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古钱
1。前话
东汉的两百多年以来货币经济大有衰退的现象出现，黄金的作用也更加减退。由于新莽币制混乱所招致的恶果令人民对货币已失去了信心，宁愿以实物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工具，比如“布帛金栗”。
早在汉光武帝于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复铸五铢前，刘玄的更始政权就在更始二年（公元24年）铸五铢，钱径24mm，穿径9mm。钱文中的“五”字交笔弯曲，上下横笔基本与两竖齐，“朱”旁上横笔圆折，“金”字尖呈一小三角形、四点长方形排列整齐。外廓从边到肉呈弧度向下，面无内廓，背内廓有一定弧度，微四决。铜质精良，钱肉平坦细密，所见的都是薄绿锈。陕西省西安市三桥镇就出土过写着“更始二年十月工缑岑刻”等字的五铢铜模盒一件更加证明其存世。
和西汉时的五铢比较，更始五铢文字从上到下呈楔形，这在西汉五铢少见；重文现象在西汉极为少见，更始五铢比例却不小，这应该和铸造工艺有关。和东汉常见的粗劣五铢比较，文字不规整，比划高度比较浅，和更始五铢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割据四川的公孙述就废铜钱而用铁官钱，是中国文献记载的最早记录，但到底模样是怎样史无记载，不过据百姓不满铁钱而流传的民谣“黄牛（王莽）白腹（公孙述），五铢当复。”来看，钱文应没书“五铢”二字，否则不会说五铢当复。
刘秀兴复汉室以后一反王莽的作风，厉行节约，所以到了明帝初年还是物价低廉，但明帝末年情况就不同了，政治腐败、开支增加，后来又不断对边疆用兵，弄得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不过这个时候钱币已经深入民间，即使政府要想限制钱币，也不能废弃它，只能是控制。
东汉所铸的钱都是五铢钱，这期间西汉五铢、王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还在民间流通。光武以后史书多不载铸钱的事，大概是因为钱币在以后的时期在形制上没有什么变化，既然都铸的是五铢钱，提与不提都是一样的。东汉五铢钱的特征主要是“金”字头较西汉五铢大些，“五”字交叉弯曲，“朱”字头圆折，中间直笔，两头较细。晚期的周廓及钱文都比较浅，钱径2。5cm，廓宽0。08cm，穿宽1cm左右，正面无廓，背有廓。钱文五“朱”字交笔弯曲，“朱”字头圆折。
建武五铢钱钱径2。5cm，重约3。4g，外廓较窄。“五”字交笔变曲，“金”字头较西汉五铢为大，四点较长，“朱”字头圆折，中间直笔，两头较细。“朱字头圆折”也成为东汉五铢的明显特征。
建武五铢行使后“天下赖其便”，但盗铸情况又随即发生，为保障钱制的稳定刘秀便任命第五伦为督铸钱掾。除了日后章帝光和年间（公元84-87年）一度废钱不用与桓帝曾欲铸大钱外，东汉币制稳定而又平淡。
建武以后的各期五铢较西汉各期的轻薄，钱径多在25mm，厚约1mm，多数约重3g，精致的有3。4g左右，外廓较窄，较规整的铜质为浅红色。还有很多记号钱，如星（一星或多星甚至是半圆点及三角点）、横画竖画（阴文十、阴文田）等，一般来说这些带记号的东汉五铢比不带的轻薄，铸工也较粗，字口浅平，铜质为黄色。
断代方面，除建武五铢有传世模盒外，明帝以后的很难区分具体年代，不过有洛阳烧沟汉墓群的分期来助判定。
更始五铢
及其铜范
东汉晚期大约是在桓帝以后，五铢已经开始败坏，很多劣钱开始出现，包括“剪轮”和“綖环”。“剪轮”是以东汉晚期的五铢钱，把完整的钱冲凿外沿一圈后而成，大型的直径为1。8cm，小型的直径为1。4cm。“綖环”大概是用东汉晚期五铢钱冲凿其外廓，钱文和“剪轮”一样都存在有“五”字的一半，“铢”字的“金”旁。五铢钱自西汉中期因经济萧条而出现磨廓五铢，剪凿铜钱到了东汉后期则大量出现，在古墓出土的汉钱中超过一半是这些劣币。这些五铢也同时品质低，铸工粗，铜质掺杂。但确实是大量的流通，仅1953年洛阳烧沟东汉晚期的墓群中就出土各型的磨廓五铢一千八百多枚、綖环五铢八枚。
