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吴三国的灭亡根源
蜀汉、魏国、吴国，各自特点鲜明，也都走了一条不同于其他两个国家的路。
蜀汉，刘备建国之日起就充斥着派系斗争的矛盾，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秘密。刘禅继位时十七岁，还没有成年。尽管还没成年，但蜀汉在诸葛亮率领下走的是一条高度中央集权的路。或许有人会说诸葛亮是权臣，不是君主，蜀汉是走了一条权臣的路。不对，诸葛亮没有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后代或者同族，他始终视自己为一个臣子，他一直在替刘禅做那些刘禅本应自己做的事情，而且诸葛亮也没有利用这个权力为自己谋利，甚至他还为刘禅选择了两个绝对服从他的好臣子，蒋琬和费祎。实际上，如果不看诸葛亮的继承权问题，那么他比刘禅更像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皇帝。因此，蜀汉走的是一条高度集权的路，但是显然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回顾汉朝的衰落，不难发现汉帝国是自汉武帝以后盛极而衰的，而汉武帝则是高度集权的代名词，他对相权的控制和打压空前绝后，武帝一朝十三个丞相，只有一个得到善终，揽权的疯狂程度可以想象。
后诸葛亮时代的蜀汉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诸葛亮之后蜀汉不设丞相一职，尽管蒋琬费祎也都是军政一手抓的权臣，但是他们都很乖，不似曹操或东吴权臣一般把皇帝当做摆设。比如刘禅让蒋琬和费祎谨慎用兵，结果两个人果然很少主动出击。费祎去世后，仅仅有诸葛瞻、董厥、樊建等寥寥几人参与尚书台事务的记载。
诸葛亮给刘禅打下了一个太好的基础，集权集的十分彻底，以至于后诸葛亮时代的蜀汉没人具备造反的实力，或者即便像姜维一样具备了造反的实力，却不具备足够的号召力和声望。
蜀汉走中央集权这条路毕竟也是无奈之举。刘备出身卑贱，史书上找不到他任何的族人，除了刘表、刘璋等君主。而且刘备儿子也少，无法像曹魏和东吴那样扶植宗室来制衡权臣，所以蜀汉不得不走集权的路，避免权臣篡位的情况发生。
高度中央集权的蜀汉为什么会最先灭亡呢？深层次原因就是君主制最大的弊端，即“人亡政息”。因为国家命脉基本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这个人能力强，国家就强盛，这个人能力弱，国家也弱小。而且即便能力强如武侯这样的执政者，他死后也无法把他的能力传给继任者。所以说的俗一点，君主制国家“全靠幸生活”，国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祈祷他们历届领导人都英明无比，但这显然是痴人说梦。而且对于高度中央集权的蜀汉来说，他们甚至连一点良性的竞争都没有，凡是对执政者稍微有点威胁的个人或群体，都被扼杀在萌芽中，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李严。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看似团结成铁板一块的蜀汉最先灭亡是必然中的必然。
魏国走的路正好跟蜀汉相反，魏国一直在放权。自曹丕时代开始，魏国就主要形成了宗室和士族两大支柱。但是曹丕鉴于战国时期的兄弟残杀，因此对宗室十分忌惮，他整曹洪，整曹植，整曹彰，他的二十四个兄弟中，很多人都被或轻或重的惩罚过。
蜀汉没有宗室，而魏国宗室过多，所以魏国政权就十分合情合理的倒向了士族一边，这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但是毕竟曹丕、曹睿还具备一定的帝王之术，所以他们虽然严重依靠士族，却依旧安插准宗室进入高层试图对士族进行制衡。曹丕时重用夏侯尚，曹睿时重用曹真，尤其曹睿在临死前似乎意识到了士族对曹魏政权的严重威胁，所以他有意重新扶植宗室，但是他托孤的对象曹宇却并没理会曹睿的深意，坚决不接受顾命的重任，或许他是被曹丕对兄弟们的制裁吓到了吧。
此后，士族对曹魏政权的控制一发不可收拾，司马懿的高平陵之变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之后司马师换皇帝以及司马昭杀皇帝引发的两次淮南叛乱尽管动静很大，实际威胁却很小。究其原因，士族掌权是人心所向，当掌权者无法满足他们胃口的时候，士族会选择自己去做掌权者。因而从实际效果看，魏国其实是最先灭亡的国家，他非但不压制、不抵抗士族的夺权，反而双手奉上，既采纳陈群的九品官人法，又让最有实力的家族之一司马氏掌权执政。淮南三叛之后的魏国根本只剩下一个空壳而已。
但问题是，掌权的司马家族又如何解决他自己的矛盾呢？晋武帝司马炎首先要承担最大的责任，他并没有像曹丕一样吸取前人的经验，过于依赖宗室，但凡姓司马的，几乎都要封个王，给块地，发点人。他要么是根本不爱看书，要么是记性不好看过就忘，至少《史记》对汉初七国之乱就有很详尽的记载，司马炎为什么就不怕呢？
司马炎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就像一个素颜的美女，任由他去妆扮。他需要解决的矛盾也并不十分尖锐，士族取得了胜利，司马炎只需要解决好士族与平民的矛盾以及皇家与宗室的矛盾，晋国也至少不会仅仅50年就亡了（不算东晋）。
