心魄便在于这种具有强大张力的“英雄品格”。一方面，《史记》的“英雄品格”以项羽为代表，而司马迁用英雄之笔写英雄之魂，内在气质是相通的；另一方面，项羽的“英雄品格”的展现得益于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同时也是先秦侠义精神在汉初的延续，在楚文化的背景之下，这种品格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人们对英雄品格的欣赏与期待，实源于上古人们的普遍情感体验，故对于英雄品格与传统文化之关系的论述，有必要对英雄的原型加以梳理。
一、“英雄”之原型
按照意大利杰出的历史哲学家贾巴斯蒂塔·维科在《论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一书中对于人类发展阶段的理论观点，他把人类的历史分为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并且认为就是如此的周而复始。人类历史是否如维科所言的“周而复始”暂且勿论，但从神的时代次而英雄的时代再次而人的时代的观点，可以看出英雄气的渐趋弱化，因为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上古神话诸神幻化出的神奇力量，实际也就是英雄品格的原型。荣格认为：“原型指的是上帝的形象，通常与神话或神话故事有关，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人类在最远古时期共有的某些意象或形象。”又认为：“原始意象是一种记忆的沉淀，一种铭刻。它由无数类似的过程凝聚而成。它主要是一种凝结或沉淀，因而是某种不断发生的心理经验的典型基本形式。因此作为一种神话主题，它是永恒有效地、持续不断地或是为某种心理经验所程式化的表现。”英雄原型便是这种人类原始意象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被固定化的品格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上古神话中存在着许多具备英雄品格的神或人神同体，《淮南子·览冥篇》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女娲补天的事迹蕴含着古代圣贤的献身精神，但显然还未及邢天舞干戚及夸父追日之悲壮，而这恰是后世英雄品格的重要特征。《山海经·海外北经》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山海经·海外西经》载：“邢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这种悲壮的抗争与献身精神，往往是先民们对于英雄品质的朴素要求，这是因为“在神话学中，先知总是以承受苦难为代价的……英雄就是承担灾难为人类造福之人。”
除了这些人格化的神话英雄之外，氏族始祖英雄也是华夏民族认同感的精神纽带，伏羲氏、神农氏、尧、舜、禹等人物同样具有上古神话人物的英雄品格，这些英雄神性已渐趋弱化。《史记·五帝本纪》曰：“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当人们怀疑神的力量的时候，能够带领人们征服自然、解决生存问题的领袖型人物的出现，自然便成为人类活动中的英雄，而神的象征意义便转由英雄人物代替了。换句话说，英雄的原型实际是神在人们心目中的逐渐下移。
东汉班彪所作的《王命论》，是最早出现“英雄”一词的典籍，其曰：“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在班彪看来，协助刘邦定鼎天下的文臣武将都可称为英雄。三国时期，刘劭这样解释“英雄”的，其云：“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由此可见，古人认为英雄或武艺超群，或运筹帷幄，或才能卓异，这些都是英雄的标准。
春秋战国时期是英雄的时代，作为承继战国纵横家余绪的秦末汉初，自然也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项羽便是这个时期的典型。武帝前，汉代的统治思想是以黄老为主，司马迁在作《史记》的过程中明显带有先秦战国的纵横遗响，所以，《史记》在叙述那些攻城拔寨或运筹帷幄的历史人物之时，饱含着的是一种欣赏的热情，这种英雄品格自然而然的在人物传记中显得那么震撼有力。
“英雄品格”在《史记》中的表现，以《项羽本纪》最为突出。对于项羽，李贽曰：“（西楚霸王项羽）自是千古英雄。”（《藏书》目录批注）项羽的“英雄品格”之所以为人们千古传颂，一方面是其灭秦之主力的过程中的神勇，项羽无形之中为刘邦后来定鼎天下扫清了障碍，郝敬于《史汉愚按》卷二中曰：“羽与高帝并起，灭秦之功略相当，而羽以霸王主盟，尤一时之雄也。”另一方面是其本人的天生神力，勇猛势不可挡。《史记》刻画项羽的这一“英雄品格”主要集中在斩宋义、巨鹿之战，故明代唐顺之评价巨鹿之战为“项羽得意之战，太史公最得意之文”（《精选批点史记》卷一）实不为过。然而，项羽英雄品格能够得以彰显与古代史官精神有着密切关系。
二、“英雄品格”与史官精神