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铸行四出五铢，所谓的“四出”就是钱幕从穿的四角各模铸一道线直抵外廓。外廓较宽，钱径2。5cm，重约3。4g。但它生不逢时，在卖官鬻爵极度腐败的黑暗时期面世，其时黄巾余波未平，当权者被社会舆论“窃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见，此钱成，必四道而去。”（见《后汉书宦者列传》），也因此被宦官视作不祥的凶兆，董卓入京后“钱果流布四海”。
2。董卓和刘焉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刘协入长安后铸小钱，据说不但将五铢钱销熔，连长安的铜人、铜马、铜乐器，还有秦始皇当年的“十二铜人”中的各重三十四万斤的十个也用于铸小钱的（其后符坚连仅余的两个也销毁，见《秦始皇本纪》注引《三辅旧事》）。肉好无轮廓，钱文字迹模糊，故称“无文钱”，却又想与以前重量的五铢钱那样在巿面中流通使用，仅在钱币中就可见其剥削。《古泉汇利集》卷五有无文小钱图，李佐贤调其钱疑是卓铸。
东汉时征税时有部分征收钱币和官员俸禄以钱代替米粮，与西汉时一样，货币经济还维持在较高水平，不过从史藉记载，皇帝赏赐臣下的钱币数量比西汉明显减少，有人做过统计，东汉时赏赐数量只有西汉时的三分之一。另外，西汉时准许可以用黄金或铜钱免去某范围内的罪，但东汉时已变成缣帛。不过最主要的分别是黄金应用上，西汉赏赐时是上百斤上千斤的，但东汉时只馀下几十斤，据统计，赐金总额只合西汉时的百分之二；每次平均额只有百分之二十二。（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两汉的货币》）黄金交易情况也一样大衰退。
磨廓五铢
剪轮五铢
綖环五铢
还未完全凿开的五铢
四出五铢（面）
四出五铢（背）
无文劣钱（有可能就是董卓小钱）
黄巾之乱后朝廷加重地方的权力包括兵权，但有野心的人包括宗亲刘焉却利用州牧之权拥兵自重，不但谮越天子之礼，更在四川当地铸钱，也就是所谓的“刘焉五铢”了。尽管没有明确的文献记录讲述刘焉父子实行过（《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提及过州宝货无求于外，虽然宝货在《周礼天官外府》周景王时大泉的名字，因此可以被引申，但钱币供应量充裕不等同直接铸币），不过在四川威远黄荆沟的三国时期钱币窖藏，从实物上却证实了他们父子确实铸行过，它们和蜀汉时的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同批出土，也再没有以后的任何时期的货币了。同时一坑五铢中，刘焉五铢多夹杂在东汉五铢内，且比例很少，出土量少过直百五铢。
“刘焉五铢”字文漫漶不清、多有流铜缺陷是其普遍现象，“刘焉五铢”与刘备的“直百五铢”不是同一个钱制体系，“蜀五铢”大概还有几个亚种。最标准的是一种有内廓的，还有一些虽然没有内廓，但文字和刘备早期的直百五铢在文字上如出一辙，有的穿上还有一横。此钱最大的特征就是钱文，似直百五铢，又似蜀五铢，其次是背，也似蜀五铢。另钱的直径、厚薄、穿孔等处都有细微差别。
刘焉五铢
3。曹魏
曹魏五铢到底是怎样的问题，众说不一，直到最近几年才被基本确定下来。中国钱币学会通过组织的研讨会对此有了基本结论，并在《中国钱币》发表了专辑论文。
这是一种压金压五面文的五铢钱。它承袭了汉制，完全是东汉晚期剪边钱或减重钱的翻版，外郭和穿孔间的地张较窄，轮廓这样相似所以也做成长久以来无法完全区分出来之因。而字文的“五”字和刘备铸造的直百五铢的“五”字非常相象，所以说明它们是同一时期的东西。部分五铢币上有星点划道和刻阴文。
还有一种魏晋时期的五铢被普遍认为就是曹魏五铢，只因一种背有廓的比较规整的“五朱”和魏五铢在制作上非常的接近。还有，在江西省南昌巿的高容墓（公元232-238年）中，里面不但有“五朱”，在那里最晚能确定年限的货币只有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而没有以后的其它品种，所以大概也就是汉末三国时的钱币了。