无论是七国之乱还是八王之乱，其结论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仅仅依靠一个群体参与国家行政是不稳定的，就像一条腿走路，碰到障碍就只能摔倒。
晋国的失败不仅是皇室决策的失败，也是中国人意识形态的失败，这个以后我们还会提到。现在让我们南下去江东，看看那里又发生了什么。
孙权面对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即到底依靠宗室还是依靠士族来维护统治？起初孙权是偏向士族的，他重用张昭，重用周瑜，重用陆逊等等一大批士族。但是司马懿的高平陵证变给即将离开人世的孙权打了一记重拳，此前的“二宫并阙”多年没有结论，其中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孙权徘徊在两派之间无法抉择，两派的支持者都有士族。然而司马懿在魏国所作的事情最终让孙权下定决心于死前一定要治理士族，防止高平陵证变在吴国重演。于是孙权对参与了“二宫并阙”的士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处理，陆逊死，朱据死，张休死，全寄死，顾谭流放……孙权很明显是以太仔党争为借口大力处理士族。
孙权对于身后的处理也费了一翻心机，五个顾命大臣：诸葛恪、滕胤、孙弘、孙峻、吕据，没一个是士族子弟。可见孙权在吸取了司马懿的教训之外，还特别对宗室十分警惕。诸葛恪和滕胤都是北方人，在江东没有根基，完全凭借孙权的扶植才能与全公主领衔的孙峻、吕据相抗衡，所以孙权以诸葛恪和滕胤为主，孙弘、孙峻、吕据为辅。而全公主代表的宗室又跟很多士族有姻亲关系，双方具有一定程度上相同的群体利益，又对诸葛恪等北方人形成了制约，避免他们成为权臣觊觎最高权力，所以这个权力制衡相当高明，也是三个国家中最适用、得体，并适应潮流发展的安排。
可是，这样一个“高明”的吴国怎么会判乱频发，最终被不十分“高明”的晋国所灭呢？这又是制度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只是可惜，晋国并没有从吴国的制度中学到任何经验。
诸葛恪、滕胤、孙峻、吕据，这四个人形成的是一个原始的元老院，也就是议会制的雏形，他们都是贵族或皇族，与同时期在西罗马帝国出现的元老院几乎性质相同。孙权死后的吴国，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国家，他出现了议会内阁制度的萌芽。但可惜的是，吴国这个“元老院”，或者说是“议会”比罗马帝国少了一样东西，这也是他最终无法取得成功的原因。
这个缺失了的东西就是——人数。传说中的罗马元老院最开始人数是100人，而罗马共和国建立的时候元老院人数则增加到了300人，他们都是皇族和贵族，共同参政议政。那么人数多怎么就成了关键因素？这在于权力均分后个体的弱化。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同一块蛋糕，10个人分跟100个人分有什么不同，当然10个人分的时候每个人得到的多，而100个人分的时候每个人得到的少。分权也是这样的道理。
吴国的“元老院”只有四个人，而且还明显的分成了两派，这就相当于两党执政，各自占有两个议员席位。可是假如搞阴谋弄死其中一个人，那么死者所在的派系实力将大幅下降，很快就将形成一派执政，一人权倾朝野的局面。假如把政权比作一块蛋糕，那么吴国“元老院”的四个人每人则占据四分之一，而这四分之一的权力对于政敌来说显然太诱人了，他会不惜沉重代价去打击政敌，争夺这四分之一。有个著名的经济学论调是这样的：当一笔业务的收益回报率达到200%的时候，人类就会不惜生命的代价去赚取，这就是为什么抢银行的人总是会有，这也是美国西部大开发时人们争先恐后的动力。四分之一的权力，对于每个当事人来说，回报率已经达到了100%，如果能把对方同党也拿下，那么回报率不就是200%了吗？
于是，吴国就爆发了孙峻暗杀诸葛恪的事件，也爆发了吕据反叛孙綝的事件，以及一系列针对当朝执政者的叛乱。
但是试想，如果孙权任命了20个顾命大臣，还有人会冒着生命风险去争夺这二十分之一的权力吗？恐怕不会太多了。况且即便这20个人同样分成两派，每派10人，那至少夺权的难度也增加了不少。
同样一件事，人数的多少成了决定性因素，人数少，那么干掉他的风险低、回报高；可是人数多了，那么干掉他的风险高、回报低。
当然，我们不可能期待两千年以前的古人就可以昂首阔步的走进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期待，有了议会制度萌芽的吴国，是不是能够给后来者些许启发，从而让后辈们不断改进，不断创造，从而在数百年后终于能够修成正果呢？
这是可以期待的，然后他却最终没有来。其原因似乎无法从那个时代找到，让我们跳出三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去发现，中国到底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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