范文澜于《正史考略·绪言》中认为：“史官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干。”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得益于史官文化的接续，这个过程中，有些史官不顾个人生命以换得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秉笔直书是史家高洁品格的人生取向，或者可以这么说，秉笔直书的精神就是史官文化的主干，由此衍生出的史官精神便显得枝繁叶茂，这种精神同样是一种“英雄品格”。如果说司马迁将项羽置于本纪之中是出于尊重历史事实，那么把《项羽本纪》放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就需要极大的勇气了，如此说来，司马迁继承了先秦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与项羽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在内在精神与气质上是共通的。正是因为有了史官精神的传承，才有了项羽英雄品格的再现。
古之良史，秉笔直书，对君王的施政和个人行为有一定的约束作用，《汉书·艺文志》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古代君王主宰天下苍生之存亡，所以慎其言行，不仅仅是出于史官对其举动每每必录，更多的是史官的秉笔直书的传统得到了历代人们的认可，往往人格情操一旦形成一种群体品质，就会形成一种普遍性的道德压力。《周书·柳虬传》有评：“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董狐及齐史开中国史官宁死不屈的秉笔直书传统，尤其是齐太史的事迹，更折射出悲壮之气，崔杼连杀三名史官也未能动摇史官们直书其事的信念，甚至“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无怪乎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赞曰：“辞宗丘明，直指南董。”这已经不单单是一种个人品格的体现，而成了一种文化种子并扎根发芽了。
司马迁对于项羽这样一个争议较大的历史人物，给予了客观的肯定，并从字里行间透露出对项羽英雄一面的赞颂，这要得益于史官精神的高风亮节情操的传承。实录之难，刘知己《史通·曲笔》就说：“世事如此，而责史官不能申其强颈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是故张俨发愤，私存《默记》之文；孔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避祸，幸获两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为此，司马迁多借楚汉之争中多位历史人物之口来评价项羽，这实在是一件既考量气节与勇气的难事，《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曰：‘项王喑哑叱咤，千人皆废。’”。
如果说借他人之口讲还是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太史公曰”就足以说明司马迁的史官精神了，《史记·项羽本纪》载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候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这段材料，可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令人叹服太史公之勇气，将项羽与上古圣皇相提并论，首肯项羽灭秦之功，若论天下英雄，实与项羽相匹，在古代社会发此振聋发聩之言语，实为真正之猛士；二是汉武帝竟然可以容许司马迁以如此口吻来叙述刘氏政权曾经的最大争夺者，此后汉代皇帝也未曾对《史记》进行大面积的改动，多少让后世感到些许欣慰。刘知己《史通·原道》曰：“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正直者，人之所责也，而君子之德也。”虽然司马迁惨遭李陵之祸，但是并没有为了迎合刘氏政权而改变其修史的初衷，此等德行就足可彪炳史册，光耀后世。
从这个角度来说，项羽的英雄品格之所以能够得到彰显，是在传统史官文化精神的大背景下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是与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气节密切相关的。吴见思一针见血的指出：“项羽力拔崇山气盖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公亦以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史记论文》第一册《项羽本纪》）
史官精神在司马迁身上透射出的是一种积极浪漫主义者的人生理想，这一点在项羽身上同样得到全面的阐释，对于司马迁与项羽两个人的人格精神的评价，李长之的评价是有相当的代表性，他认为：“他（项羽）是浪漫精神的绝好典型。他的魄力和豪气就是培养司马迁的精神的氛围，他的人格就是司马迁在精神上最有着共鸣的！”就此而言，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理想与项羽发出“彼可取而代之”的气魄便是这一评价的绝佳注脚。
对于建立起可称之为一“家”之学术体系，目的正如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所言：“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徵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史官文化自上古以来，便如刘勰所讲，是为盛衰兴废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巫史渐渐分离之后，这种职能越发重要。