魏五铢穿大，钱文临穿处其一划叠压穿口和其成一線。钱文正面无穿郭、有外郭，背面穿郭和外郭皆有。钱径多在20mm左右，重约2g。字文字形长大，其书体分有转折，“五”字靠外廓两角不全，最明显的特征是“铢”字的“金”旁外为半个。此种形制似效法边廓不全的剪轮五铢，好像剪凿钱上加了外廓的五铢钱。铸工较差，轮多不磨锉和修整，存有毛边。具有许多魏五铢特征的五铢铜钱，既有形体和重量大五标准或小于者，甚至有异体、异书之钱。可能是铸造时间早晚不同或区域特征。
《晋书食货志》云：“及献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曹操任丞相那年就是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罢废董卓的小钱后复用五铢，但短暂的复铸还是无助改变货币经济的全面衰退，结果其子曹丕代汉为魏文帝后，便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正式颂令停用铜铸的五铢，也不是以白银或黄金作为本位货币，而是以谷帛为币，这也是魏晋南北朝的一大特色之一（有趣的是秦始皇也是于公元前221年废止战国时各国货币而统一行半两，第一次是进步第二次却是倒退）。但其后继位者魏明帝曹叡鉴于以谷帛为巿的弊病“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巿，虽处斩以严刑而不能禁也”越来越严重，在司马芝为首的大臣倡议下，于太和元年（公元227年）以韩暨为冶谒者，更铸新五铢钱。自铸造以后虽时废时用，但它在总体上变化还是不大，更没有出现虚值的大额货币，直到晋这种货币依旧在沿用。
魏五铢
五朱钱
4。蜀汉
直百五铢是刘备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所铸，据《三国志蜀书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所讲，刘备攻打刘璋之时曾与士众约定，假若事成后准许他们拿取府库之物，结果攻下成都后被将士取至军用不足，刘备为此而烦。结果刘巴向刘备建议铸直百钱平仰物价，更令官吏为官巿。刘备采纳后数月内国库变得充裕。
所以不只那些减重钱和剪轮、磨廓、綖环五铢是劣钱，像蜀汉的直百五铢和以后会讲及的孙吴大泉五百/当千/二千/五千这样的大钱一样是劣钱，刘备能短短数月内变得国库充盈就已是最生动的说明了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剥削的手段，因为他们实际重量与实际价值差距极度悬殊（根本不可能与相同数量的五铢等值），比董卓的贬值更严重，还好天府之国战乱较少一时还能承受。
“直百五铢”四字皆是篆书，早期的重厚的直百五铢钱径大约是26-28mm，重8-9。5g。如背上有模铸阳文“为”字，那是在益州犍为郡铸的标记。有的直百五铢背有阴文，有的没有文字。文字主要有：一、|、‖、川、＋、∧、田、吉、羊、日等等，直百五铢背有四出文的当是很稀罕的了。因四川缺乏铜矿，所以和公孙述一样也出现了铁质的直百五铢。随着经济的恶化，后期的减重钱钱径已降至24mm，平均重3。2g。
直百五铢不只能在四川境内出土，安徽省马鞍山巿的朱然墓、湖北省武昌任家湾吴墓都有其踪迹，也就证明吴地的是随贸易而流入。
2012年8月6日新疆库车县文物局首次透露，库车县7月中旬在县城一次棚户区改造工程中，发现大量古代钱币，统计后得知约14000多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此次万枚钱币藏有三国时期的“太平百钱”。这表明蜀汉透过蜀锦等交易买卖，货币还流通至龟茲等西域各国了。
蜀汉后期在铸币时省略了“五铢”二字，也就成了直百钱。“直百”二字横左读，有传形，钱很杂乱所以很可能是民间铸的。钱径大的一般是1。6-1。9cm，重约1。4g克；小型的1。3cm，重0。5g。
《晋书食货志》云：“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孙吴的大额虚币当时还未铸行，所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平荆州所赏锡的大钱根本不可能是还未铸的大泉五百等，空名的对象当时也只有可能是直百五铢了，大概是孙权拿取荆州仓库的钱赐给吕蒙，至于那时是否已出现减重直百的情况就不太清楚。
直百五铢
刘禹锡在蜀先主庙里面提了一句“业复五铢钱”，《钱录》卷五：“顾烜谱谓昭烈铸传形五铢，盖五字居左，铢字居右，仿传形半两为之。”因此蜀五铢大概是和直百五铢同期并行的货币。
蜀五铢钱面有内外廓，体形较小，字的笔划较肥，钱径一般21mm左右，重约2。5g。有“五铢”二字左读的，蜀钱的“金”字有特殊的写法，这种写法是其它朝代所没有的，是蜀钱中的一大特点。按照现在的通行说法，刘备的五铢称为蜀五铢是按照刘焉父子的五铢模式制造的。这个可能性很高，当时刘备入川，假如重新定制钱币样式，那么势必导致动荡，而刘焉父子的长期经营令其在益州还是相当有市场的。倘若再引起地方豪族的动荡，那么刘备在益州的地位将很不稳固，所以可以反推其可能性相当大。
陶元珍在《三国食货志》中这样评论蜀五铢：“传形五铢不必为刘备所铸，当系直百钱行久多弊，故蜀铸此以救民困耳。五铢二字所以传形者，盖自值百钱行，五铢之观念不清，放变更五铢二字之位置，明五字在左铢字在右之钱，非仅直直百钱之百分之一也。《古泉汇利集》卷五有蜀传形五铢图，兹摹于次以供参考。”
刘焉五铢（左）和蜀五铢（右）
《隋书食货志》上提到南朝梁代百姓私下以古钱交易，其中包括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等。先说太平百钱，关于它的铸行者旧有四种说法：一是认为是年号钱，也就是东吴会稽王孙亮于太平年间（公元256-258年）所铸；二是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1年）益州刺史赵廞据蜀自立时所铸；三是认为是东吴在铸行大泉五百时的过渡；四是认为东汉末年盘据汉中的张鲁五斗米道政权所铸，道教宣扬的就是“太平”。
太平百钱流通广泛且数量不少，主要在四川出土，湖北和江苏等地也有，其中1955年在湖北省武昌巿的孙吴郑丑墓中不止出土了128枚太平百钱，还有纪年为黄武六年（即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的铅质地券。这就完全否定了第二个的可能性。其余三个猜测也很难同时解释何解在四川和江南同时出土。但到了1980年在四川省成都小通巷出土了一件太平百钱的铜范，再加上主要出土地区是四川，此钱应该就是蜀汉政权所铸。
面文有隶书和隶篆合书，钱文“太”字有作隶书“大”字或篆书“世”字、“钱”字有作“金”字。“大”字与莽钱大泉五十的“大”字近似、“平”字与莽钱一刀平五千的“平”字近似；“百”字和蜀汉直百五铢的“百”字相同（这也一定程度上证明它是蜀钱）。钱文字体工整方下，背纹有水波纹、两星等。小型太平百金有逆读者。
最早的世平百钱的和百字大篆写法的太平百钱（俗称羊角百）这两种钱存世极少，说明它们的铸造期很短。而且没有减重，重量（8-9g）和钱径大小（26-27mm）都接近初铸的直百五铢，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背面铸有水波纹。
随后铸造的太平百钱有所减重，太平百钱的“太”有隶书和篆书两种，但背面也有水波纹，他们的存世量比羊角百和世平百钱多，但又比以后的光背的太平百钱少很多。
光背的太平百钱存世量较大，而且有减重明显的小钱，且在三国晚期和晋墓葬中常有出土，说明它的铸造时间和流通时间都是比较长的。这种钱的背面角部常有一条线的出文。
从蜀钱越铸越小的情况来看，通常比减重的太平百钱还要薄小，钱径13mm，重0。7克。大小和重量与小直百相近的太平百金应是蜀汉政权晚期时所铸的。
世平百钱
大平百钱
至于定平一百以前也有是“五胡时成汉政权李雄改元晏平，国号‘大成’时所铸”一说，但1984年安徽省马鞍山巿的朱然墓就出土了定平一百，朱然死于吴大帝赤乌十二年（公元249年），成汉一说不攻自破。此钱钱文顺读，钱径12。5-17mm，重0。65-0。9g，名符其实的轻薄小钱。历来有蜀钱与吴钱两说，但吴大钱的钱径和重量与定平一百有明显差距，不过与蜀汉后期的小钱相接近，所以是蜀钱的机会较大。