中国历来便重视修史，是一个史学传统非常发达的国家，史官的产生与巫祝的出现是同步的。随着巫史职能的渐渐分离，史官的设置成历朝历代必不可缺的职位，其建置可上溯至上古时期。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云：“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十一亦云：“史官肇自黄帝有之，自后显者，夏太史终古，商太史高势。”后人对于史官的产生与设置多有据相关史料加以推测的成分，但多认为上古时期巫史不分，这在《国语·楚语下》便有了详细的说明，其曰：“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兴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作为史官前身的巫，在上古社会的政治生活当中的作用是为统治阶层提供决策导向的，而随着所谓天官地官沟通神明的的作用渐以下降，其史官的地位便慢慢得到贵族阶层的重视。
司马迁在叙述自己家族的发展过程时，主要也是根据《国语》的记载而加以发挥，《史记·太史公自序》：“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修史不仅是为了完成司马谈的遗业，更是因为司马氏家族世代担任史官，是出于家学传承的责任。
司马迁回顾先祖于上古时期累世典章国史，功名显赫，带有一种家族荣誉感的自豪，盖因史官自古以来地位重要。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便指出：“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实际上，史官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一定体现在职权方面，更主要的是史官属于博览典籍，才学出众的阶层，司马迁的自豪感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学术责任，刘师培《补古学出于史官论》指出：“盖古代之尊史官，非尊其官也，尊学术耳。古代学术以天文术数为大宗，而天文术数亦掌于史官，此史职所由尊也。”是故，司马迁是以周公、孔子为榜样来激励自己的，《太史公自序》曰：“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又《史记·天官书》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对于《史记》，司马迁的定位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充满了信心，甚至可以说是激情洋溢的，是史家理想的高扬。所以，《史记》的历史人物，特别是英雄人物，在人生理想与个人品格方面与史官精神是共通的。
《史记》“英雄品格”与史官精神的共同追求是宏大的人生理想。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的气概与项羽“彼可取而代之”式的豪情壮语，都是人生理想的张扬，内在气质是相通的。对于“成一家之言”，白寿彝的观点是：“他们父子（指司马迁父子）有一种共同的思想感情，就是要把家族的‘家’跟作为学派的‘家’统一起来。当然，我们更感兴趣的不是第一个‘家’，而是第二个‘家’。”早在白寿彝之前，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一文中就指出：“迁《报任安书》云：‘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亦云：‘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由此观之，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由于《史记》承载着是探寻天道与人事，古今成败兴坏，所以司马迁并不希望这一部书沦为“近乎卜祝之间”（《报任少卿书》）的文化水平。史只是司马迁用来反映社会兴衰的手段，最主要的是借助叙述历史来表达个人理想，这才是司马迁真正所要达到的目标。当然，后世学者多解析司马迁是为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主观上未必这样，但客观上也确实如此，只是这一体系是通过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的叙事来实现的。
三、“英雄品格”与楚文化
中国的文化传统自先秦始便有南北之分野，北方文化主要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其文学代表自然是《诗经》，南方文化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其文学代表无可厚非便是《楚辞》。孕育了《楚辞》的楚文化不仅是南方文化的象征，更有着与中原文化分庭抗礼的强大自信心，《楚世家》记载：“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
中国。’于是楚地千里。”在得到周天子的认可之后，楚文化的覆盖范围实际上可与中原相匹敌了，就算与中原政权发生冲突，楚人也表现得相当自信，也不耻于以蛮夷自居，这种心理状态实与文化的自信有密切之关系。同样是在《楚世家》就记载到了周夷王时期，王权衰微，诸侯不朝，相互侵伐，楚人先祖“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至此，说明远在周朝时期，楚地政权日益强大，已有了逐鹿中原之势，楚人虽自称蛮夷，与其文化独成一体有关系，古称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者，皆出于文化之角度，是相对于中原文化而言。对于楚文化，鲁迅有独到的见解，他说：“楚虽蛮夷，久为大国，春秋之世，已能赋诗，风雅之教，宁所未习，幸其固有文化，尚未沦亡，交错为文，遂生壮采。”鲁迅论学术有其独具慧眼之处，往往一两概括之词便能生发诸多内涵，论楚文化，其言“壮采”，可谓精义。
项羽之英雄品格与楚文化的“壮采”是有一脉相承之关系，楚文化的自由奔放、浪漫、率真自我在项羽身上得到了完整诠释。这里讲的楚文化，指的是先秦时期区别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化，秦并六国之后，随着汉王朝建立特别是汉武帝恢复郡县制以后，楚文化已经融入了中华文化的大流之中，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项羽的英雄品格源于楚地自由奔放的积极进取精神，作为楚将之后，《史记·项羽本纪》云：“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项羽的性格不能不说便是楚文化的代表之一，故李长之曰：“我们不妨从楚文化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说起，那就是项羽。”将项羽视为楚文化的最后一个代表，说明项羽的身上有着浓重的楚地精神，当然包括被李长之称为“狂飙式的青年精神”。这种精神是在《史记》中有着众多的人物典型，个体的如李广、魏公子无忌、陈涉、吴广等人，群体的有游侠、刺客、滑稽家等，这些历史人物身上都闪耀着楚地人文之光，司马迁选择大量的楚人作传，从侧面可以反映出汉代之前楚人多才，楚才遍地。范增初见项梁时，就引用了当时流行的话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尽管这种口号有着动摇人心的用意，但还是可以看出楚文化在当时的认同感有着广泛的基础，乱世之中往往是开放暴发的理想主义更能催生人的反抗意识。高歌猛进的气概成了项羽的品格符号，史尧弼于《莲峰集》卷七《项羽论》中评价：“项羽有盖世之勇，……竭力转斗以窘高祖，屡战而屡利志，不胜而愈不止，此其意谓与我争天下者惟刘季一人耳。”与高祖相较而言，项羽锋芒毕露，勇厉之气溢于言表，似骚人之天马行空，与诗人相似之处在于，英雄让人痛快淋漓，催人奋进。
大凡可称英雄者皆有浪漫率真之精神，楚文化本身便有这种传统，楚人追求宏大壮丽的思想在汉初表现得尤为明显，李长之先生认为：“汉代文化并不接自周、秦，而是继承于楚、齐。周、秦文化是数量的、科学的、理智的、秩序的、凝重的，总而言之，是古典的；而楚，齐文化则是奔放的、飞跃的。轻灵的、流动的、想象的、奇丽的，总而言之，是浪漫的。所以汉文化的基本特征是自由浪漫的……总之，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是那个时代共同的情调。”司马迁对楚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关注，漫游汩罗江，作《屈原贾生列传》真挚动人，其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的精神是楚文化诗性浪漫的象征，相较而言，项羽未可入骚人之列，其英雄气却未显粗，不露俗，垓下之战，楚歌四起，霸王别姬之曲，左右闻之俱泪下。由此可见，项羽既有攻城拔寨之气魄，也有楚人豪气深情的一面。
楚文化有忧世伤怀的“悲情”特点。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云：“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屈原作品博大浩翰，飘渺云端，《九歌》、《招魂》本为娱神之曲，却于乐中含悲，盖因屈原本多哀民生国事之艰。宋玉《九辩》云：“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承屈作之余绪，肇千古文人悲秋之端。降而汉代，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史记》于奇幻深情之中亦发悲天悯人之感，与屈宋的思想多有共鸣之处，其人物形象多具悲剧美，如魏公子、贾谊、李广、荆轲等人，当然包括项羽，而司马迁的人生同样也是悲剧的。施章于《史记新论》云：“司马迁崇拜的是为人类的正义而奋斗的人物，同时也可以看出司马迁的人生观是一种奋斗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就是形成他的悲剧人生的根芽。”司马迁的悲剧人生使得其笔下的英雄人物往往带着悲情色彩。对于项羽的英难一生与悲剧人生的叹惜，后世多有感慨，郭嵩焘于《史记札记》卷一中曰：“项羽为人磊磊有英雄气，然苦少深沉之量，是以终身无成。”李清照亦诗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的悲剧超越了诗家的浪漫，体现的是人生悲剧的壮美。
四、“英雄品格”与侠义精神