关于定平一百的铸行时代，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定平一百铸行于“直百”之后，而张勋燎先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蜀汉钱币可以分作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四个字的；一种是从四个字的发展到两个字的，可能代表出现时间早晚的两个阶段。武昌任家湾东吴墓只见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而不见定平一百，可见定平一百铸于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之后，安徽马鞍山朱然墓中出土数枚定平一百证实它大约铸于蜀汉统治中后期。定平一百在安徽马鞍山佳山东吴墓以及浙江绍兴、江苏丹徒、河南安阳晋至南北朝的窖藏中也有出土却未在蜀汉墓葬中发现，特别是四川崇庆五道渠蜀汉墓出土直百五铢和“直百”钱，而独独不见定平一百，似乎验证了“由于铜料缺，一下铸得过小，以致刚一上市就人不乐用”这一推测。（《南齐书崔祖思传》曾记载：“刘备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可见在刘备时期铜料已是相当不足。）
定平一百
各期蜀钱的大小比较
5。孙吴
不过蜀的大钱相比起吴的话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上文提及过“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同样情况应用到孙吴日后的大额虚币则更加合适（该不会是抵制蜀汉的大钱政策而比她更上一层楼吧？汗）。早在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时周瑜就已劝孙权“铸山为铜”，说明了吴地当时有条件铸币，孙吴铸的这些大钱都是用青铜，并设立了惩治私铸的法令。
大泉五百是孙权于嘉禾五年（公元236年）所铸的，钱径约30-35mm，重约6-6。3g。钱文承莽钱大泉五十之文，书法则稍有不同，“泉”字中竖不断有别于莽钱，亦是吴泉的显着特征。外廓宽阔漫平，广穿，好廓较外廓为细。大泉五百的标准重量应是十二铢（见《通典食货志》）合今制8。6g，但出土实物与理论相差甚远，更有西晋墓出土的减重钱，币径仅18mm。大泉五百出土多在南京及邻近地区，两晋墓葬中也有出土。
《三国志吴书朱据传》云：“嘉禾中始铸大钱，一当五百。后据部曲应受三万缗，工王遂诈而受之，典校吕懿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于杖下。”李宝《全三国志平议》曰：“吕懿疑据实取者，盖当时有当五百及实钱之别。”连官府对大泉五百的态度也是认为这样的大额虚币不等同挂名数目的五铢钱，民间的态度自不用多言。
大泉五百
大泉当千是孙权纳谢宏之议于赤乌元年（公元238年）所铸，用以增加货币数量。钱大小不一，一般钱径38mm，重约14。5g；小型者径25mm，重约3。5g，与一枚汉五铢相当。理论上的重量是十六铢，但和大泉五百一样实物的却达不到。还有一种特别大形的，币径有44mm，但流传极少，应该是最早铸造的东西。后来直至赤乌九年，民间认为携带不便而不愿用（《孙权传》注引《江表传》的解释，但恐怕实际情况是民间极度反感这样大面额的虚币，政府迫于民间压力下而决定收回），于是孙权就下诏停止再铸，并将已经铸造的改铸成器物，民间私藏的官府按其值补回其输失。不过日后出土量还是很多，而且孙吴当时还是经济繁荣，一下子废掉流通量较大的“当千”可能会有困难，因此“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也有可能只是收回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而矣。
钱文多漫漶，篆书，四字旋读。“大”字以圆弧形为多，“泉”字廋长，中竖不断和上不接横，“当”字肥大而笔划方折。大型的大泉当千并不常见，减重的却经常能在三国两晋墓葬中出土。