项羽的英雄品格是先秦侠义精神的余响，其最重情崇义，这也是先秦侠者之人格理想。侠的出现，是社会失衡、动荡不安时期的产物，当为士阶层演化而来的其中一支，顾颉刚在《武士与文士的蜕化》中说：“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谓之‘君子’与‘都君子者’，犹曰‘国士’，以表示其贵族之身份，为当时一般人所仰望者也。”先秦纵横家与侠士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纵横家作为士阶层，其流变派分出谋士与文士，正如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卷三中指出：“纵横者，词说之总名也。苏秦合六国为纵，张仪为秦散六国为横，同术而异用，所以为战国事也。既无战国，则无纵横矣。而其学具存，则以兵法权谋所参互，而抵掌谈说所取资也。是以苏、张诸家，可互见于兵书（原注：《七略》以苏秦、蒯通入兵书。）而邹阳、严（按：即庄安，避东汉明帝讳改称严安）、徐（按：即徐乐）诸家，又为后世词命之祖也。”章学诚未说明侠士是否派生于纵横家，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记录纵横家之言论的《战国策》，就会发现纵横家除了分化出策士及文士外，先秦的侠义精神也体现于纵横家之中，如聂政、荆轲、鲁仲连等人物形象。熊宪光便认为：“纵横家流变于后世，主要派分为三支，即分别流为谋士、侠士、文士。”谭戒甫在《墨经分类译注》中云：“士，最初本是一种耕田而又作战的氏族成员，后来，不耕遂称武士，成分是在士大夫和农民之间。”实际上，至战国时期，侠士已经是以一个有着鲜明形象的阶层出现在社会之中了，并常被冠之以“游侠”，吕思勉先生将之概括为“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可谓精辟。
武帝之前，游侠行为仍然盛行于庙堂和江湖，就连刘邦本人都保留着任侠之气，《汉书·党锢列传》载：“及汉祖仗剑，武夫勃兴，宪令宽余，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仇，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刘邦立国之后，纳侠养士的风气似乎令新生的汉王朝回到了战国时期的政治局面。《汉书·游侠传》史载“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鹜于间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显然，这种拥士自重的政治博弈对中央集权统治是一个极大的威胁，经过汉初的短暂过渡之后，到了汉武帝时便开始打击游侠行为，《史记·卫将军膘骑列传》可看出武帝的态度，他说“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
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至此，游侠绝于庙堂而隐入江湖，汪涌豪先生认为“汉以后，散在民间的间巷乡曲之侠几乎无代不有，后人很难考知他们的行迹”。实际上，自先秦以来的侠义精神已深深渗入传统社会的肌体中，且常以英雄之面目出现，侠的最高层次是英雄，是为社会大众甚至后世所尊崇的品格。
在中国的历史上，项羽无疑是英雄的象征，是一种符号，一定程度上是司马迁人格理想的寄托。考察司马迁对游侠的态度，将其与项羽的英雄品格作一比较，可以发现项羽的英雄品格源于先秦侠义精神，司马迁对项羽冲破一切阻碍的英雄品格的赞赏与其对游侠精神的认可可谓殊途同归。
司马迁虽然在《游侠列传》中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但在《太史公自序》中谈到《游侠列传》的著述动机时却肯定了侠之“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德，义者有取焉。”《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评价项羽是“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滋泣分食饮”。司马迁认为侠的品质应该是救人于危难之中且是有义之人，有义之人必有恻隐之心，项羽虽然在起义的过程中杀宋义、逐义帝而自立、坑杀秦兵等暴行，同时他又有这种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多少带有游侠之至情至性的一面。项羽的英雄品格可视为先秦侠义精神的余响，是先秦侠义精神在秦末汉初的映照，同时也是与司马迁之人格精神相匹配的。
首先是“敢犯颜色以达主义”的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曰：“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在司马迁笔下，这种精神是其最为赞赏的，司马迁所欣赏的品格也是其本身所具备的。这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敢于直言进谏的卿相，如袁盎、冯唐、张释之、汲黯等人；一类是豪气干天，心谋天下，以国家安危为己任，如项羽、韩信、李陵等人。《史记·项羽本纪》曰：“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此气度非年少轻狂之妄言，项羽“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这里所讲的“才气”当指其英雄气概而言。其次，侠之重情义的精神在项羽身上也是有所体现，两军对峙，项羽以烹刘邦父亲相威胁，奈何高祖以“我和你曾经结义，我父亲就是你父亲”，更甚者要“分爹一杯羹”，这就为后人奚落、批判刘邦无耻的一面提供了例证，殊不知此为高祖智高一筹之体现，这里我们尚不分析其中原因，实际上从项羽的角度来看，便可反映出其为人颇念旧情的品格，再如“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则更为感人至深。
刘邦与项羽都有任侠的一面，但后世评价却不尽相同，刘邦英雄品格的气势明显弱于项羽，究其原因，刘邦之任侠多市井气，项羽之任侠多贵族气，其虽败，却被后世誉为悲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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