1975年江苏省句容县葛村发现的孙吴铸钱遗址就出土了一批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的废品以及泥制的叠铸子范，这种泥范每层铜钱四枚，约有二十层，每铸一次可得钱百馀枚。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孙吴的铸钱水平已达到较高的程度。
大泉当千
大泉二千，史书对它近乎没有记载，据估计也是赤乌年间所铸。大泉二千在铜质、文字、气韵与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相同。钱文篆书旋读，钱径在33mm左右，穿径为12mm，重量只相当于大泉五百。面背皆有肉好周廓。大泉二千数量稀少，在淅江省黄岩晋墓、广东省广州和湖南省长沙均有发现。
大泉二千
大泉五千和大泉二千一样，在文字、气韵都和大泉五百与及大泉当千相近似。“大泉”与“千”三个字和大泉当千的这几个相同，“五”字又与大泉五百的“五”字相同。钱文篆书，背素。形体大小与大型的大泉当千相近，重量也相当于大泉当千的。存世量极度稀少，清代刘燕庭《泉苑精华》残册中就仅有其泉拓，近人邹安和戴葆庭各得一枚，邹安的那枚辗转间又归到程文龙手中；戴葆庭的已捐予国家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内。
邹安在民国初年所编的《艺术丛编专门名家》中着录一方魏晋年间的遗砖，砖中印有大泉五千的钱样。魏晋时烧砖爱用钱样作装饰，所以大泉五千虽然流通时间极短，但是曾经使用过的大额虚币。
大泉五千
6。后话
在三国中晚期的朱然墓能找到的钱币就包罗万象，绝大部分是以前汉的钱币，还有蜀汉直百钱、无文劣钱、魏五铢和吴大泉。大小重量、面值都非常的不统一，当时贸易到底是如何的兑换流通呢？莫非是用称量重量的方式来交换？这样的话也可能是蜀钱晚期越铸越小的原因之一，只因邻国孙吴的大额虚币面值至少也比直百高五倍，所以不太可能按面值的来交易，不然的话魏根本不可能与蜀汉和孙吴做贸易，亏大了。莫非是一个个的数？这样的话劣币驱逐良币，蜀汉还有人会用直百钱这些大额币而不用五铢来交易吗？那三国时吴境的墓能出土这样的大额币又是什么一回事？
但这段时间纵然有货币，但已经衰退得很严重：
《三国志魏书胡质传》注引《晋阳秋》曰：“质之为荆州也，威（质子）自京都省之……告归，临辞，质赐其绢一匹为道路粮。”
《三国志魏书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曰：“又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后生口家来赎，时价直六十匹。”
《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注引《江表传》曰：“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
《全晋文》卷145载《晋令》曰：“其上党及平阳，输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当绢一疋。”
《隋书食货志》曰：“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馀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
民间交易货物比方奴婢，用来衡量的是绢；旅行食宿的也一样可以用绢代币；估量身家不只也可以用，连官方的法令規定物价所值也一样这样，魏晋南北朝也就是货币经济全面衰退的年代。
《晋书食货志》曰：“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大钱就是孙吴大泉，是人们誇張它大如车轮；四文可能是蜀汉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沈郎钱是东晋沈充响应王敦作乱时私人所铸，铜质差的轻蒲小钱。
两晋时期大抵使用曹魏和以前的五铢钱、新莽大泉五十、货泉及吴蜀钱。这时布泉的地位已很重要。元帝过江，用的是孙吴大泉、新莽大泉五十、货泉、蜀汉的直百五铢、大平百钱和直百、定平一百，币制相当混乱。各地用谷制交易的很多。
相关推荐：
